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疯子

题记：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生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公元1905年9月2日，经慈禧老太婆恩准光绪皇帝颁布上谕:“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至此，骄奢淫逸的隋炀帝从公元605年开创科的举取士制度，历经整整1300年，终于画上句号。那些民国时期的文人，从此断了晋身之路。承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古风，他们有着大致相似的求学之路：幼年在私塾苦读国学典籍，长大后出洋留学，接触到西方现代科技、哲学启蒙思想，蓦然发现天外有天。他们不仅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而且还吸纳了西方的现代文明成果，学贯中西，融会贯通，形成了民国时期文人独特的知识结构：中西合璧，相得益彰。他们在民国这个当权者独断专行政治与思想极端动荡的时代，是冲在时代前列的思想先驱和文化先驱。他们不得不面对新与旧、泥古与西化、保守与激进的各种冲突与痛苦。他们以独特的个性和广博的学识，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明星，照亮民国的夜空。在这繁星当中，最亮的一颗就是鲁迅。 

　一、官二代、富二代少年

    鲁迅，原名周樟寿，字豫才，后改名周树人，浙江绍兴人。讲这些似乎是多余的，大家都知道嘛！那就讲点大家不知道的秘闻吧！鲁迅生于1881年阴历八月初三，阳历9月25日，天秤座男生，属蛇。比属蛇的毛泽东大12岁，比属蛇的章太炎小12岁，比属蛇的屈原小2220岁，比属蛇的陆游小756岁，比属蛇的康熙小228岁，当今属蛇的习大大，比起鲁迅就小了72岁。还有刘邦、项羽等都是属蛇的，看来属蛇的牛人多多哦！

    鲁迅的思想和文章非常符合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于是，他的思想和文章就成了特殊时期的精神食粮，自然他也就成了反帝反封建的斗士和先锋。他本人当时可真没有想过要当什么先锋，这些都是后人封的，当然，能被后人推崇，都是有几把刷子的，否则臧克家也不会说：“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如果是烂泥，鲁班也是无法把他扶上墙的。呵呵！鲁迅和鲁班虽然都姓鲁，可是他们可真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共和国的第一总理周恩来可的的确确是鲁迅的同宗本家，据查证，都是宋朝理学大师周敦颐的后代。

　　按照文革时期划分成分，鲁迅可是地地道道的地主成分，文革专用语言叫法就是“地主家的狗崽子”。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富二代，官二代”。貌似此语对鲁迅先生大不敬，请先生原谅小可吧！

　　鲁迅的爷爷名叫周福清，是清同治十年（1871年）辛未科进士，被19岁患无法启齿之症丧命的同治皇帝点为翰林院庶吉士，时年33岁，这个可是很厉害的，庶吉士是皇帝亲自在进士当中挑选来的储备人才，让他们进入翰林院。由学识渊博的“博导”给他们授业3年，毕业后，就可以留在皇帝身边办事，也可以放任地方官。可是这个周福清，是个性较强的人，尤其是嘴巴不好，言语尖酸刻薄，睚眦必报，是旧社会标准的“愤青”，这个性格特征似乎隔代遗传，鲁迅完美地继承了他爷爷的这一特点。按我说，周福清的这种性格根本就不适合做官，宦海沉浮十多年，在50岁的时候，当了内阁中书。可别小看这个九品芝麻官，这个职位很特殊，相当于现在最高领导人的秘书，这可不得了，是皇帝身边的人，虽然品级很低但隐形的权力大得无边，这个大家都懂得。

