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真坊

我家是1957年的夏天从西号巷搬入西南城角内的东西甜水井64号居住的，在这里一住就是38年多，直到1995年西安市实施低洼改造，我家才搬走离开。这近40年经历，见证了当时大院与街道的人文生活和改革变化，很值得回味。

“大红门”：清代建筑的大院子

东西甜水井64号在街道的中间位置，坐北向南，是一个清代建筑的大院子，有上百年的历史。门楼很高大也十分讲究，上边是琉璃瓦，房脊很高，院子里有房屋30余间，房子普遍高于周边，可以看出院子主人的地位较高。因两扇大门为朱红色，所以人们管这个院子叫“大红门”，时间久了，门牌号索性也就给忽略了，只要人们说起甜水井的“大红门”，周围几条街巷的人都知道。据《陕西省财政志》有关资料描述，民国时期曾任省财政厅厅长的温良儒（扶风人）曾在大红门居住，解放后陕西省财政厅作为公产收回，作为了办公和职工宿舍，后改为家属院。

大红门大门外曾对称立了两个约1.5米高的大青石狮子，很雄伟，很气派。可惜在文革初期被一些造反派战斗队挪到街口，在“破四旧，立四新”的口号和锣鼓声中被砸碎。门前两边是七八十厘米高，一米宽，七八米长的大台阶。走入门道两边是青砖花纹墙面，在大门的门框外，分别还有两个50厘米见方、高约70厘米的石墩子，两边刻有浮雕，小时候我们经常踩着门档爬着坐上去玩。大门较大，很厚重，约有2.5米高，两扇门合起来有3米多宽，七八厘米厚，大红门上有两个20多厘米的圆铁环，以泡钉固定着，用来敲打叫门。大门底下约有50厘米高很厚实的门坎。

向里走3米，还有一道门，这是单扇的组合木门，宽50厘米左右，有3米多高，记忆中共有8扇门，都是单开，这道门在上世纪50年代末，被西大街公社（当时街道办事处叫公社）办企业时拆用。进去门左右两边是房子，西边房子东墙两个门中间有个窗子，也是以前的门房。

院子门多是一个大特色，据说临街大红门外以前还有一道门，可惜我们搬进去就没有见到。过了单扇门，两边各有里外两大间临街房，应该是以前大户家的门丁和佣人所住的街房，外墙临靠大街面上，侧墙一侧分别在大门门洞，另一侧同隔壁院子相连，而内墙整个墙面全部是由宽50厘米、高3.5米的单扇老式木雕花鸟门组成，非常秀美，而木雕花门前走廊上分别有长青石板的台阶，房间内的隔墙也是用木制雕花隔开的里外间。后来在房屋改造中，把内墙墙面的老式木雕花鸟门拆掉，向外扩了一米左右，重砌了墙，加大了住户的室内面积。文革中，原11级老干部、曾任财政厅监察组组长的李占江一家曾在西边临街房居住。

从二门进来向里走约3米，迎面又是一道两扇门，宽2.5米左右，门头上方和两旁都是青砖雕花墙，雕刻着山水人物、花鸟鱼虫，很壮观，也很有气势。花雕中间有“福禄光明”四个大字，可惜的是在文革中，院子有些激进人士站在凳子上用铁锹把四个字铲坏了。90年代初，曾有人来拍照并想出高价把整个门头上的砖花雕拆下来买走，由于院子里都是公房，故没有成交，也最终没有留下这一历史文物。

进入这道门，两边是几个圆柱子，中间是个木制门楣，上边有花纹，很精致。东西分别是一明两暗的房，整个面门及墙都是和前厅房一样由单扇老式木雕花鸟门组成，门前有一米多宽的台阶走廊，一直从门窗前延伸到门口。原省建行行长、省财政厅厅长、14级的老干部高佩风同志文革中曾住在西边的房子里。

从二门向里走下台阶，再上台阶是一个大过庭，宽度有4米左右，长3米左右，两边分别是四大间房，房里以木制结构为主，约五六米高的大圆柱子有不少，房屋很高，前边两侧各有两个大房，背后还有两个小套间，原省税务局局长，后任国家税务总局局长刘志诚曾在此居住过。上世纪60年代初，因房梁和柱子出现了白蚊，被全部拆掉，改建为两排共8间的厦子房。

