保富法
个人日记
上 篇
俗话说：发财不难，保财最难。我住在上海五十余年，看见发财的人很多，发财以后，有不到五年、十年就败的，有二、三十年即败的，有四、五十年败完了的。我记得与先父往来的多数有钱人，有的做官，有的从商，都是煊赫一时的，现在已经多数凋零，家事没落了。有的是因为子孙嫖赌不务正业而挥霍一空；有的是连子孙都无影无踪了。大约算来，四、五十年前的有钱人，现在家产没有全败的，子孙能读书、务正业、上进的，百家之中，实在是难得一、两家了。
不单上海是这样，在我的家乡湖南，也是一样。清朝同治、光绪年间，中兴时代的富贵人，封爵的有六、七家，做总督巡抚的有二、三十家，做提镇大人的有五、六十家，到现在也已经多数萧条了；仅剩下财产不多的几户文官家庭，后人还较好。就我所熟悉的来说，像曾、左、彭、李这几家，是钱最少的大官，后人比较多能读书，以学术服务社会：曾文正公（曾国藩）的曾孙辈，在国内外大学毕业的有六、七位，担任大学教授的有三位；左文襄公（左宗棠）的几位曾孙，也以科学专业而闻名；李勇毅公（李鸿章）的孙子辈，有担任大学教授的，曾孙也多是大学毕业；彭刚直公（彭玉麟）的后人，十年前也有在上海做官的。凡是当时的钱来得正路，没有积蓄留钱给子孙的心，子孙就比较贤能有才干。其余文官比较钱多的十来家，现在后人多数都已经萧条了；武官数十家，当时都比文官富有，有十万、廿万银两的，各家的后人，也是多数衰落了；能读书上进的，就很少听见了。我家与晚清中兴时代的各大世家，或湘或淮，多数都是世代相交的关系，所以各家的兴衰情形，都略有所知。至于安徽的文武各大家，以前富有丰厚的，远远胜过了湘军诸人，但是今日都已经凋零败落，不堪回首了；前后不过几十年，传下来才到了第三代，已经都如浮云散尽了。然而当时不肯发财、不为子孙积钱的几家，他们的子孙反而却多优秀显达。最明显的，是曾文正公，他的地位最高，权力最重，在位二十年，死的时候只有两万两银子；除乡间的老屋外，在省中未曾建造一间房子，也未曾买过一亩田地。他亲手创立的两淮盐票，定价很便宜，而利息非常高；每张盐票的票价二百两，后来卖到两万两，每年的利息就有三、四千两；当时，家里只要有一张盐票的，就可称为富家了。而曾文正公特别谕令曾氏一家人不准承领；在他逝世后多年，后人也没有一张盐票。若是当时化些字号、花名，领一、两百张盐票，是极其容易的事情；而且是照章领票，表面上并不违法。然而借着政权、地位，取巧营私，小人认为是无碍良心，而君子却是不为的啊！这件事，当时家母知道得很详细，而外面人却是很少有知道的。《中庸》上面说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见乎。”文正公曾经对僚属（同事下级）宣誓：“不取军中的一钱寄回家里”，而且是数十年如一日无违誓言；这与三国时代的诸葛公（诸葛亮）是同一风格的。因此，当时的将领僚属多数都很廉洁；而民间在无形当中也受益不小。所以，为官者躬行廉洁，就是暗中为民造福；如果自己贪钱，那么部下将领官吏，人人都想发财，老百姓就会受害不小了。
《大学》上说：“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孟子》说：“为富不仁，为仁不富。”因为贪财与不贪财，关系着别人的利益和幸福；所以发财便能造罪，不贪财方能造福。世人都以为积钱多买些田地房产，便能够使子孙有饭吃，过得幸福，所以拼命想发财。今天看看上述几十家的事实，积钱多的，反而使得子孙没饭吃，甚至连子孙都灭绝了；不肯取巧发财的，子孙反而能够有饭吃，而且有兴旺的气象。平常人又以为不积些钱，恐怕子孙会立刻穷困；但是从历史的事实、社会的经验看来，若是真心利人，全不顾己，不留一钱的人，子孙一定会发达。现在我再举几个例子来说。
上海是这样，在我的家乡湖南，也是一样。清朝同治、光绪年间，中兴时代的富贵人，封爵的有六、七家，做总督巡抚的有二、三十家，做提镇大人的有五、六十家，到现在也已经多数萧条了；仅剩下财产不多的几户文官家庭，后人还较好。就我所熟悉的来说，像曾、左、彭、李这几家，是钱最少的大官，后人比较多能读书，以学术服务社会：曾文正公（曾国藩）的曾孙辈，在国内外大学毕业的有六、七位，担任大学教授的有三位；左文襄公（左宗棠）的几位曾孙，也以科学专业而闻名；李勇毅公（李鸿章）的孙子辈，有担任大学教授的，曾孙也多是大学毕业；彭刚直公（彭玉麟）的后人，十年前也有在上海做官的。凡是当时的钱来得正路，没有积蓄留钱给子孙的心，子孙就比较贤能有才干。其余文官比较钱多的十来家，现在后人多数都已经萧条了；武官数十家，当时都比文官富有，有十万、廿万银两的，各家的后人，也是多数衰落了；能读书上进的，就很少听见了。我家与晚清中兴时代的各大世家，或湘或淮，多数都是世代相交的关系，所以各家的兴衰情形，都略有所知。至于安徽的文武各大家，以前富有丰厚的，远远胜过了湘军诸人，但是今日都已经凋零败落，不堪回首了；前后不过几十年，传下来才到了第三代，已经都如浮云散尽了。然而当时不肯发财、不为子孙积钱的几家，他们的子孙反而却多优秀显达。最明显的，是曾文正公，他的地位最高，权力最重，在位二十年，死的时候只有两万两银子；除乡间的老屋外，在省中未曾建造一间房子，也未曾买过一亩田地。他亲手创立的两淮盐票，定价很便宜，而利息非常高；每张盐票的票价二百两，后来卖到两万两，每年的利息就有三、四千两；当时，家里只要有一张盐票的，就可称为富家了。而曾文正公特别谕令曾氏一家人不准承领；在他逝世后多年，后人也没有一张盐票。若是当时化些字号、花名，领一、两百张盐票，是极其容易的事情；而且是照章领票，表面上并不违法。然而借着政权、地位，取巧营私，小人认为是无碍良心，而君子却是不为的啊！这件事，当时家母知道得很详细，而外面人却是很少有知道的。《中庸》上面说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见乎。”文正公曾经对僚属（同事下级）宣誓：“不取军中的一钱寄回家里”，而且是数十年如一日无违誓言；这与三国时代的诸葛公（诸葛亮）是同一风格的。因此，当时的将领僚属多数都很廉洁；而民间在无形当中也受益不小。所以，为官者躬行廉洁，就是暗中为民造福；如果自己贪钱，那么部下将领官吏，人人都想发财，老百姓就会受害不小了。 宋朝的范文正公（范仲淹），他做穷秀才的时候，心中就念念在救济众人。后来做了宰相，便把俸禄全部拿出来购置义田，赡养一族的贫寒。先买了苏州的南园作为自己的住宅，后来听见地理风水家说：“此屋风水极好，后代会出公卿。”他想，这屋子既然会兴发显贵，不如当作学堂，让全苏州人的子弟在此处受教育，可使更多的人都兴发显贵，那样就更好了。所以就立刻将房子捐出来，作为学堂。他念念在利益群众，不愿自己一家独得好处。结果，自己的四个儿子都发达显贵，作了宰相公卿侍郎，而且个个都是道德崇高的楷模。他的儿子们曾经请求他在京里购买一所花园宅第，以便退休养老时娱乐，他却说：“京中各大官家中的园林甚多，而园主人自己又不能时常游园，那么谁还会不准我游呢！何必非要自己有花园才能享乐呢？”范文正公的几位公子，平日在家都是穿着布素衣服。范公出将入相几十年，所得的俸钱，也都作了布施救济之用，所以家用极为节俭，死的时候，连丧葬费都不够。照普通人的心理，以为这样太不替子孙打算了，谁知道这才是替子孙打算最好的法子。不单是四个儿子都作了公卿，而且能继承他父亲的思想，舍财救济众人。所以，范家的曾孙辈也极为发达，传到了数十代的子孙，直到现在，已经是八百年了，苏州的范坟一带，仍然有很多范氏的后人，并且还时常出优秀的子孙后代。世人若是想替子孙打算，想留饭积福给子孙，就请按照范文正公的存心行事，才是最好的方法。