　　有了个当京官的爷爷，自家还做生意，家境颇为殷实。亦官亦商也是旧社会官僚的基本特征，这个恶劣的“传统”如今官场依然若隐若现。鲁迅在这样的大富之家，童年过得惬意而滋润。可是好景不长，内阁中书周福清同志在回家“丁忧”期间，利用自己和主考官的特殊关系，踏踏实实地给主考官送去了数量可观的银票，然而，事不凑巧，主考官貌似“改邪归正”了，严词拒绝了周福清的“下作”行为，并上报给当时的皇帝——光绪，皇帝大发雷霆，割去周福清的官职和功名，将其关入大牢。这个晴天霹雳迅速的击碎了鲁迅的优渥阔少的美好日子，摧毁周家大院的高墙碧瓦，鲁迅的噩梦自此来临了，他奶奶变卖家产，疏通关系，开始捞人，这可是无底洞啊，一个殷实的官商富户，很快就土崩瓦解，再加上鲁迅的父亲肺痨沉疴在身，可怜的鲁迅，彻底地结束了锦衣玉食的富家子弟生活，一夜之间，从美轮美奂的天上宫阙掉到暗无天日的地下室，变成了穷人。家产变卖了，钱花完了，他爷爷的命也保住了。期间鲁迅的父亲病逝，享年36岁，和英年早逝的徐志摩同岁去世。当时的鲁迅15岁，其实鲁迅的爷爷对鲁迅的影响比他的父亲大很多。在鲁迅幼时的记忆里，自己的父亲大多时候是躺在病榻上的。爷爷周福清对孙子的教育还是很开明的，以《鉴略》为他们开蒙，鼓励孙子去读小说等所谓的“闲书”。看似不经意地举动，可是对鲁迅兄弟三人的影响却是深重而长远的。幼年的经历看似不经意，但对人以后的性格塑造以及事业、感情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迷惘的青年

　　1898年4月，鲁迅18岁，考入江南水师学堂轮机班就读书，改名为周树人。为什么改名？因为在那个时期，读这种不入流的技校是件很丢脸的事，所以改名，目的是不让人知道，可见他的自尊心很强。我以前一直以为江南水师学堂是很“高大上”的高等学府，后来才明白，其实就是一个军事技校而已，好处是免学费的，鲁迅鲁迅正是看中的真一点“致命”的诱惑。鲁迅在水师学堂读书期间，学堂游泳池淹死了学生，而学堂的“校长”竟迷信池中有水鬼，于是请了巫师作法并立旗杆镇“水鬼”，鲁迅对此极为失望和反感，他的火爆脾气瞬间爆发，一气之下毅然退学。随后转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路矿学堂，这也是军事性质的技校，鲁迅在这里读了三年书，1901年1月以一等第三名的优异成绩毕业。鲁迅在矿路学堂求学期间开始接触新思想，写下“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诗句。这也算是他三年“技校”生涯当中最出彩的文学作品吧。无论是水师学堂还是矿务学堂，鲁迅都是属于标准的工科男，和文学、作家一点儿不沾边，业余时间读点乱七八糟的书。不知道是谁说过一句话：人和人的差别主要在业余时间，鲁迅完美地印证了这句话。1902年2月，路矿学堂毕业后由江南督练公所派赴日本留学，在仙台医学院学医，目的是想去战场上治病救人。业余时间看些国外的小说和文学刊物。关于鲁迅著名的弃医从文的典故，我就不赘述了，大家都知道的。

　　由此经历可以看出，鲁迅从小根本就没有什么远大的抱负，更没有立志当文学家的梦想。我在读小学、初中的时候，老师跟我们讲要从小树立远大的理想，长大后才能报效祖国。如今看来，当时那些口口声声要当什么什么家的人，百分之百的都没有当成，而当时那些贪玩、捣蛋成绩一般的人，现在读完硕士读博士，留洋镀金去了，这无疑是对现在教育的莫大讽刺。鲁迅从读大学开始，一直就是学理工科，这些都不要紧，要紧的是鲁迅把业余时间都投入到自己喜欢的文学小说方面。鲁迅在日本逗留了9年，倡导文艺、创办杂志，中途夭折；翻译了一本俄国小说，仅仅卖出去100多本，说着卖，其实也就是送熟人而已，很失败。1909年6月回国，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生理学、化学教员，28岁的鲁迅，籍籍无名，郁郁不得志。期间发生一件事，深深的刺痛了青年鲁迅的心。那是一次上化学课，鲁迅给学生讲氢气的特性，给学生做化学实验，是在教室里试验氢气的燃烧，这个简单的化学实验我们中学都做过，鲁迅在讲台上放好一个氢气瓶，准备点火时却发现忘了带火柴，只好对学生们说：“我去取火柴，你们可千万别去碰这个瓶子，一旦空气进去了，再点火就要爆炸的！”可是，等到他拿了火柴回来，一点火，那氢气瓶“嘭”地就炸开了，玻璃渣四溅，而他手上的鲜血溅满了雪白的西装硬袖，也溅满了讲台上的点名簿。到这时候，他才发现，原先坐在前面两排的学生部早已移坐到安全的后排去了，他们是知道氢气瓶要爆炸的！也是这般愚鲁的学生故意“恶搞”了未来著名的文学家，我们无法想象当时的鲁迅是怎样的心情。如果说这些学生年幼无知，但他们中有些人的年龄，早已超过了三十岁，毫无疑问是存心捉弄教员。倘真如此，鲁迅还有什么心情继续给他们授课，可是为了生存，他又别无选择。直到多年以后，鲁迅在北京教育部任职的时候，还屡次向朋友提起这件事，足见这件事深深的刺痛他的心。一根小小的火柴点燃的岂止是一只氢气瓶？它分明引爆了埋藏在鲁迅心中的强烈自尊和敏感。愤怒、痛苦都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他的失望，甚至是绝望。他根本没想到，学生竟然如此的不尊重他。是他做人的失败？还是青年的麻木？鲁迅思考了很久很久。