再往里走，两边又是两排二层的楼房，下边分别是一明两暗的三间厦子房，楼上是木制结构。两边厦子房北边有青砖楼梯，楼梯栏杆是用青砖垒的花形透空墙，错落有致，很是美观。楼上的门比较矮，地面是木质地板、柱子和梁椽很多。以前楼上主要存放单位的票证和资料，后来就是放置楼下住户的一些杂物。东边房子的南边是一口用砖砌的井，井台上搭有雨棚，安有辘轳，水很纯净。60年代中期，单位给院子里引来了自来水，渐渐就不再用井水了，后来院子房屋改造，也就填埋了。

最后再往里是上房，上房分楼上楼下，楼下四间，每个房间室内面积在26平方米左右，分里外两间，中间有隔断。中间是一个大走道，上楼楼梯也在走道里，走道前后都有门。东边是木制楼梯，木栏杆上面是椭圆的，中间隔档是圆形的，做得很精细，从北边上楼南边迎面是一长排高1.2米的木栏杆，东西一直贯通，栏杆上方是上大下小带台阶的，宽约20厘米，长2米多的木板连接的，中间是用10厘米菱形小木柱，作为栏框镶嵌在里边，给人以一种厚重感。楼上共五间房，全部都是木制结构，几个大圆柱比前庭的柱子还粗。这五间房其中四间房的实用面积均在18平方米左右，中间走廊上方这一间略小一点。原财政厅调到渭南地区任书记的张继伦文革前在上房楼下从东边数第二间居住。而过道楼下从东边数第三家就是我家，我父亲原是省税务局一科干部，由于家中孩子多，兄妹6个，最后财政厅又陆续在楼上给我家分配了两间房，我们一家在此一直居住到拆迁才搬走。上房后边西边是茅房，东边是一块空置地，有一棵大椿树，还有一口渗井用于排雨水，类似这种渗井在70年代以前院子共有四个，以后就改成市政下水管道了。文革中因成分问题怕被抄家，母亲曾把家里仅有的一块银元塞进渗井里了。

我们院子最多时住过21户人家，院子里住的人员也相对比较单一，以前是省财政厅家属院，上世纪80年代前，省税务局、省建行属于二级局，隶属于财政厅，所以基本上是这三个厅局的人在院子住。文革中，省财政厅把房子交给了省行政管理局，陆续又搬进了几户省级机关的人员，文革后又归属省财政厅管理。
   我父亲一直在省税务局工作到退休，50年代曾在北京参与过税法的起草工作，80年代初退休后参与过税务史料撰写，是一个老税务工作者。记得每年大年初一，厅局领导和科室领导都会到家属院来拜年，家中都备有一盘水果糖和一盒烟来招待人，我们小孩这时就可以吃上几颗水果糖了，气氛很热闹，感觉很惬意。
   那时候，像我们50年代出生的小孩比较多，经常在院子玩，大家相处的都很好，很少打架，比较和谐，家长们基本上都在一个单位。院子后院朱家和赵家各有一个老三届“大哥哥”，名叫赵雁伟和朱平安，他们很爱学习，博闻多识，擅讲故事。我们小时候经常晚上在他们家窗户下听他俩讲故事，赵雁伟讲的是《福尔摩斯探案记》等一些外国小说，情节跌宕起伏、曲折迷离，朱平安讲的是《隋唐演义》《封神榜》和一些古代传奇，故事扣人心弦、引人入胜，两边的故事各有鲜明特点，让人记忆犹新。我们一到晚上就搬着小方凳听，哪边精彩听哪边，为了拉拢我们这些小听众，两边还经常 “叫板”，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我在这里也听了不少故事，长了很多知识，很有受益。后来这两人高66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陇县，以后招工到了宝鸡市都当了中学教师。
   我们家属院的条件相对好一些，大家住的相对还宽敞一些，单位还给各家在门前盖了一个小厨房。一家有事，大家都前后帮忙，院子在50年代初，还种植了10多棵槐树，每到4月中下旬开春后，男孩们就上树钩槐花，一人上树去摘，大家一起享用。
   上世纪60、70年代，买粮要拿粮本和粮票到南北甜水井粮店买，月有定量，而且还有粗细粮比例，一段时间杂粮占到40%，记得买红薯、杂粮一斤可买5斤红薯，2分钱一斤，大家都去排队用麻袋装，有时候买回来都到晚上九十点了，用自行车推回来。买一些紧俏食品要购货本，包括买煤，开始是买煤末和钢炭，钢炭买回来后直接敲成小块烧，而煤末需要从城墙边挖点黄土掺上拍成煤饼，以后是煤球，再后来是蜂窝煤，借架子车拉回来。买菜在对门，每年冬季储存菜，红白萝卜和大白菜都是排队用购货本定量买，有时和卖菜的人熟了，还可以多买几斤呢。