再说元朝的耶律文正公（耶律楚材），他是元太祖（成吉思汗）及元世祖的军师，军事多数是由他来决策，他却是借此而救全了无数的百姓。因为元太祖好杀，他善于说话，能够劝谏太祖不要屠杀。他身为宰相，却是布衣蔬食，生活俭朴。他是个大佛学家，利欲心极为淡泊。在攻破燕京的时候，诸位将领都到府库里收取财宝，而他却只吩咐将库存的大黄数十担，送到他的营中。不久，就发生了瘟疫，他用大黄治疗疫病，获得了很大的效果。他也是毫无积蓄，但是他的子孙，数代做宰相的却有十三人之多。这也是一个不肯积蓄私钱，而子孙反而享大发达的证据。
再说清朝的林文忠公（林则徐），他是反对英国侵略以致于引发鸦片战争的伟人。他如果想发财，当时弄个几百万是很容易的事情。他认为鸦片贻害人民非常严重，所以，不怕用激烈的手段烧毁了鸦片两万箱。后来，英国人攻广东，一年攻不进，以后攻陷了宁波、镇江。清朝不得已，就将林文忠公革职充军，向英国人谢罪谈和。林公死了以后，也是毫无积蓄，但是他的子孙数代都是书香不断，曾孙辈中尚有进士、举人，至今日仍然存在显达者。数年前故世的最高法院院长林翔，也是其中的一人，而且道德亦非常的崇高。这又是一个不肯发财，而子孙反而大发达的证据。
再看与林公同一个时候发大财的人，我可以举几个例子：就是广东的伍氏及潘氏、孔氏，都是鸦片场里发大财至数百千万银两的。书画家大都知道，凡是海内有名的古字画碑帖，多数都盖有伍氏、潘氏、孔氏的图章，也就是表明了此物曾经在这三家收藏过，可见得他们的豪富。但是几十年后，这些珍贵的物品，又已经流到别家了。他们的楠木房屋，早已被拆了，到别家作妆饰、木器了。他们的后人，一个闻达的也没有。这三家的主人，总算是精明能干，才会发这样的大财。当时的林文忠公（林则徐），有财却不肯发，反而弄到自己被革职办罪，总算太笨了吧！然而至数十年以后，看看他们的子孙，就知道林文忠公是世间最有智慧的人，伍氏、潘氏、孔氏，却是最愚笨的人了。
上海的大阔老很多，我所认识的，也可以举几个例子：一个是江西的周翁，五十年前，我在扬州鄙岳萧家，就认识这位大富翁（当时的这两家同是盐商领袖）。有一天，周翁到萧家，怒气勃勃的，原来是因为接到湘潭分号经理的来信，说是湖南发生了灾荒，官府向他们劝募捐款，他就代老板周翁认捐了银子五百两，而周翁嫌他擅做主张，捐得太多，所以才发怒。那时他已有数百万银两的财富，出个五百两救济，还不舍得。后来住在上海，有一天，谭祖安先生（谭延闿，曾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与他同席，问他，如何发到如此的大富？他说，没有别的法子，只是积而不用。他活到八十多岁才死，遗产有三千万元，子孙十房分了家，不过十几年，就已经空了。其中有一房子孙，略能做些好事，这一房就比较好，但也是遭遇种种的意外衰耗，所余的钱也不多了。若是以常理来说，无论如何，每房子孙都有三百万，不会一齐败得如此之快；然而，事实上却是如此衰败。若是问他如何败法？读者可尝试着闭目想一想，上海阔少爷用钱的道路便能够明白，不用多说了。这位老翁，也是正当营业，并未取非分之财；不过心里悭贪吝啬，眼见饥荒，而不肯出钱救济，以为积钱不用是聪明。却不知道此种心念完全与仁慈平等的善法相违背，我若是存了一家独富之心，而不顾及他家的死活，就是不仁慈、不平等到了极处。除了本人自己受到业报外，还要受到余报的支配，也就是《易经》所谓的“余庆”、“余殃”的支配，使独富的家败得格外的快，使大众亲眼见到果报的昭彰，能够醒悟。
再说一家，是上海十几年前的地皮大王陈某，家中的财产有四千万银元，兄弟两房，各分两千万。一九二五年，我到他家吃过一次饭，他住的房屋十分的华贵，门前有一对石狮子，是上海所少见的。他的客房，四面的墙壁全部都装了玻璃架，所陈列的铜鼎，都是三千年的古董文物。有一位客人，指着这些古董告诉我说：“这一间房子里的铜器，要值银元一百五十万，中国的有名古铜器，有一半在此。”这几句话，正是主人最高兴听的。原来，一般富人的心理，就是要夸耀我有的东西都胜过其他所有的人。而道德、名誉、学问是钱办不到的，这些富人无可奈何，只好在衣服、珍宝、房屋、器具上争豪斗胜，博得那些希望得到好处的客人来恭惟奉承。在我见了他之后，不过才七年的时间，上海地价忽然惨跌，加以投机的损失，以致于破产。陈家的古铜珍宝、房屋地产，一切的一切，都被银行没收变卖，主人也搬到内地家乡去了。
再说一个实例，就是上海哈同花园的主人，近日报纸上常有讥讽的评论：说他们生平对于慈善事业不肯多多帮助，并说他有遗产八万万银元。试设想一下，财产八万万的收入，就照二厘的利息来计算，每年也应该有一千六百万，如果他们肯将这尾数的六百万元，用作救济贫民之用，那么全上海的难民，就可以得救了。在三年前，上海的难民所中，有十万人，每人的粮食，以每个月两元计算，全年不过才两百余万元。到去年米贵的时候，难民所中的难民才不过一万几千人，每人的月花费三十元，一年共五、六百万元，也还不过是他们收入年息的三分之一罢了。再说上海死在马路上的穷人，去年将近有两万多人，前年不过一万多人，再前年不过是几千人。就单说去年米贵，死人最多的时候，如果办几个庇寒所和施粥厂，养活这两、三万人，也不过一年花个五、六百万元就够了。这在富豪们来说，不过是九牛一毛，然而这一毛，他们却舍不得拔。如果能花几百万元，就能救几万个穷民。他自己的家用，若是没有特别的挥霍，就算出手如何得阔绰，还是可以将一年所余的上千万利息来用作储蓄的。这样一来，一方面得到了美名誉，一方面作了救人的大功德，再一方面又仍然每年增加了若干万的积蓄。这样的算盘，实在是通极了。然而他们却没有这样智慧的眼光，一心只想这一千六百万元，一滴不漏，全部都收到自己的银行帐上，归为己有，任意挥霍。竟然没有想到这肉身是会死的，自己既无子女，结果财产全归了他人。几万万的财产，一旦变为空花，只是徒然带了一身的罪业去见阎王，而且又遗下一片“为富不仁”的口碑，留在这个社会。 他们也挂着信佛的招牌，但是全不知道《药师经》上开宗明义，就详细地说明了悭贪不舍的罪过。经上说：“有诸众生，不识善恶，惟怀贪吝，不知布施，及施果报；愚痴无智，缺于信根，多聚财宝，勤加守护。见乞者来，其心不喜；设不得已而行施时，如割身肉，心生痛惜。如此之人，由此命终，生饿鬼界，或畜生道。”因为大富之人，钱财有余，自己放着也没有用处，明知道多数人将会饿死，却不肯施财救济。若是从道德上责备起来，这简直是间接的杀人。积钱最多，力量最大，而不肯布施的，他所负的杀人罪就更重了。譬如见到一个小孩，站在井边，快要落井了；有一个人在旁站着，全不开口，也不拉开这个小孩，而让他落井死了。我们一定会说，这个孩子算是被他杀死了一样。而富人的见灾不救，正是一样。何况是大富如此，连利息的一小部分都不肯舍，那么马路上死的几千几万的饥民，岂不是要算他杀死的一样吗？杀死几千几万人的罪过，难道是用骄慢心，以信佛作为幌子，勉强花点挥霍不尽的小钱，作点专卖面子的善事，就以为自己已经是作了功德，便可以免除一切的罪过么？我想恐怕天地鬼神，决不会如此含糊地宽恕他。所以我说这一段事实，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分别真伪，打破心里的悭贪，切不可蹈积财不施的覆辙！
俄国的大文豪托尔斯泰曾说过：“现在社会的人，左手进了一百万元，右手布施了一、二元，就称为是大慈善家。”由此可知，这种行为是世界的通病。但普通人，还情有可恕，至于信佛的人，应当勉力改之。总要大家发起真慈悲心，救济一切苦难同胞，以念佛修慧为正行，以力行种种善事、救人修福为助行，庶与佛法福慧双修，正助分明才好。我略将上文结束，条例如下：
一、数十年来所见富人，后代全已衰落；
二、六十年（此文写于1942-1943年间）来文武大官世家，都已衰落，后人不兴；
三、惟有不肯发财的几个大官，子孙尚能读书上进；