    武昌一声枪响，辛亥革命爆发。这一声枪响不仅改变了中国的命运，更改变了鲁迅的命运。革命党人王金发带着军队，威风凛凛地乘坐大木船来到了他的家乡绍兴，任绍兴军政府的都督（貌似是地方长官吧），这个王金发，是鲁迅在日本留学时参加光复会认识的老朋友，如今他发迹了，没有忘记鲁迅这个才华出众的旧相识，很快在王金发的“提携”之下，鲁迅一步登天，当上了绍兴师范的校长。足见人脉的重要性了吧，从一个小小的化学教员，直升校长，步子跨得太大了。换在现在，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但在民国特殊的时代，一切皆有可能！

    当鲁迅春风得意地当了校长，时年31岁。但他不知道以后的徐志摩、郁达夫、胡适、钱钟书老舍都是在20多岁就在当教授了，鲁迅比起他们，简直就是弱爆了。更让他汗颜的是，30多岁了，这个未来的文学泰斗还没有一篇可以拿得出手的作品，实在是失败得很，距离后来的著名文学家这个头衔实在是非常遥远。在那个时代，20多岁的郁达夫已经发表了他的惊世之作《沉沦》，20岁的曹禺已经写完了《雷雨》，22岁的张爱玲已经红遍上海滩。然而，最终还是鲁迅后来者居上了，把这些所谓的青年才俊远远地抛到了身后。这倒并不是他有超凡的才华，实质是他顺应了历史潮流，顺流而行，自然要比别人走得更快更远。

    三、一生的贵人蔡元培：

　　然而鲁迅的这个师范校长当得非常不愉快。王金发走后，一切慢慢的恢复了原样。1912年1月1日，南京成立了临时国民政府，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邀请他的得意弟子许寿裳来教育部任职，教育部刚刚成立，百废待兴，工作繁杂忙乱。于是许寿裳就对蔡元培说：

　　“老大，如今教育部工作太繁重，人手太少，忙不过来啊！”

　　“小许啊，年轻人，精力旺盛，忙不过来，晚上加班嘛！”蔡总长语重心长地说

　　“老大，夜夜在单位加班，我家后院就要着火了。”许寿裳皱着眉头说。

　　“着火了，打119嘛？”

　　“来不及啊。”

　　“如之奈何？”

　　“我看，得增加人手啊！”

　　“增加人手可以，但目前也没有合适人选啊!”

　　许寿裳等的就是蔡总长的这句话。因为鲁迅已经多次给他诉苦，想换个工作。

    于是许寿裳向蔡总长隆重地推荐了他的同乡兼挚友鲁迅，在许寿裳的帮助下，鲁迅顺利地由一个县城师范的苦逼校长，跳入教育部任职。足见，关键时刻有人拉你一把是何等的重要，自此鲁迅从一条泥潭里的泥鳅跃入浩瀚的大海，也正式结束了虎落平阳被犬欺，龙游浅水遭虾戏的苦闷生活，来到了教育部，来到了南京。其实蔡元培是鲁迅的同乡，也是绍兴人，他也是鲁迅一生当中的最重要的贵人，对鲁迅照拂有加。

