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望的枪手

孙慧峰：小情调小清新的诗歌受宠而且当红，证明世俗的需要和艺术的需要根本就是两回事。艺术的需要是创新而陌生。不是甜点，不是草莓，不是撩人、可人，而是出人意料，发人深省。对世俗的审美来说，艺术总穿着一件冷漠的外衣——它不迎合你，它只是拒绝你。艺术既不是巧克力也不是冰淇淋，而是一块玉石，需要反复观赏和琢磨。经得起反复琢磨，是艺术的一个品质，而这一品质是与通俗作品最基本的区别——因为艺术更多的时候是拒绝当下的趣味，背离当下世俗性的取舍。

钱磊的诗歌是艺术上的诗歌，要沉心慢读，那些习惯于快速浏览的眼睛，是嚼不出他诗歌的“味”与“道”的。钱磊的诗歌，不故造语言险境，只不慌不忙地叙述，在叙述中表达他的思考和辨别以及秉持的态度。有态度才有思想，有思想才不空洞浮泛，才能脱离语言的“障”而获取一种言说和表达的自由无碍。诗歌是语言的艺术，但是更高明的诗歌，总是把语言褪掉，只显露一种审美和思想自在自成的境界，虽然钱磊的诗还没有到达这个境界，但正处于这个方向上。

有的人写诗是娱乐，为了满足一时的感性心理需要；有的人写诗是求取，用诗歌获得现实里的一名半利。有的人写诗，是把诗歌当做一种精神修养，孜孜不倦于精神的深入与展开，钱磊是属于第三种写诗的人。

当下有很多所谓的诗，语言只是在一个平面上滑动，而钱磊的诗歌则是往返于历史与现实之间，从表面向纵深处和广阔处努力，并在这过程中，完成个人独有思想与感悟的集中与提炼。有独特思想的诗，当然要远远高于敷衍于表面词与句的、小机灵小聪明的心灵鸡汤式的诗歌。他的作品不论朝向现实还是历史，都抛开表面化、平面化的描摹，在下潜中找到更具诗性的存在。不论是化身狱卒旁观庖丁的命运，还是与嵇康称兄道弟，钱磊都有属于自己的崭新角度。但要指出的是，沉稳的叙述表现历史题材自有一种厚重练达，但是表现现实，这种表达就略显沉闷而模糊，清晰度明显不足（比如《漫长的缺席简史》），因为现实可供生发有效的感受与思想的土壤，毕竟没有历史来得深厚。钱磊的诗歌没有习见的抒情陋习和他人作品的身影，这是值得肯定的地方（他的语言和结构唯一能让人联想到的是臧棣的丛书系列）。读阅读难度大的诗歌，需要有一定的诗学修养、思想修为和一定的阅读深度。这三点在今天很多写分行的人那里并不同时具备，而这三点都缺席的读者，很容易被钱磊这类型的写作所拒绝，这种拒绝的形成也是一种证明：耽于感官的分行，深陷于日常过程的分行，只展览欲望的分行，思想苍白而玩聪明的分行，扭捏于小资情调的分行，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诗歌艺术，那些只是语言形成的皮毛而已，与诗性根本无关。虽然我肯定钱磊的写作方向，但是不代表他的作品无可挑剔，我个人的感觉是：这十首诗，类型化明显，每首诗几乎都像从一个模具中走出来的，缺少一种结构和语言上的多样性；很多感受来得过于匆忙，尤其是关涉到现实部分，尚未提炼到精纯的地步；有的感受则流于正常，缺少真正的独特；对历史的感悟，有新鲜的地方，但是深入度不够，只是停留在一个点上。如此种种，有待于钱磊在以后的写作中细加修善。

作为现场讨论，大家的发言可能更多的是靠感觉来完成，会少很多深思熟虑，因此我最后做一个小提醒：诗歌可以简约也可以繁复，当一个写作者想用诗歌这种形式，来呈现丰富而多维的感受与意识时，往往会走繁复的道路，尤其当他想表现的不是一个清晰单一的观念和直觉时，他会用纷纭的感受来呈现内心的复杂性与多面性。钱磊的诗，从这样的角度去看时，繁复的存在就不再是缺陷，而是有意为之。而繁复的存在，在我个人看来，需要更为丰富的内心和更为充沛的感受才能完成，绝非小聪明的制造和灵光一闪的捕捉可以望其项背。

谭克修：80年代出生的诗人，有的即将步入中年，有的还是在校学生，才开始写诗。他们这个年龄，也是诗风变化比较剧烈的阶段。若为这样一个群体寻找共同的意义，下什么结论，缘木求鱼而已。某次我听人说80后已是一个江湖，里面是有座次的，还例举了前几个座位的诗人，我就笑了。我说，他们或许有些名气，但诗歌真没写开呢。我回想起十年前人们谈论的70后诗人，当时一些名声显赫的诗人，就像一些大鸟从空中飞过，并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尽管一些名字依然在江湖上以讹传讹，在一些教授的选本里继续出现，但能留下来的诗人，我们必须在坑坑洼洼的路上，在一路负重前行的人群里去寻找。是的，别说80后，就算70后、60后的诗人，最后谁去谁留？答案还早着呢。谁都别急着为自己加冕，唯一客观的裁判只有时间。