四、官极大，发财的机会极多，而不肯发财，念念在救济众人的，子孙发达最昌盛，最长久，一一都有历史事实为证；
五、上文举几个实例，有的三千万，四千万，及几万万的几家，忽然一旦全空，这几家都是不肯做救济善举；
六、大富者，只顾自己阔绰享用，积钱留与子孙后代，见有饥荒，却不肯出大宗的钱救济灾难，无异犯杀人之罪，是要受道德上的谴责、业报的支配的；
七、佛法的天理，就在人人心中。人人感谢的人，天就欢喜；人人所怨怒的事，天就发怒。古语说：“千夫所指，无疾而终”，《尚书》云：“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华严经》云：“若令众生生欢喜者，则令一切如来欢喜”，所以欲求得福，须多造福于人，否则，佛天亦无可奈何；
八、富人求神拜佛烧香念经，若不起大慈悲心舍财济众，仍是不会与佛法相应。
总而言之，保富的方法，必须要有智慧的眼光，也就是要有辽远的见识与宏大的心量。以上所说范文正公等几位，就是属于此类。而其余不善于保富的人，普天之下滔滔皆是啊！他们不能使子孙长保富厚，只因为是自己的智慧不够；能见到一点，却遗漏了万端；只看见表面，而看不到内涵；简单点说，他们看历本，只看见初一，还不知道明天有初二，更不会晓得年底有除夕。但是像这等愚痴的人，虽然很多，而社会上有慧根的人也不少，一经人点拨，即可觉悟，智慧的眼光忽然就会开朗了。
再讲到如何是智慧的作法，请细细品味老子《道德经》上的两句话：“既以为人，己愈有；既已与人，己愈多。”本篇所叙述的范文正诸公的几个例子，就是这两句话的注脚。须知老子是世界最高哲学中的一个。他的政治、经济、军事学也都极为高明，他的人生哲学是不能为时代所摇动的。老子学说的精义，有一句是：“反者，道之动。”大意是要反转过来，就是幡然觉悟的动机；他的整部书多半都是在说明这个道理的。再引两句如下：“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雄者，譬如是有钱有势，可以骄傲，乃人人所贪图的；惟有智慧的人，反过来，却是要避免这样煊赫的气焰，极力地向平淡卑下的方面作去，免招他人的嫉恨。“为天下溪”这句话是众人反而归服他的意思。“白”者的意思，譬如做大官，享大名，体面荣华，别人羡慕，这也是人人所求之不得的。但是有智慧的人，反过来，却要避免体面荣华，极力地韬光养晦退让谦虚。《中庸》说：“衣锦尚絅，恶其文之着也。”譬如穿着锦绣的衣服，却要加上罩衫，不愿意使锦衣露到外面。这是表明了君子实修善义，不务虚名，以避免产生负面的影响，此种人更为社会所敬重。这些见解，都是与世俗之见相反的。换句话说，违背了情感欲望，以求合乎理智，这种话，多数人是不入耳的，或者以为这是讲天文学，不能懂。然而社会上也有不少具有慧眼的人，当然是会赞许的。
中 篇 天道是什么呢？《易经》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这个阴阳，不是虚玄的，一一都有事实可以作为依据。譬如，有日必有夜，有寒必有暑，有春夏就有秋冬，有潮涨就有潮落。由这些自然界的现象来观察，一一都是一盈一虚，一消一长。从这个道理推及到人事，也是如此。例如说人事的一盛一衰，一苦一乐，一忧一喜，一治一乱等等。但是天时的阴阳，有一定的标准，是万古不变的；而人事的盛衰，则是随着人心的动向，变化无常。这种无常的变化，乃是依着天道一阴一阳有一定的标准牵发而来的。我们试说如下：比如说一个人若是喜欢骄傲，就一定会有忽然倒架子的时候到来；一个人若是喜欢懒惰安逸，就一定会有极困苦的日子到来；一个人若是喜欢悭吝贪钱，就一定会有嫖赌浪费之子孙替他破败；一个人若是喜欢机巧计算，就一定会有糊涂愚笨的子孙被人欺骗。这些变幻的人事，有智慧的人，自然会留心看得出来，晓得与日月起落、寒暑往来的道理是一样的。天道是个太极图，半边是黑的，半边是白的，中间有一个界限；过了这个界限，阴阳失去了平均，就要起变化了。这叫做阳极则阴生，阴极则阳生；换句话说，就是盛极必衰，消极必长。
古今以来的伟大圣哲，都能够洞悉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教人常须自己立在吃亏的地位，就是要谦卑退让，舍财不贪，克己利人。凡俗之中，没有见识的人，是一定不肯做这种吃亏事的。在新学家而言，还要讥笑地说，这是消极的道德。要知道，一切伟大积极的事业，都是从这种消极的道德人做出来的：因为惟有消极地克己，才能够积极的利人；惟有舍财不贪，才能兴办公众的利益；惟有谦卑退让，才能格外的令人尊敬钦佩，做事也格外顺利，容易成功。开始似乎是吃亏，后来仍然是会得到大便宜的。
浅见无知的人，只能看见一切事物的表面，不能看见事物的对面。譬如像下棋一样，只看得一着，看不到第二、三着。不知道世间事都是下棋，我若是动一着，对方就要应我一着，而且马上就有第二、三着跟着来。佛法明确说明了一因一果、感应的道理，实在是世界上最高的科学和哲学。我把下棋拿来作譬喻：我们说一句话、做一件事，都是对人动了一着棋；我们出言做事的时候，心中打定的主意，就是对天公动了一着棋；一切人、一切物，都是我们下棋的对手。
我们对一只狗表示好意，狗就会对我们摇摇尾巴表示亲热；若是恶声对它，它就会拖下尾巴走开。对人则更不用说了！我若是对待别人谦和宽厚，别人就会感谢；若是待人骄傲刻薄，别人就会怀恨在心；这还是小的对手。若是我们欺凌了没有能力的人物，或是存心害人，或是用巧妙的手段占人家的便宜，他们受了损害还不觉得；或是藉着特别的地位，例如做官、做公司的经理等职务，暗中谋取私人的利益；或是自己富厚，而对于灾难不肯救济，自己家里却是享用舒服。这些事，众人固然是无可奈何，法律也办不到他，他算是棋赢了，他对方的棋都输了。可是天道却是不许他赢，会替众人做他的大对手，老天只要轻轻的动一着，就叫他满盘棋子都呆了，到底使得他一败涂地，这叫做“人有千算，天只一算。”我们天天都是在对人下棋，实际上是在对天下棋；若是对人赢得愈大，就会对天输得更厉害。反过来讲，若是对人肯让一些，还处处帮旁的人一着，使旁人免得输，而我自己的棋也是不会大输的，反而要对天赢了一盘很大的棋呢！
上面所说的范文正公，是个最显明的例子，他本来很穷，做了将相几十年，到死的时候，仍然没有私人的田产园宅。若是从俗人的眼光看起来，他算是白忙了一世。然而他对天却是赢了一盘大棋，他的子子孙孙，多是贵盛贤才啊！其余的像耶律文正公、林文忠公、曾文正公几位，都是肯输棋的，到后来都赢了天公一盘大棋。而那些会赢棋的许多人，发了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几万万财的，却是后来被天动了一着，就都输完了。古人说：“人定胜天，天定亦胜人。”天定就是一定的天理。阴阳的定律，是要平均的，人们做的事情过了分，就是失了平均。由于我们的心先违反了阴阳定律的中和，所以起了反应，受到阴阳定律制裁，使回归到平均的状态。天公下棋，是不动心，也不动手的，而人们就自然输了。譬如对墙壁抛皮球，球自然会回抛过来，抛的力量越大，球回的力量也更大，而墙壁本身，亦并未动手费力和有损分毫。所以《书经》上说：“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孟子》说：“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意思就是自作业，自受报；这跟佛经所说的“自造因，自结果”正是一样的道理。 而所谓的人定胜天，也不是真正地胜了天，这是说人照天的定理，存心做事，究竟会得到后来的胜利。本来穷困的，后来亨通了；本来忧患的，后来得到安乐。这样的胜利，便是天理的胜利。我虽然说善人对天赢了棋，实际上就是天赢了；须知天道是永不会输的。天道一阴一阳的平均，就是中道，又称中和；《中庸》上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世间的人事若是失去了平和，就会引起天道的变化；就像战争及饥荒等等的大劫数，都是由于人事的不公平、人心的不中和而引起的。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国与国之间的斗争，党与党之间的斗争，无论暂时的胜负如何，结局仍然是两败俱伤，就是暂时胜利的，也将终归于失败。请翻一翻世界各国的历史，就知道赢棋的，到底也都是输了，这就可以知道天理终究是公平的。人心的不平不和，究竟是会被天理裁制的。