　　依照鲁迅的性格，很难与人相处的，他在南京教育部人际关系搞得很烂，在一次人事调整当中，他被教育部副总长列入下岗人员名单之中，蔡元培看到名单后，特意把鲁迅保留下来。后来教育部迁往北京，鲁迅也跟随前往，在蔡元培的提携之下，出任教育部佥事，大约算是个处级干部吧。后来，蔡元培受排挤，离开教育部出任北大校长，很快就把鲁迅等人聘为北大教授，鲁迅兼职赚取外快。自此开始了他的教书生涯，期间写些乱七八糟的杂文，不成气候，直到1918年5月，38岁的鲁迅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发表了小说《狂人日记》。这篇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白话文小说才让他真正在文坛展露头角，获得了一定范围内的知名度，他似乎找到了感觉，后来陆续发表了《孔乙己》《阿Q正传》等作品，正式奠定了他在文坛的重要地位。

　　蔡元培是鲁迅一生当中真正的伯乐，数次援手救鲁迅于困顿之中，鲁迅在教育部当了14年公务员，后来因女师大事件和教育部长章士钊大闹一场，章部长大发雷霆，毫不犹豫地就把他开除了。很显然，鲁迅在北京待不下去了，跑到厦门大学和中山大学任教，还是搞不好人事关系，跟名教授林语堂、顾颉刚闹得很不愉快，不得己带着同居女友许广平来到上海，想靠卖文为生。但上海也是米价很贵，居之不易的，写稿的收入毕竟是不固定的，而且杯水车薪，难以养家糊口。所以，这时的鲁迅，其实是处于失业状态。生存是第一需要，现在生计成了问题，况且还是“新婚”，用钱的地方多，此时鲁迅，也开始为生计忧心如焚。然而在这个时候，又是蔡元培，向他伸出了救援之手。此时蔡元培是国民党政府的大学院（相当于教育部）院长，在困厄当中的鲁迅再一次得到了蔡元培的眷顾，任命鲁迅为大学院“特约撰述员”这个职位据我的理解就是如同现在的教育部的巡视员这样的闲差，虽是闲差，但薪水却很优厚，有300多大洋，我估计相当于现在的15000元人民币，而且那时候还不用交个税。靠着这份优厚的薪水，鲁迅就在上海安居下来，开始大量地写文章骂人了，鲁迅最后的10年都在上海度过，生活已经安稳了，此时也是他创作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他的杂文也更加成熟犀利，真正地形成了他的风格，成为了青年们的导师，成为文坛的领袖！

四、兄弟失和

著名的“五·四运动”之后不久，在教育部当了七年“京官”的鲁迅，做了一个重大决定：买房子。那时候买房子可没有首付、贷款之说，必须要一次付清全额，但好处是有永久产权。鲁迅为了买房子，回到了绍兴老家，变卖了周家祖屋，田产等所有的家产，花了3500大洋，买下了在北京西直门内公用库八道湾11号的一个占地四亩的大宅院。根据当时的购买力，3500大洋大约相当于现在20万人民币，足见现在的房价实在是贵的离谱了。房子装修完毕以后，鲁迅正式把他的母亲、朱安、弟弟周作人、周建人夫妇以及子女都接到了北京居住，经历了多年的骨肉分离，鲁迅终实现青年时代的誓言，使中道败落的周家门第中兴。也圆了他“大家庭”兄弟怡怡的愿望，尽到了他作为长兄的责任。对于房子鲁迅做了精心的安排，把环境最好的中院北屋留给了母亲和朱安居住，考虑到周作人的老婆是日本人，还特意安排工匠按照日本风格装修。三弟周建人、羽太芳子和子女住后院北房中间三间。据周海婴回忆，“父亲让兄弟住后院，那里的北房朝向好，院子又大，小侄子们可以有个活动的天地；而他自己屈居于中间二排朝北背阳光的偏房”。同时，很正式的订了一份契约把宅院分拆为四份：三兄弟各占一份，鲁迅母亲占一份，这一份作为供她养老送终的费用。房产主是鲁迅。
从此以后他们收入合并，不离不弃，他们的母亲年轻守寡辛苦了大半生，要让她享清福。朱安不识字，能力不足以理家，所以持家的“重担”自然而然落到羽太信子的身上。鲁迅除了留下香烟钱和零用花销，绝大部分薪水都交给羽太信子掌管，这也为以后的兄弟反目埋下祸根。

    民国十二年即1923年7月19日，周作人黑着脸来找大哥鲁迅，递给鲁迅一封信，一言不发转身而去。民国时期最有名的“鲁迅兄弟失和”公案正式发生了。

鲁迅木然的看着周作人的背影，打开信封一看：“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正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的院子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我无法揣测鲁迅读到弟弟这封信时的心情，是愤怒？是怨恨？是懊悔？

