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墨江南

　　宗教是上品境界，艺术是上品境界，从古至今，欲尝将二者融会贯通之士，代不乏人。佛法与书法这个命题实属宏大，是一超大课题，终吾一身亦难探其奥秘之一二。古往今来，多位高人雅士结合二者之特点，呈现之艺仍为研究之楷模，就佛教而言，因其典籍众多，宗派纷呈，一花五叶，百家争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三教合一，以佛教需亲证方得其法雨甘霖，故许多研究者只停留在学术典籍中遨游，而偏离佛教之修心修身方可登堂入室。笔者不揣浅陋而应命，只作为课题初始而飨有缘之人，成果需仁人自我检验方能莲出九品。

　　佛教是中国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第一个融入古代文化的外来宗教、外来文化，至今有二千余年仍生机勃勃，其对传统文化的贡献已影响至人民生活与日常观念，至深至远。

佛教的特点

　　一、主张和平团结，反对血腥，基地是寺院，人员为僧尼，遵循戒规，是个人信仰自由而非外力胁迫劝阻。翻开史书，就组织形式和传播形式而言，它没有严密的组织和教会，是松散性的，没有行政统辖权利，信仰的主导方也不在寺院，信教自由，受益方也是信仰者本身。

　　二、崇拜对象是抽象的、多样性的，没有统一的经典或唯一经典。因为佛教反对神创造一切包括人，基础教义是业力创造，因果报应，主张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呼吁行善一人可影响一家，行善一家影响一族，它的经典形成是基于不同地区、不同文化背景并持续产生的，可以信仰普贤愿力、地藏大悲、观音慈济、文殊智慧、净土禅宗等法门而众流归海。所以有人说是一堆迷信、品味低，但同时也说明了它的宽容与兼容性。

　　三、主张自我掌握命运，是以人为本位的，人行善福虽未至祸已远离，人为恶祸虽未至福已远离，六道轮回虽然佛有神通也不能救拔。所有一切业因业果全凭仗自身平时所作。以缘起、业力、因果为基础教义。

　　佛教的传播时间史书记载是西汉元寿元年(公元前二年)，到落户生根花了近三百年时间，学术界认为有两种途径，一是依附传统方术及道家无为思想，再依附儒学;二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佛教有一个长期的消化过程。这二种看似相对的观点实际上都不能定论，仅凭依附而没有独立主张其存在就失去了价值，同样，一种文化虽高深玄奥但只坚持本位而不被人理解，它的消化也毫无意义的。

　　初传播时佛是人格神崇拜，教理是禅数学(经律论的论类，主要经典有《阿毗昙心论》《俱舍论》等，主要论据如《界品》：诸法离他性，各自住己性，故说一切法，自性之所摄。一切法分析到最后不能再分，去掉他性，剩下就是自性，各种法都有自己的性质，截然不同，而说一切法的时候，只有自性相同才能摄为一类)和般若学(般若即智慧，从深刻体验真理所得到的特殊的智慧，如佛在菩提树下获得的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一般哲学家科学家之智，对宇宙人生的看法虽有般若智在内，但不究竟，佛教称为方便智，而般若智叫胜义智或实相智，核心思想是“假有性空”“缘起”，一切是缘起的，离开缘起，一切法无从安立。

　　两汉之际时局战乱，百姓贫穷，这样就给了中下层百姓带来幻想，带来寄托，引起人们广泛的共鸣，对人生本质及本源提出研究。《四十二章经》把佛说的话分成四十二节，如：“佛言：‘恶人害贤者，犹仰天而唾，唾不至天，还从己堕，逆风扬尘，尘不至彼，还坌己身;’‘沙门行道，无如磨牛，身虽行道，心道不行，心若行道，何用行道。’”要求人们要出世间，要少欲知足，对“身、口、意”的思想行为传播，因果业报自作自受，而使人的行为向善、团结，趋向和平。

　　魏晋南北朝是传播的高峰期，译经众多，学术上上升到了领导地位，形成了毗昙学、般若学、成实学，涅盤学、楞伽学、地论学、摄论学、华严学、律学、定学等，百花齐放，从初传播的名僧投名士而反转成名士投名僧。当时僧侣众多，寺院林立，其主要源于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形成推动力，到隋唐统一而形成概论，消除了夷夏观念，使民族大团结，从而变成了主文化及正统力，达到顶峰。

佛教还有大乘小乘之分，小乘是被汉传排斥的，佛教的出世理论可以吸引有遁世要求的人，但它也有更完整的处世理论，大乘摈弃早期的悲观学说，直斥其为“小乘”“自了汉”，如今主要分布在云南及东南亚一带，汉传佛教把弘扬和发展大乘为己任，由之独成体系，确立了北传佛教的中心地位，他要求要行六度、行菩萨行。

　　三教合一延续至今是盛世象征，服从服务于国家的整体利益，协调民众感情，协调民族关系，他们兼容于传统文化，丰富性、差别性、兼容性造成了平等自由博爱的世界美誉，这是中华文明的特色，是中华文化的特点，滋养华夏，从善如流。

　　书法艺术是艺术范畴的一种，主要研究者和学习者分布在中国、日本这些使用象形文字的国家，汉字在漫长的演变发展历史长河中起着思想交流与文化继承的社会作用，其自身也形成了独特的造型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