世间的人类，男人与女人的数目，永远是平均的。有姓张的一母生十男，也有姓李的一母生十女，所以合起全世界的计数，男女的数目不会相差太大的。这就证明了天道的公平，与阴阳的中和，其中有不可思议、自然调整的能力。若是我们想要仗恃着我们的本领，来违反天理中和的能力，最后毕竟是要自己吃苦头的。若是天理阴阳没有裁制调整的力量，那么人的男女数目也不会永远的平均，世间一切的事情，都会永久失去了公平，而强的、巧的则永远富贵，善人也永远不会抬头了。世界就会大乱，灾祸就会降临。
欧美人用短浅的眼光来观察天理，以为世间只有强的、巧的会得到胜利，安分懦弱的，应该被人制服，所以名为“优胜劣败”。这种不究竟的学说，引起了世人的骄满作恶：骄就是有所恃而无恐，我有势力，不怕你，摆架子，显威风；满就是有势要用尽，有福要享足，专顾自己的私利，不替他人设想，只管目前快意，不为日后顾虑。德国、日本等国家的野心侵略，就是被此等学说所误啊！
天道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就是过分的，要受到制裁；吃亏的，要受到补益。中国的圣哲，儒家、佛家、老庄的垂训，都是反复的叮咛，说明这个道理。《易经》上说：“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祸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尚书》说：“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又说：“惟天福善祸淫。”淫字的对面就是善。善字的意义甚为广泛，若是要确切的说明，众善都含有谦德的意义，都是以谦德为基本。《易经》是说明天道的书，乾坤两卦是总说天道的大意，乾卦说：“能利天下，而不言所利”，这就是谦德的意义；坤卦说：“坤虽有美，含之以从王事，不敢成也。”这句的解说，是才华不露，功名不居，就是不务名，不夸功，也是谦德的意义。《金刚经》说，度尽众生，自觉未度。又说，布施济众，不觉有施。这是世界最高的道德，也包含了谦德在内。
再说，孝悌忠信礼义廉耻，都是义务心重，权利心轻。而义务心，是自己觉得我对他还有义务应尽，这就是谦。世间作恶的人，不过是权利心重，没有义务心。古语说，所说重利轻义，正是谦德的反面。所以，一切道德都在谦德里面：由谦发动，对父母兄弟，就是孝悌；对社会人群，就是忠信礼义廉耻。凡人对于谦德善行，都是恭敬欢喜；而对于骄满恶行，都是怨怒隐恨。那么天道的降福降祸，说是天道，实是人情；说是天降，实由自作啊！上面的文已说过，天道就是人事的表现，《尚书》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华严经》说：“若令众生生欢喜者，则令一切如来欢喜。”所以，我们为善加福于人，我们自然还得其福；我们为恶加害于人，我们自然还得其祸。从此可知，我们对面的一切人、一切物，就是天，随处都是有天理存在其中的。除此以外，更没有别的天理可以表现。
那么我们对他们做事、说话，起念头、表示脸色，都要格外地小心注意。虽然他们或是愚笨，或是怯懦，或是老弱、孤儿、寡妇，无人帮助；我们若是欺凌了他们，我们在不久的将来，我自己或我的子孙，也会同样的愚懦孤寡，被人欺凌。反过来说，若是我们对于这些无力可怜的人，心存慈愍，并且设法帮助他们，后来我也会得别人的帮助，而我的子孙则永远不会愚懦孤寡，被人欺凌了。这种天理循环的感应果报，有智慧眼光的人，自然能在社会上一家一家的人事上来观察，更可以在历史上一个一个善恶的人的结果中来证明。这也是社会科学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啊！
一九四二年六月云台卧病书
下 篇
去年（一九四二年）春天，我曾经写了《保富法》上、中两篇文章，送请《罗汉菜》月刊刊出，后来因为患病卧床，未能继续撰写下篇。今年春天，经荣柏云、黄警顽两位先生将该文再送登《申报》，颇受读者们赞许，并有许多人出钱印单行本；但是因为没有见到下篇，而感到遗憾。
我写下篇的计划，原本想专门收集些古人行善积德，能使子孙富贵显赫的事迹，作为印证。近来因为编写《先母崇德老夫人纪念册》，恭敬谨慎地叙述了数代祖先的嘉言懿行，并且特别撰写了《七世祖乐山公行医济世善行的果报》这篇文章。七世祖乐山公舍己利人，两百年来，我家多代子孙，都受到他的福德庇佑，可以作为《保富法》这篇文章非常适当的佐证资料。这虽然只是一家人的私事，但是乐山公的善行事迹，曾经刊载于《府县志》这本书中，而且又为当时的社会贤达，所推崇重视；祖先数代的积善事迹，也有历史资料可以考证，堪称足以取信于社会大众；正好是《保富法》的证据，所以将它作为《保富法》的下篇，我想应该会得到读者们的认同。
我时常自我检讨，听闻圣贤的道理，既然已是很晚，知道自己的过错，又已经是太迟；回想生平所作所为，所犯的罪恶过失，不胜枚举，真是愧对祖宗父母、天地鬼神啊！而现在自己则已是衰老迟暮，疾病缠身，更是觉得缺乏补过的勇气和力量，深恐祖先的德泽，自我而坠，从此默默无闻；所以，恭谨地撰述祖先的德行，用来告诉后人，使大家能获得一些警惕、启示和策励，以略补我的过失。
开始的时候，并不敢将此文刊出问世，实在是因为好友们一再的督促与要求，务必要完成《保富法》这篇文章的全文，这才敢将此文拿出刊行，并盼望能对读者们有所交待。
一九四三年四月聂云台卧病书
作者简介：
聂云台，名其杰，字云台，法名慧杰。 湖南衡山人，曾国藩的外孙。母亲是曾国藩的小女儿曾纪芬。1883年少年时代的云台随父聂缉椝住上海。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回湖南参加童试，中秀才，随即跟外国人学英语、电气、化学工程等新学科。后赴美国留学。他有一个国人皆知的外祖父——曾国藩。光绪三十年任复泰公司经理。光绪三十四年改组华新纺织新局为恒丰纺织新局，出任总经理。民国6年（1917年），与黄炎培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任临时干事。民国8年兴建恒丰二厂及织布厂、筹建大中华纱厂，任董事长兼总经理。民国9年当选上海总商会会长、全国纱厂联合会副会长。此后，还与人共同创办大通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华丰纺织公司、中国铁工厂、中美贸易公司及上海纱布交易所，分别任董事长、董事和总经理。其间，在长沙开设协丰粮栈。民国13年为上海总商会特别会董。民国15年，因大病缠身，企业经营不善遂退而成佛教居士。民国32年，因骨痨而锯掉一条腿，更少过问世事。抗日战争胜利后，曾为从国民党手里收回恒丰产权作过努力，并邀大棉商吴锡林、吴柏年入股，改组为恒丰股份有限公司任董事长。