第二天，鲁迅早起四处看房；两周后，8月2日，他借了800元钱，携带朱安搬进了砖塔胡同的临时居所。周作人依然很淡定，在他8月2日的日记里写道：“下午L夫妇移住砖塔胡同。”L当然是鲁迅了，他似乎连大哥的名字都懒得写了，足见成见至深。到第二年6月11日，鲁迅去了一趟八道湾的旧居，想取回自己的书和一些物件，却不曾想发生了更严重的事。周作人和妻子羽太信子看见鲁迅，就从屋里奔出，指着破口大骂，言辞污秽，不堪入耳。羽太信子骂了还不过瘾，又立即打电话喊来几位亲友助阵，夫妻俩你一言我一语，配合默契，当众羞辱鲁迅。周作人越骂越起劲，情绪激动拿起一尺高的狮形铜香炉向鲁迅头上砸去，幸亏别人接住拦开，才未发生悲剧；忍无可忍的鲁迅终于出离了愤怒，抓起一个陶瓦枕，掷向周作人。众人见势不妙急忙架开二人，一对亲密无间的好兄弟，一对当时中国文坛的双子星座，因为误会，演出一出令人扼腕的闹剧，自此兄弟二人彻底断绝往来。

关于鲁迅兄弟失和的原因，他们兄弟二人不约而同的保持沉默，始终不发一言，不做任何解释，让这段公案更加蒙上了神秘的色彩。现在流传着很多说法，大致归纳以下四种。

第一：“窥浴听床说”，据说周作人的老婆羽太信子给周作人告状，说大伯哥偷看她洗澡，还偷听窗根，说的周作人信以为真。但根据史家的研究，这个说法缺乏客观条件。章川岛曾说，“八道湾后院的房屋，窗户外有土沟，还种着花卉，人是无法靠近的。”

第二：“经济原因说”，是郁达夫提出来的，许广平和周海婴也持这个观点，是官方比较接受的说法。羽太信子在家掌管经济大权，后来因为鲁迅收入减少，经济拮据，常常举债度日，于是鲁迅要求羽太信子节省开支，勤俭度日，招致羽太信子对此不满，遂造谣诬陷，借故赶走鲁迅。但细细想想这个说法也是不合逻辑的，如果鲁迅走了，羽太信子的收入肯定会减少的，她既然缺钱花，自然不会自断财源。

第三：“失敬说”，据说是鲁迅调戏羽太信子，这个说法除了周作人，周家的人都不相信，当鲁迅搬出八道湾时，母亲和朱安也随之搬出，即说明了她们的态度。甚至连信子的儿子周丰一都不相信。

第四：“信子癔症说”，这是最新的一种民间臆测。信子有时会发癔症，周作人的日记有记录。有人说，相比对朱安的冷淡疏离，鲁迅对信子态度比较亲切，不乏家常聊天，尤其又让她掌管财政，让信子误以为鲁迅喜欢她，所以在发癔症时就把想象当事实说出来了，周作人信以为真。

以上的各种说法，都没有确凿的事实依据。但这几种说法都与周作人的老婆有关，这也印证了鲁迅离开八道湾是因为一个日本女人的说辞。但这些都忽略了一个事实，就是当时鲁迅的母亲也在场，目睹了当时的一切，鲁迅的母亲在家庭当中有着至高的权威，那么，她老人家为什么不去阻止了，不去劝和呢？根据本人大胆臆测：肯定有难以言说的苦衷。首先可以肯定的是鲁迅兄弟失和绝对不是因为经济原因，如果单纯是因为经济原因，鲁老太太一发话，他们兄弟二人不敢不听。周作人给鲁迅的绝交信当中说：“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这个“过去的事”肯定是有所指的，他以前不知道，现在听羽太信子说了，才明白。“不必再说了”是这件事无法启齿了。根据这个推论，我倒是比较倾向第四种“信子癔症说”。当然这也仅仅是本人的臆测而已。如今当事人和目击证人都已作古，无法求证了。周作人当时的日记也被他剪去了十多个字，所以，这个谜案就连福尔摩斯也会为难了。