院子内各门前几乎都有台阶，为防止下雨天雨水在渗井排不及而漫于房内，台阶都是用约50厘米宽，90厘米长的青石板铺的，青石板高30厘米左右，很平整，平时孩子们都坐在地上在青石板上玩“翻骨头”、下棋子等游戏。下雨天，人们可以不用雨具，从前院的门前走廊青石板一直走到后院而淋不湿，原因是走廊都在房檐下，房檐向外伸出一米多长，遮住了下边的道沿。院子中间曾摆放了一块大石板，约1.3米长，1米宽，童年时，我们经常摆上砖在这石板上打乒乓球玩。战备时院子还挖过防空洞，防空洞从中院挖到后院，两个出口，上面用树枝盖着然后填土，留有气孔。当时单位提供了一些材料，院子各家年轻力壮的都参与了进来，因为平时要上班或上学，都是利用周日或晚上空闲时间挖，特别是晚上，灯火明亮，十分热闹。

院子的水井保留到90年代中期

我们院子在街道中间的地方，对门后院就是城墙，向东是含光门，这一带老户居住的居多，大院子也很多，而且多数是清代后期留下来的，只可惜现在已无踪影。东隔壁是甲字64号，这一个院子是私房，后院上房姓周的一家是房主，而老革命家齐心同志娘家就曾在此院后院租住，据院子一位姓姚的老住户讲，习仲勋同志文革前经常到这里来，每次来车都停在含光门外，自己走进来，碰见院子人笑脸打招呼，非常平易近人。再向东65号据说是清代兵部尚书、军机大臣赵舒翘的家，也是一个大院子。贾平凹的《废都》中写到的赵京五就是赵舒翘的后代，文中也描绘了赵家大院当时的情形：“门楼确是十分讲究，上边有滚道瓦槽，琉璃兽脊，两边高起的楼壁头砖刻了山水人物……”当时赵家后代姊妹们很多，其中赵伟和我还是同学，赵家一直都在这个院子的上房住。西边隔壁是63号，另一位大户人家邓家一直在此居住。据说以前谁的官职高谁的房就盖得高，相比之下，大红门温家和赵家略高一些，上房都是两层，而周家与邓家稍低一些，上房是一层。四个院子中只有大红门院子大门是在正中间，直接对着里边，因为门较多又有过庭，无法一下子从外边直接看到里边。而其他三个院子都是大门开在右边，赵家大门进去后有门楣，绕过门楣向左拐才能进院子正中，周家和邓家大门进去后是东厦子房的南墙，需要向左拐才能进院子。

东西甜水井在文革中与湘子庙街、太阳庙门、报恩寺街一起一度被改名为东升街，大红门也就成了东升街西段73号。文革后又改回东西甜水井。文革中大红门住户基本上没有被抄家的，不过也有人在文革中受到了冲击，上房东户第一家许家和上房前东边的赵家都因父辈的历史问题被遣送回原籍，虽然文革后都落实了政策回到西安，但还是给两家人造成了一定的伤害，非常值得同情，令人惋惜。

这一条街每个院子里都有一口井，据说只有这一带井水都是甜的，所以叫甜水井。当初一般院子没有自来水时，大家吃水到街道口去挑水，而洗洗涮涮的都用的是井水，所以很多院子的水井一直保留到拆迁改造时。

街道原来是石子路，60年代后期市政改造成了柏油路。大红门同街道联系也很多，街道有居委会，经常开会搞活动，我们院子的孩子们也都去参加，如文革中组织大家免费观看毛主席八次接见红卫兵电影，但“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及家属需要自己出钱买票才能观看，还有街道组织批斗会等，活动还不少。那时上学基本上一条街的孩子都被编为一个班，所以经常在一起玩。1967年当时谣传有一个“五湖四海”组织进行抢劫，每个院子每晚都要派人值勤，大家彼此都很熟悉，一起上街值勤，非常热闹。

在西安市实行低洼改造中，1995年由莲湖区城建局牵头对西南城角内的甜水井街和双仁府街进行拆迁改造，叫双仁府拆迁改造项目，据此，我们院子的住户陆续搬走。自己不到3岁搬进“大红门”，40多岁才搬走，至今和昔日邻居分开已近20年，可能是年龄大了，有些怀旧了，还是非常怀念“大红门”的居住生活。后来又逐渐联系到一部分老住户，大家才开始经常一起聚聚，拉拉家常，叙叙旧情，回忆当年的一些生活细节，令人难忘，颇感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