俗话说：发财不难，保财最难。我住在上海五十余年，看见发财的人很多，发财以后，有不到五年、十年就败的，有二、三十年即败的，有四、五十年败完了的。我记得与先父往来的多数有钱人，有的做官，有的从商，都是煊赫一时的，现在已经多数凋零，家事没落了。有的是因为子孙嫖赌不务正业而挥霍一空；有的是连子孙都无影无踪了。大约算来，四、五十年前的有钱人，现在家产没有全败的，子孙能读书、务正业、上进的，百家之中，实在是难得一、两家了。
不单上海是这样，在我的家乡湖南，也是一样。清朝同治、光绪年间，中兴时代的富贵人，封爵的有六、七家，做总督巡抚的有二、三十家，做提镇大人的有五、六十家，到现在也已经多数萧条了；仅剩下财产不多的几户文官家庭，后人还较好。就我所熟悉的来说，像曾、左、彭、李这几家，是钱最少的大官，后人比较多能读书，以学术服务社会：曾文正公（曾国藩）的曾孙辈，在国内外大学毕业的有六、七位，担任大学教授的有三位；左文襄公（左宗棠）的几位曾孙，也以科学专业而闻名；李勇毅公（李鸿章）的孙子辈，有担任大学教授的，曾孙也多是大学毕业；彭刚直公（彭玉麟）的后人，十年前也有在上海做官的。凡是当时的钱来得正路，没有积蓄留钱给子孙的心，子孙就比较贤能有才干。其余文官比较钱多的十来家，现在后人多数都已经萧条了；武官数十家，当时都比文官富有，有十万、廿万银两的，各家的后人，也是多数衰落了；能读书上进的，就很少听见了。我家与晚清中兴时代的各大世家，或湘或淮，多数都是世代相交的关系，所以各家的兴衰情形，都略有所知。至于安徽的文武各大家，以前富有丰厚的，远远胜过了湘军诸人，但是今日都已经凋零败落，不堪回首了；前后不过几十年，传下来才到了第三代，已经都如浮云散尽了。然而当时不肯发财、不为子孙积钱的几家，他们的子孙反而却多优秀显达。最明显的，是曾文正公，他的地位最高，权力最重，在位二十年，死的时候只有两万两银子；除乡间的老屋外，在省中未曾建造一间房子，也未曾买过一亩田地。他亲手创立的两淮盐票，定价很便宜，而利息非常高；每张盐票的票价二百两，后来卖到两万两，每年的利息就有三、四千两；当时，家里只要有一张盐票的，就可称为富家了。而曾文正公特别谕令曾氏一家人不准承领；在他逝世后多年，后人也没有一张盐票。若是当时化些字号、花名，领一、两百张盐票，是极其容易的事情；而且是照章领票，表面上并不违法。然而借着政权、地位，取巧营私，小人认为是无碍良心，而君子却是不为的啊！这件事，当时家母知道得很详细，而外面人却是很少有知道的。《中庸》上面说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见乎。”文正公曾经对僚属（同事下级）宣誓：“不取军中的一钱寄回家里”，而且是数十年如一日无违誓言；这与三国时代的诸葛公（诸葛亮）是同一风格的。因此，当时的将领僚属多数都很廉洁；而民间在无形当中也受益不小。所以，为官者躬行廉洁，就是暗中为民造福；如果自己贪钱，那么部下将领官吏，人人都想发财，老百姓就会受害不小了。
《大学》上说：“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孟子》说：“为富不仁，为仁不富。”因为贪财与不贪财，关系着别人的利益和幸福；所以发财便能造罪，不贪财方能造福。世人都以为积钱多买些田地房产，便能够使子孙有饭吃，过得幸福，所以拼命想发财。今天看看上述几十家的事实，积钱多的，反而使得子孙没饭吃，甚至连子孙都灭绝了；不肯取巧发财的，子孙反而能够有饭吃，而且有兴旺的气象。平常人又以为不积些钱，恐怕子孙会立刻穷困；但是从历史的事实、社会的经验看来，若是真心利人，全不顾己，不留一钱的人，子孙一定会发达。现在我再举几个例子来说。
上海是这样，在我的家乡湖南，也是一样。清朝同治、光绪年间，中兴时代的富贵人，封爵的有六、七家，做总督巡抚的有二、三十家，做提镇大人的有五、六十家，到现在也已经多数萧条了；仅剩下财产不多的几户文官家庭，后人还较好。就我所熟悉的来说，像曾、左、彭、李这几家，是钱最少的大官，后人比较多能读书，以学术服务社会：曾文正公（曾国藩）的曾孙辈，在国内外大学毕业的有六、七位，担任大学教授的有三位；左文襄公（左宗棠）的几位曾孙，也以科学专业而闻名；李勇毅公（李鸿章）的孙子辈，有担任大学教授的，曾孙也多是大学毕业；彭刚直公（彭玉麟）的后人，十年前也有在上海做官的。凡是当时的钱来得正路，没有积蓄留钱给子孙的心，子孙就比较贤能有才干。其余文官比较钱多的十来家，现在后人多数都已经萧条了；武官数十家，当时都比文官富有，有十万、廿万银两的，各家的后人，也是多数衰落了；能读书上进的，就很少听见了。我家与晚清中兴时代的各大世家，或湘或淮，多数都是世代相交的关系，所以各家的兴衰情形，都略有所知。至于安徽的文武各大家，以前富有丰厚的，远远胜过了湘军诸人，但是今日都已经凋零败落，不堪回首了；前后不过几十年，传下来才到了第三代，已经都如浮云散尽了。然而当时不肯发财、不为子孙积钱的几家，他们的子孙反而却多优秀显达。最明显的，是曾文正公，他的地位最高，权力最重，在位二十年，死的时候只有两万两银子；除乡间的老屋外，在省中未曾建造一间房子，也未曾买过一亩田地。他亲手创立的两淮盐票，定价很便宜，而利息非常高；每张盐票的票价二百两，后来卖到两万两，每年的利息就有三、四千两；当时，家里只要有一张盐票的，就可称为富家了。而曾文正公特别谕令曾氏一家人不准承领；在他逝世后多年，后人也没有一张盐票。若是当时化些字号、花名，领一、两百张盐票，是极其容易的事情；而且是照章领票，表面上并不违法。然而借着政权、地位，取巧营私，小人认为是无碍良心，而君子却是不为的啊！这件事，当时家母知道得很详细，而外面人却是很少有知道的。《中庸》上面说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见乎。”文正公曾经对僚属（同事下级）宣誓：“不取军中的一钱寄回家里”，而且是数十年如一日无违誓言；这与三国时代的诸葛公（诸葛亮）是同一风格的。因此，当时的将领僚属多数都很廉洁；而民间在无形当中也受益不小。所以，为官者躬行廉洁，就是暗中为民造福；如果自己贪钱，那么部下将领官吏，人人都想发财，老百姓就会受害不小了。 宋朝的范文正公（范仲淹），他做穷秀才的时候，心中就念念在救济众人。后来做了宰相，便把俸禄全部拿出来购置义田，赡养一族的贫寒。先买了苏州的南园作为自己的住宅，后来听见地理风水家说：“此屋风水极好，后代会出公卿。”他想，这屋子既然会兴发显贵，不如当作学堂，让全苏州人的子弟在此处受教育，可使更多的人都兴发显贵，那样就更好了。所以就立刻将房子捐出来，作为学堂。他念念在利益群众，不愿自己一家独得好处。结果，自己的四个儿子都发达显贵，作了宰相公卿侍郎，而且个个都是道德崇高的楷模。他的儿子们曾经请求他在京里购买一所花园宅第，以便退休养老时娱乐，他却说：“京中各大官家中的园林甚多，而园主人自己又不能时常游园，那么谁还会不准我游呢！何必非要自己有花园才能享乐呢？”范文正公的几位公子，平日在家都是穿着布素衣服。范公出将入相几十年，所得的俸钱，也都作了布施救济之用，所以家用极为节俭，死的时候，连丧葬费都不够。照普通人的心理，以为这样太不替子孙打算了，谁知道这才是替子孙打算最好的法子。不单是四个儿子都作了公卿，而且能继承他父亲的思想，舍财救济众人。所以，范家的曾孙辈也极为发达，传到了数十代的子孙，直到现在，已经是八百年了，苏州的范坟一带，仍然有很多范氏的后人，并且还时常出优秀的子孙后代。世人若是想替子孙打算，想留饭积福给子孙，就请按照范文正公的存心行事，才是最好的方法。