兄弟失和以后，俩人再也没有说过话，自1926年8月22日，女师大毁校周年纪念集会时兄弟二人同时出席，8月26日，鲁迅即离京南下；以后两次回到北平，均未与周作人相遇。假若周作人那天在女师大毁校周年纪念会上见着鲁迅，那么该是二人见的最后一面了。1936年10月19日清晨，鲁迅在上海与世长辞，　消息传到北京，周作人得知后也没去上海参加葬礼，有人认为他这样做太不近人情。鲁迅病逝第二天，周作人恰好有一堂《六朝散文》课，他依然坚持上课，却挟着一本《颜氏家训》走进教室。课堂上，周作人始终在讲颜之推的《兄弟》篇。下课铃响了，周作人挟起书说：“对不起，下一堂课我不讲了，我要到鲁迅的老太太那里去。”这时学生们才看到他的脸色幽暗，他没哭也没有泪，但眼圈是红的。

据说，在鲁迅逝世前几天还一直在看周作人的书，也据说在周作人去世的前几天也一直在看鲁迅的书。

    五、扑朔迷离情感

　　鲁迅的感情生活，他本人一直是讳莫如深，不愿谈起。越是不谈，越就引起我们这些无聊的屌丝探秘隐私的癖好。

　　鲁迅的正式婚姻其实只有一次，真正的周夫人只有一个——朱安。

    鲁迅的婚姻是包办婚姻，1906年，还在日本求学的鲁迅接到家里发来的电报：母亲病危、速归！至亲至孝的鲁迅，惊闻“噩耗”急速回到绍兴，回到家后没有看见母亲的灵堂，而是她母亲要他跟一个叫朱安的乡下女人拜堂，鲁迅自小由母亲抚养，他的父亲在他幼年的记忆里一直卧病在床，家里全部由母亲一人操持，15岁时，父亲病逝，他们孤儿寡母，受尽苦楚。所以，鲁迅对母亲给他做的婚姻安排，自然是不能违拗，回到绍兴的第二天，1906年7月26日鲁迅就和朱安拜堂成亲，朱安正式嫁入周家，成为周夫人。

　　喧哗的婚礼结束了，人们祝福一对新人白头偕老，可是，谁又知道，这才是一场悲情人生的婚姻灾难刚刚开始。婚礼的当天晚上，所谓的洞房花烛夜，鲁迅不发一言，彻夜未眠。一夜未眠到底想了些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据我臆测，大致就是：感叹造化弄人，或者还在纠结，如何面对朱安。此时的鲁迅26岁，朱安29岁。第二天晚上鲁迅在母亲屋中看书，估计也没和母亲说什么，后半夜睡在母亲屋中的一张床上，第三天晚上鲁迅仍在母亲屋中。第四天鲁迅和二弟周作人及几个朋友启程东渡日本，这一走就是三年。鲁迅是个极端理性的人，也是个毫不妥协的人，始终在坚持着自己的理想。后来鲁迅说过，朱安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1909年8月，鲁迅从日本回国。一段时间里，鲁迅虽然在绍兴，但很少回家，以忙于工作为由，一直住在学校。星期日白天，他有时回去，但主要是为了看望母亲，偶尔星期六晚上回家，也是通宵批改学生的作业或读书、抄书、整理古籍，有意不与朱安接触，无视她的存在。这对朱安来说是痛苦的折磨，其实，对鲁迅来说，更是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折磨，30多岁的正常男人，他压抑本能的生理需要，需要多么强大的意志力啊，这可真不是常人能做到的，鲁迅是个充满悲情的人物。

　　从日本回国后的两年，鲁迅的心情十分沉郁，不仅仅是因为感情的事，30岁的鲁迅，一事无成，热血、激情、理想，空在眼前盘旋，自己却无力改变什么。在日本学医半途而废，在东京办杂志，中途夭折，翻译出书，仅仅卖出100多册，参加了他的同乡陶成章领导的光复会，奔走宣传革命，也没有取得什么成绩，因此，写在他30岁以前的人生，写满了：失败！失败！失败！他拼命抽烟酗酒，近於自暴自弃，麻痹自己，这样的经历其实我们都有的，所以，鲁迅也是平常人，要用平常的眼光去看待他，他在给自己的终生挚友许寿棠的信中说：“仆（我）荒落殆尽。”又说：“又翻类书，荟集古逸书数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