所以，我们这里按诗人出生年分批谈论，只想寻个出场顺序而已。从不勉强在诗学上寻求什么强加的意义。80后诗人，因为他们年轻，大量的优秀诗人还潜伏在水下。若要对他们这一代人进行甄别，时间至少还得往后推上数十个年份。今晚讨论的钱磊，是贵州80后诗群的代表性诗人之一，另外几个如罗霄山、木郎、顾潇、陶杰、罗逢春等年轻诗人，作品呈现出的整体质量，让我对贵州80后诗群刮目相看。我们把钱磊抽出来谈论，是他的写作引出的问题有谈论的价值。

    就我有限的阅读范围，从叙述能力来看，钱磊属于同龄人里的佼佼者。他能把每一首诗，培育成一颗郁郁葱葱的树木，旁枝错节，让我们看到很多修辞的枝叶。诗人显然享受于这种表达的狂欢中。如果说每个诗人都在写自己的历史，钱磊为何又这么执拗地在一系列诗题后加上“简史”二字？若这两个字去掉，并不影响标题的完整性。我把这视为诗人彰显着自己雄心的写作策略：将自己的生活与史实打碎，杂揉在一起，用语言使之重生，试图建立一个自己的诗歌属国，用解构历史和现实的方法来重构自己的宏大叙事。作者深陷在在繁复的比喻、戏谑中，在文本中设置了太多歧义或陷阱，拒绝你挖掘过于显现的意义。这样做的结果，或并不能使文本如愿进入作者想要的深度模式，反而会使主体和想要表现的历史同时消失于语言的迷雾中。我们获得的主要是诗人表达的快感。这种表达的快感，带来的可能是阅读的快感，也可能是阅读的厌倦。所以，这样的写作，就带给了我们足够多的讨论价值。

杨碧薇：就诗歌的大类别来说，钱磊的诗是属于极正的一类，与西方现代诗歌里正典的一派是一脉相承的，钱磊的诗歌不是没有抒情，但是他的抒情是缝缀在克制的理性叙事中的，我认为钱磊的写作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张枣的写法。当然，张枣也是从西方现代诗歌里吸取到了养分，因为智性写作在西方走了很远这是显而易见的，只不过在中国还较为落后而已，昆德拉的小说亦有智性框架卡尔维诺的更是。

我注意到，钱磊的一些诗歌，如庖丁解牛简史，是以个人言说方式进入历史的，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历史或许成了他的一颗棋子，一个言说载体，一个被解构的被观照的对象，所指仍是当下，这种写法，在一定程度上，能遮蔽智性写作的紧张与干枯，让诗歌有松弛的空间，赋予诗歌必要的弹性。

我最先开始接触钱磊的诗歌，是在去年夏天。一开始，也觉得他的诗歌比其他的诗歌难以进入。但是我很快发现，造成这种阅读障碍的原因，并不是理解上的困难，而是持不同的写作策略，而是因为持不同的写作策略而造成了理解的偏差。于是我换了一种阅读方式，在接下来的阅读里，我不再以自己惯有的写作策略为准绳，而是试图去靠拢钱磊的写作策略，这样我就觉得更加容易进入他的诗歌了。

钱磊的诗歌给我的总体印象是： 有紧密的腠理，诗歌的空间整体上来说是紧张的，而不是舒缓的。当然，刚才我谈到了，其中也不乏有弹性；但是，舒缓的叙述无法抹除思想的迅速行进，他将许多的观念与情感编织进入诗歌中，试图在有限的文字里处理大量的信息，并将这些信息转化为对诗歌来说是有效的元素。

他的处理总的来说是较为成功的，但还可以在某些细节上再打磨得圆润些，削去一些稍显突兀的棱角。通过诗歌写作，钱磊在建立起一套自己的话语系统，并在当下的诗歌场域中，确保这套话语系统仅为己所有，也就是说，具有个体性与独特性。这种对话语系统的建立，让我看到一位诗人的雄心与抱负。也就是说，他有清晰的文体意识、诗歌意识。和很多仅仅是有感而发的诗人不同，钱磊在写作前更注意让自己的诗歌具有某些”类型化”特征。一个优秀的诗人依靠灵感，但一个杰出的诗人依靠的不仅有灵感，还有理念。钱磊正走在杰出的道路上。

所谓的“类型化”特征，主要表现在他注意诗歌的主题学、诗学上的建构，也即诗歌作品在主题上的重大性、在叙述方式上的特殊性。再说说语言。简史系列的语言结构并不难懂，基本是纯正的口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其实钱磊的言说方式都是口语，不是书面语。每一个句子的结构，主谓宾、定状补都是很流畅的，不卡，不涩。在某些程度上，大也只是一种策略。简史系列有元诗的影子，在很多诗歌里，钱磊不仅要处理我刚才说的历史--当下、世界-内心的问题，也在处理着诗歌写作本身的问题。他写了很多有元诗性质的句子。这些简史也可以当作对“诗歌”本身的解读。

我基本上说完了，主要是三点：开始谈哲学与诗只是个引子，第一点是你的诗歌主题学；第二点是你的诗歌语言其实有口语性，只是在修辞的使用下口语本质被遮蔽了；第三点是简史的元诗性。

    （节选于2015年3月10日《明天》诗歌微信群现场讨论发言，分享的诗歌为简史系列10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