再说元朝的耶律文正公（耶律楚材），他是元太祖（成吉思汗）及元世祖的军师，军事多数是由他来决策，他却是借此而救全了无数的百姓。因为元太祖好杀，他善于说话，能够劝谏太祖不要屠杀。他身为宰相，却是布衣蔬食，生活俭朴。他是个大佛学家，利欲心极为淡泊。在攻破燕京的时候，诸位将领都到府库里收取财宝，而他却只吩咐将库存的大黄数十担，送到他的营中。不久，就发生了瘟疫，他用大黄治疗疫病，获得了很大的效果。他也是毫无积蓄，但是他的子孙，数代做宰相的却有十三人之多。这也是一个不肯积蓄私钱，而子孙反而享大发达的证据。
再说清朝的林文忠公（林则徐），他是反对英国侵略以致于引发鸦片战争的伟人。他如果想发财，当时弄个几百万是很容易的事情。他认为鸦片贻害人民非常严重，所以，不怕用激烈的手段烧毁了鸦片两万箱。后来，英国人攻广东，一年攻不进，以后攻陷了宁波、镇江。清朝不得已，就将林文忠公革职充军，向英国人谢罪谈和。林公死了以后，也是毫无积蓄，但是他的子孙数代都是书香不断，曾孙辈中尚有进士、举人，至今日仍然存在显达者。数年前故世的最高法院院长林翔，也是其中的一人，而且道德亦非常的崇高。这又是一个不肯发财，而子孙反而大发达的证据。
再看与林公同一个时候发大财的人，我可以举几个例子：就是广东的伍氏及潘氏、孔氏，都是鸦片场里发大财至数百千万银两的。书画家大都知道，凡是海内有名的古字画碑帖，多数都盖有伍氏、潘氏、孔氏的图章，也就是表明了此物曾经在这三家收藏过，可见得他们的豪富。但是几十年后，这些珍贵的物品，又已经流到别家了。他们的楠木房屋，早已被拆了，到别家作妆饰、木器了。他们的后人，一个闻达的也没有。这三家的主人，总算是精明能干，才会发这样的大财。当时的林文忠公（林则徐），有财却不肯发，反而弄到自己被革职办罪，总算太笨了吧！然而至数十年以后，看看他们的子孙，就知道林文忠公是世间最有智慧的人，伍氏、潘氏、孔氏，却是最愚笨的人了。
上海的大阔老很多，我所认识的，也可以举几个例子：一个是江西的周翁，五十年前，我在扬州鄙岳萧家，就认识这位大富翁（当时的这两家同是盐商领袖）。有一天，周翁到萧家，怒气勃勃的，原来是因为接到湘潭分号经理的来信，说是湖南发生了灾荒，官府向他们劝募捐款，他就代老板周翁认捐了银子五百两，而周翁嫌他擅做主张，捐得太多，所以才发怒。那时他已有数百万银两的财富，出个五百两救济，还不舍得。后来住在上海，有一天，谭祖安先生（谭延闿，曾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与他同席，问他，如何发到如此的大富？他说，没有别的法子，只是积而不用。他活到八十多岁才死，遗产有三千万元，子孙十房分了家，不过十几年，就已经空了。其中有一房子孙，略能做些好事，这一房就比较好，但也是遭遇种种的意外衰耗，所余的钱也不多了。若是以常理来说，无论如何，每房子孙都有三百万，不会一齐败得如此之快；然而，事实上却是如此衰败。若是问他如何败法？读者可尝试着闭目想一想，上海阔少爷用钱的道路便能够明白，不用多说了。这位老翁，也是正当营业，并未取非分之财；不过心里悭贪吝啬，眼见饥荒，而不肯出钱救济，以为积钱不用是聪明。却不知道此种心念完全与仁慈平等的善法相违背，我若是存了一家独富之心，而不顾及他家的死活，就是不仁慈、不平等到了极处。除了本人自己受到业报外，还要受到余报的支配，也就是《易经》所谓的“余庆”、“余殃”的支配，使独富的家败得格外的快，使大众亲眼见到果报的昭彰，能够醒悟。
再说一家，是上海十几年前的地皮大王陈某，家中的财产有四千万银元，兄弟两房，各分两千万。一九二五年，我到他家吃过一次饭，他住的房屋十分的华贵，门前有一对石狮子，是上海所少见的。他的客房，四面的墙壁全部都装了玻璃架，所陈列的铜鼎，都是三千年的古董文物。有一位客人，指着这些古董告诉我说：“这一间房子里的铜器，要值银元一百五十万，中国的有名古铜器，有一半在此。”这几句话，正是主人最高兴听的。原来，一般富人的心理，就是要夸耀我有的东西都胜过其他所有的人。而道德、名誉、学问是钱办不到的，这些富人无可奈何，只好在衣服、珍宝、房屋、器具上争豪斗胜，博得那些希望得到好处的客人来恭惟奉承。在我见了他之后，不过才七年的时间，上海地价忽然惨跌，加以投机的损失，以致于破产。陈家的古铜珍宝、房屋地产，一切的一切，都被银行没收变卖，主人也搬到内地家乡去了。
再说一个实例，就是上海哈同花园的主人，近日报纸上常有讥讽的评论：说他们生平对于慈善事业不肯多多帮助，并说他有遗产八万万银元。试设想一下，财产八万万的收入，就照二厘的利息来计算，每年也应该有一千六百万，如果他们肯将这尾数的六百万元，用作救济贫民之用，那么全上海的难民，就可以得救了。在三年前，上海的难民所中，有十万人，每人的粮食，以每个月两元计算，全年不过才两百余万元。到去年米贵的时候，难民所中的难民才不过一万几千人，每人的月花费三十元，一年共五、六百万元，也还不过是他们收入年息的三分之一罢了。再说上海死在马路上的穷人，去年将近有两万多人，前年不过一万多人，再前年不过是几千人。就单说去年米贵，死人最多的时候，如果办几个庇寒所和施粥厂，养活这两、三万人，也不过一年花个五、六百万元就够了。这在富豪们来说，不过是九牛一毛，然而这一毛，他们却舍不得拔。如果能花几百万元，就能救几万个穷民。他自己的家用，若是没有特别的挥霍，就算出手如何得阔绰，还是可以将一年所余的上千万利息来用作储蓄的。这样一来，一方面得到了美名誉，一方面作了救人的大功德，再一方面又仍然每年增加了若干万的积蓄。这样的算盘，实在是通极了。然而他们却没有这样智慧的眼光，一心只想这一千六百万元，一滴不漏，全部都收到自己的银行帐上，归为己有，任意挥霍。竟然没有想到这肉身是会死的，自己既无子女，结果财产全归了他人。几万万的财产，一旦变为空花，只是徒然带了一身的罪业去见阎王，而且又遗下一片“为富不仁”的口碑，留在这个社会。 他们也挂着信佛的招牌，但是全不知道《药师经》上开宗明义，就详细地说明了悭贪不舍的罪过。经上说：“有诸众生，不识善恶，惟怀贪吝，不知布施，及施果报；愚痴无智，缺于信根，多聚财宝，勤加守护。见乞者来，其心不喜；设不得已而行施时，如割身肉，心生痛惜。如此之人，由此命终，生饿鬼界，或畜生道。”因为大富之人，钱财有余，自己放着也没有用处，明知道多数人将会饿死，却不肯施财救济。若是从道德上责备起来，这简直是间接的杀人。积钱最多，力量最大，而不肯布施的，他所负的杀人罪就更重了。譬如见到一个小孩，站在井边，快要落井了；有一个人在旁站着，全不开口，也不拉开这个小孩，而让他落井死了。我们一定会说，这个孩子算是被他杀死了一样。而富人的见灾不救，正是一样。何况是大富如此，连利息的一小部分都不肯舍，那么马路上死的几千几万的饥民，岂不是要算他杀死的一样吗？杀死几千几万人的罪过，难道是用骄慢心，以信佛作为幌子，勉强花点挥霍不尽的小钱，作点专卖面子的善事，就以为自己已经是作了功德，便可以免除一切的罪过么？我想恐怕天地鬼神，决不会如此含糊地宽恕他。所以我说这一段事实，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分别真伪，打破心里的悭贪，切不可蹈积财不施的覆辙！
俄国的大文豪托尔斯泰曾说过：“现在社会的人，左手进了一百万元，右手布施了一、二元，就称为是大慈善家。”由此可知，这种行为是世界的通病。但普通人，还情有可恕，至于信佛的人，应当勉力改之。总要大家发起真慈悲心，救济一切苦难同胞，以念佛修慧为正行，以力行种种善事、救人修福为助行，庶与佛法福慧双修，正助分明才好。我略将上文结束，条例如下：
一、数十年来所见富人，后代全已衰落；
二、六十年（此文写于1942-1943年间）来文武大官世家，都已衰落，后人不兴；
三、惟有不肯发财的几个大官，子孙尚能读书上进；
四、官极大，发财的机会极多，而不肯发财，念念在救济众人的，子孙发达最昌盛，最长久，一一都有历史事实为证；
五、上文举几个实例，有的三千万，四千万，及几万万的几家，忽然一旦全空，这几家都是不肯做救济善举；
六、大富者，只顾自己阔绰享用，积钱留与子孙后代，见有饥荒，却不肯出大宗的钱救济灾难，无异犯杀人之罪，是要受道德上的谴责、业报的支配的；
七、佛法的天理，就在人人心中。人人感谢的人，天就欢喜；人人所怨怒的事，天就发怒。古语说：“千夫所指，无疾而终”，《尚书》云：“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华严经》云：“若令众生生欢喜者，则令一切如来欢喜”，所以欲求得福，须多造福于人，否则，佛天亦无可奈何；
八、富人求神拜佛烧香念经，若不起大慈悲心舍财济众，仍是不会与佛法相应。
总而言之，保富的方法，必须要有智慧的眼光，也就是要有辽远的见识与宏大的心量。以上所说范文正公等几位，就是属于此类。而其余不善于保富的人，普天之下滔滔皆是啊！他们不能使子孙长保富厚，只因为是自己的智慧不够；能见到一点，却遗漏了万端；只看见表面，而看不到内涵；简单点说，他们看历本，只看见初一，还不知道明天有初二，更不会晓得年底有除夕。但是像这等愚痴的人，虽然很多，而社会上有慧根的人也不少，一经人点拨，即可觉悟，智慧的眼光忽然就会开朗了。
再讲到如何是智慧的作法，请细细品味老子《道德经》上的两句话：“既以为人，己愈有；既已与人，己愈多。”本篇所叙述的范文正诸公的几个例子，就是这两句话的注脚。须知老子是世界最高哲学中的一个。他的政治、经济、军事学也都极为高明，他的人生哲学是不能为时代所摇动的。老子学说的精义，有一句是：“反者，道之动。”大意是要反转过来，就是幡然觉悟的动机；他的整部书多半都是在说明这个道理的。再引两句如下：“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雄者，譬如是有钱有势，可以骄傲，乃人人所贪图的；惟有智慧的人，反过来，却是要避免这样煊赫的气焰，极力地向平淡卑下的方面作去，免招他人的嫉恨。“为天下溪”这句话是众人反而归服他的意思。“白”者的意思，譬如做大官，享大名，体面荣华，别人羡慕，这也是人人所求之不得的。但是有智慧的人，反过来，却要避免体面荣华，极力地韬光养晦退让谦虚。《中庸》说：“衣锦尚絅，恶其文之着也。”譬如穿着锦绣的衣服，却要加上罩衫，不愿意使锦衣露到外面。这是表明了君子实修善义，不务虚名，以避免产生负面的影响，此种人更为社会所敬重。这些见解，都是与世俗之见相反的。换句话说，违背了情感欲望，以求合乎理智，这种话，多数人是不入耳的，或者以为这是讲天文学，不能懂。然而社会上也有不少具有慧眼的人，当然是会赞许的。
中 篇 天道是什么呢？《易经》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这个阴阳，不是虚玄的，一一都有事实可以作为依据。譬如，有日必有夜，有寒必有暑，有春夏就有秋冬，有潮涨就有潮落。由这些自然界的现象来观察，一一都是一盈一虚，一消一长。从这个道理推及到人事，也是如此。例如说人事的一盛一衰，一苦一乐，一忧一喜，一治一乱等等。但是天时的阴阳，有一定的标准，是万古不变的；而人事的盛衰，则是随着人心的动向，变化无常。这种无常的变化，乃是依着天道一阴一阳有一定的标准牵发而来的。我们试说如下：比如说一个人若是喜欢骄傲，就一定会有忽然倒架子的时候到来；一个人若是喜欢懒惰安逸，就一定会有极困苦的日子到来；一个人若是喜欢悭吝贪钱，就一定会有嫖赌浪费之子孙替他破败；一个人若是喜欢机巧计算，就一定会有糊涂愚笨的子孙被人欺骗。这些变幻的人事，有智慧的人，自然会留心看得出来，晓得与日月起落、寒暑往来的道理是一样的。天道是个太极图，半边是黑的，半边是白的，中间有一个界限；过了这个界限，阴阳失去了平均，就要起变化了。这叫做阳极则阴生，阴极则阳生；换句话说，就是盛极必衰，消极必长。
古今以来的伟大圣哲，都能够洞悉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教人常须自己立在吃亏的地位，就是要谦卑退让，舍财不贪，克己利人。凡俗之中，没有见识的人，是一定不肯做这种吃亏事的。在新学家而言，还要讥笑地说，这是消极的道德。要知道，一切伟大积极的事业，都是从这种消极的道德人做出来的：因为惟有消极地克己，才能够积极的利人；惟有舍财不贪，才能兴办公众的利益；惟有谦卑退让，才能格外的令人尊敬钦佩，做事也格外顺利，容易成功。开始似乎是吃亏，后来仍然是会得到大便宜的。
浅见无知的人，只能看见一切事物的表面，不能看见事物的对面。譬如像下棋一样，只看得一着，看不到第二、三着。不知道世间事都是下棋，我若是动一着，对方就要应我一着，而且马上就有第二、三着跟着来。佛法明确说明了一因一果、感应的道理，实在是世界上最高的科学和哲学。我把下棋拿来作譬喻：我们说一句话、做一件事，都是对人动了一着棋；我们出言做事的时候，心中打定的主意，就是对天公动了一着棋；一切人、一切物，都是我们下棋的对手。
我们对一只狗表示好意，狗就会对我们摇摇尾巴表示亲热；若是恶声对它，它就会拖下尾巴走开。对人则更不用说了！我若是对待别人谦和宽厚，别人就会感谢；若是待人骄傲刻薄，别人就会怀恨在心；这还是小的对手。若是我们欺凌了没有能力的人物，或是存心害人，或是用巧妙的手段占人家的便宜，他们受了损害还不觉得；或是藉着特别的地位，例如做官、做公司的经理等职务，暗中谋取私人的利益；或是自己富厚，而对于灾难不肯救济，自己家里却是享用舒服。这些事，众人固然是无可奈何，法律也办不到他，他算是棋赢了，他对方的棋都输了。可是天道却是不许他赢，会替众人做他的大对手，老天只要轻轻的动一着，就叫他满盘棋子都呆了，到底使得他一败涂地，这叫做“人有千算，天只一算。”我们天天都是在对人下棋，实际上是在对天下棋；若是对人赢得愈大，就会对天输得更厉害。反过来讲，若是对人肯让一些，还处处帮旁的人一着，使旁人免得输，而我自己的棋也是不会大输的，反而要对天赢了一盘很大的棋呢！
上面所说的范文正公，是个最显明的例子，他本来很穷，做了将相几十年，到死的时候，仍然没有私人的田产园宅。若是从俗人的眼光看起来，他算是白忙了一世。然而他对天却是赢了一盘大棋，他的子子孙孙，多是贵盛贤才啊！其余的像耶律文正公、林文忠公、曾文正公几位，都是肯输棋的，到后来都赢了天公一盘大棋。而那些会赢棋的许多人，发了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几万万财的，却是后来被天动了一着，就都输完了。古人说：“人定胜天，天定亦胜人。”天定就是一定的天理。阴阳的定律，是要平均的，人们做的事情过了分，就是失了平均。由于我们的心先违反了阴阳定律的中和，所以起了反应，受到阴阳定律制裁，使回归到平均的状态。天公下棋，是不动心，也不动手的，而人们就自然输了。譬如对墙壁抛皮球，球自然会回抛过来，抛的力量越大，球回的力量也更大，而墙壁本身，亦并未动手费力和有损分毫。所以《书经》上说：“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孟子》说：“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意思就是自作业，自受报；这跟佛经所说的“自造因，自结果”正是一样的道理。 而所谓的人定胜天，也不是真正地胜了天，这是说人照天的定理，存心做事，究竟会得到后来的胜利。本来穷困的，后来亨通了；本来忧患的，后来得到安乐。这样的胜利，便是天理的胜利。我虽然说善人对天赢了棋，实际上就是天赢了；须知天道是永不会输的。天道一阴一阳的平均，就是中道，又称中和；《中庸》上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世间的人事若是失去了平和，就会引起天道的变化；就像战争及饥荒等等的大劫数，都是由于人事的不公平、人心的不中和而引起的。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国与国之间的斗争，党与党之间的斗争，无论暂时的胜负如何，结局仍然是两败俱伤，就是暂时胜利的，也将终归于失败。请翻一翻世界各国的历史，就知道赢棋的，到底也都是输了，这就可以知道天理终究是公平的。人心的不平不和，究竟是会被天理裁制的。
世间的人类，男人与女人的数目，永远是平均的。有姓张的一母生十男，也有姓李的一母生十女，所以合起全世界的计数，男女的数目不会相差太大的。这就证明了天道的公平，与阴阳的中和，其中有不可思议、自然调整的能力。若是我们想要仗恃着我们的本领，来违反天理中和的能力，最后毕竟是要自己吃苦头的。若是天理阴阳没有裁制调整的力量，那么人的男女数目也不会永远的平均，世间一切的事情，都会永久失去了公平，而强的、巧的则永远富贵，善人也永远不会抬头了。世界就会大乱，灾祸就会降临。
欧美人用短浅的眼光来观察天理，以为世间只有强的、巧的会得到胜利，安分懦弱的，应该被人制服，所以名为“优胜劣败”。这种不究竟的学说，引起了世人的骄满作恶：骄就是有所恃而无恐，我有势力，不怕你，摆架子，显威风；满就是有势要用尽，有福要享足，专顾自己的私利，不替他人设想，只管目前快意，不为日后顾虑。德国、日本等国家的野心侵略，就是被此等学说所误啊！
天道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就是过分的，要受到制裁；吃亏的，要受到补益。中国的圣哲，儒家、佛家、老庄的垂训，都是反复的叮咛，说明这个道理。《易经》上说：“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祸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尚书》说：“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又说：“惟天福善祸淫。”淫字的对面就是善。善字的意义甚为广泛，若是要确切的说明，众善都含有谦德的意义，都是以谦德为基本。《易经》是说明天道的书，乾坤两卦是总说天道的大意，乾卦说：“能利天下，而不言所利”，这就是谦德的意义；坤卦说：“坤虽有美，含之以从王事，不敢成也。”这句的解说，是才华不露，功名不居，就是不务名，不夸功，也是谦德的意义。《金刚经》说，度尽众生，自觉未度。又说，布施济众，不觉有施。这是世界最高的道德，也包含了谦德在内。
再说，孝悌忠信礼义廉耻，都是义务心重，权利心轻。而义务心，是自己觉得我对他还有义务应尽，这就是谦。世间作恶的人，不过是权利心重，没有义务心。古语说，所说重利轻义，正是谦德的反面。所以，一切道德都在谦德里面：由谦发动，对父母兄弟，就是孝悌；对社会人群，就是忠信礼义廉耻。凡人对于谦德善行，都是恭敬欢喜；而对于骄满恶行，都是怨怒隐恨。那么天道的降福降祸，说是天道，实是人情；说是天降，实由自作啊！上面的文已说过，天道就是人事的表现，《尚书》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华严经》说：“若令众生生欢喜者，则令一切如来欢喜。”所以，我们为善加福于人，我们自然还得其福；我们为恶加害于人，我们自然还得其祸。从此可知，我们对面的一切人、一切物，就是天，随处都是有天理存在其中的。除此以外，更没有别的天理可以表现。
那么我们对他们做事、说话，起念头、表示脸色，都要格外地小心注意。虽然他们或是愚笨，或是怯懦，或是老弱、孤儿、寡妇，无人帮助；我们若是欺凌了他们，我们在不久的将来，我自己或我的子孙，也会同样的愚懦孤寡，被人欺凌。反过来说，若是我们对于这些无力可怜的人，心存慈愍，并且设法帮助他们，后来我也会得别人的帮助，而我的子孙则永远不会愚懦孤寡，被人欺凌了。这种天理循环的感应果报，有智慧眼光的人，自然能在社会上一家一家的人事上来观察，更可以在历史上一个一个善恶的人的结果中来证明。这也是社会科学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啊！
一九四二年六月云台卧病书
下 篇
去年（一九四二年）春天，我曾经写了《保富法》上、中两篇文章，送请《罗汉菜》月刊刊出，后来因为患病卧床，未能继续撰写下篇。今年春天，经荣柏云、黄警顽两位先生将该文再送登《申报》，颇受读者们赞许，并有许多人出钱印单行本；但是因为没有见到下篇，而感到遗憾。
我写下篇的计划，原本想专门收集些古人行善积德，能使子孙富贵显赫的事迹，作为印证。近来因为编写《先母崇德老夫人纪念册》，恭敬谨慎地叙述了数代祖先的嘉言懿行，并且特别撰写了《七世祖乐山公行医济世善行的果报》这篇文章。七世祖乐山公舍己利人，两百年来，我家多代子孙，都受到他的福德庇佑，可以作为《保富法》这篇文章非常适当的佐证资料。这虽然只是一家人的私事，但是乐山公的善行事迹，曾经刊载于《府县志》这本书中，而且又为当时的社会贤达，所推崇重视；祖先数代的积善事迹，也有历史资料可以考证，堪称足以取信于社会大众；正好是《保富法》的证据，所以将它作为《保富法》的下篇，我想应该会得到读者们的认同。
我时常自我检讨，听闻圣贤的道理，既然已是很晚，知道自己的过错，又已经是太迟；回想生平所作所为，所犯的罪恶过失，不胜枚举，真是愧对祖宗父母、天地鬼神啊！而现在自己则已是衰老迟暮，疾病缠身，更是觉得缺乏补过的勇气和力量，深恐祖先的德泽，自我而坠，从此默默无闻；所以，恭谨地撰述祖先的德行，用来告诉后人，使大家能获得一些警惕、启示和策励，以略补我的过失。
开始的时候，并不敢将此文刊出问世，实在是因为好友们一再的督促与要求，务必要完成《保富法》这篇文章的全文，这才敢将此文拿出刊行，并盼望能对读者们有所交待。
一九四三年四月聂云台卧病书
作者简介：
聂云台，名其杰，字云台，法名慧杰。 湖南衡山人，曾国藩的外孙。母亲是曾国藩的小女儿曾纪芬。1883年少年时代的云台随父聂缉椝住上海。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回湖南参加童试，中秀才，随即跟外国人学英语、电气、化学工程等新学科。后赴美国留学。他有一个国人皆知的外祖父——曾国藩。光绪三十年任复泰公司经理。光绪三十四年改组华新纺织新局为恒丰纺织新局，出任总经理。民国6年（1917年），与黄炎培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任临时干事。民国8年兴建恒丰二厂及织布厂、筹建大中华纱厂，任董事长兼总经理。民国9年当选上海总商会会长、全国纱厂联合会副会长。此后，还与人共同创办大通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华丰纺织公司、中国铁工厂、中美贸易公司及上海纱布交易所，分别任董事长、董事和总经理。其间，在长沙开设协丰粮栈。民国13年为上海总商会特别会董。民国15年，因大病缠身，企业经营不善遂退而成佛教居士。民国32年，因骨痨而锯掉一条腿，更少过问世事。抗日战争胜利后，曾为从国民党手里收回恒丰产权作过努力，并邀大棉商吴锡林、吴柏年入股，改组为恒丰股份有限公司任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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