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亲戚们在得知周恩来当上一国总理之后，纷至沓来，都希望获得一些特殊待遇。然而，当时的周恩来头脑十分冷静，他在处理亲戚们提出的一些要求时，不仅能够直面应对，铁面无私，绝不违反党的纪律，而且面对家族中确有才干的人，他也绝不是“黑脸包公”六亲不认，反而尽心培养，照用不误。周恩来在建国初期处理的几件与亲戚有关系的事件上，树立了榜样性的“官德”。
 

　　那么，一直流传的周恩来有“嗣子女”“义子”，是否确有其事？如果有，为何很少跟他们联系？周恩来为什么要与姨表妹脱离亲戚关系？他为何不给服刑中的堂弟说情，又为何高调聘任自己的六伯父为中央文史馆首批馆员呢？本期档案揭秘，李涵为您讲述：周恩来如何处理亲属家事。

　　1938年，周恩来应邀来到武汉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那是中国共产党人自1927年以来，首次在“国统区”公开露面。此前，由于国民党当局长期污蔑中共是“六亲不认”“共产共妻”等无恶不作的“匪”，所以周恩来一开始的公开活动并不怎么受欢迎。为了彻底打消这些不利影响，1938年秋末冬初，周恩来曾在武汉认自己堂弟周恩彦的儿女周保章和周保庄为嗣子女，1939年春天，又在绍兴认表侄儿王戍为义子。当然，现在史学界对这两件事表示怀疑，连周家的一些亲属也有过议论。但经过调查，这两件事确实发生过。
 

　　关于周保章兄妹过继的事，不仅有周保章撰写的回忆文章，还有他的兄弟姐妹的口述、笔记，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人证——赵忠绮。1938年，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阳台上举行了周保章、周保庄过继给周恩来、邓颖超做子女的仪式，仪式主持人是周恩来在天津组织创办的觉悟社社友赵光宸的妻子桑春兰。当时，赵光宸的大女儿赵忠绮、二女儿赵忠绩等都亲历现场。20世纪90年代中期，赵忠绮在安徽马鞍山供电局工作，曾多次到淮安的周恩来纪念馆参观瞻仰。赵忠绮回忆道：“周保章兄妹过继的事，是有那么回事，但是姑夫周恩来本人未参加，他当时在里屋和我爸爸谈话，姑姑邓颖超参加了。后来，姑姑还抱着保庄、搂着保章和我们一起照了一张合影照。”
 

　　新中国成立后，邓颖超先后给周保章兄妹写信，约他们去中南海西花厅一起团聚过春节，这在周恩来的众多晚辈中是很少有的待遇。此外，现居青岛的周保章还保存着邓颖超写给他的50多封信件，其中30余封是邓颖超亲笔写的，其余为邓颖超委托秘书代写的。

　　作为觉悟社第一批社友，赵光宸和周恩来曾一同赴欧洲寻求救国真理。周恩来旅欧期间，遇上经济困难时还寻求赵光宸的支持。尤其是1921年春，张申府、刘清扬夫妇在德国柏林万赛湖游船上介绍周恩来加入中国共产党进行秘密谈话时，赵光宸是唯一的在场证人。可见，他们之间的关系亲密到何等程度！

　　后来，赵光宸开始从事教育工作。1938年周恩来到武汉时，赵光宸时任湖北省教育厅长，正好是周恩来打开与国民党上层统战关系的一把钥匙。
 

　　赵光宸出生于大户人家，旧时人们重男轻女，妻子桑春兰连生两个女儿后，遭到婆婆的歧视与虐待，导致不能怀孕。周恩来和邓颖超来到武汉后不久，便将邓母杨振德从江西国民党的“反省院”中要出，接到武汉团聚。邓母是位中医高手，经她用中药调理，桑春兰很快怀孕并为赵家生下了儿子。赵家在大喜之余想到好友周恩来无儿无女，出于对老朋友、兼恩人的周恩来一家的感激，提出按传统习俗，把周恩来的堂弟、时任汉口铁路局会计课长的周恩彦6个子女中的2个过继给周恩来做嗣子女。
 

　　以周恩来夫妇的胸怀，对这样一种做法是不会迎合的，甚至认为根本没有必要。但国民党反动派多年来丑化共产党，周恩来作为一位中共要人，也采取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过继侄儿侄女为嗣子女，可以用事实粉碎中共“六亲不认”的谣言，力度之大可使谣言不攻自破。

　　关于认王戍为义子一事，也是事实。王戍至今还保留着周恩来的亲笔手迹：“慕向表侄义儿存念，周恩来。”这是周恩来在1939年4月5日从浙江临时省会金华，将自己的照片寄赠于绍兴姑表侄儿王戍时写在照片背后的字。慕向是王戍的字。
 

　　1939年春，周恩来为调解新四军领导人叶挺和项英的矛盾等事来到安徽和浙江。国民政府绍兴专员贺扬灵名义上说是为了保护周恩来，实质上是为了监视他的一举一动，所以贺扬灵一共派了6名士兵跟在周恩来身边，连他去祭祖，也寸步不离。因此，当绍兴的姑表侄儿王戍提出要跟随表叔周恩来去参加新四军打日本时，周恩来以王戍年纪尚小为由，婉言拒绝了。但当他发现只有16岁的王戍很难过时，就主动提出：“你做我的干儿子吧。”
 

　　建国后，周恩来既没有给周保章、周保庄兄妹以“嗣子女”的名分，也没有给王戍以义子的待遇，而是鼓励他们在基层努力工作，靠自己的勤奋为人民服务，争取进步。据王戍回忆，新中国成立后，他曾数次给表伯周恩来写信，但从未收到过回信。周恩来只是委托进京看望自己的姑表弟，即王戍的父亲，时任绍兴市副市长的王贶甫转告王戍，他不回信是怕王戍因为与他有这层关系而产生优越感，也怕王戍所在的地方单位领导知道王戍的这一背景后对他给予特殊照顾。
 

　　王戍则在周恩来的影响下，从1949年上海解放起就参加了南下服务团，到福建后，先后在福州市政府和福建高级工业学校工作，一直到离休，没“沾”上周恩来的任何“光”。
 

　　俗话说，皇帝家也有穷亲戚。当时，周恩来有一位姨表妹陈绣云居住在上海。新中国成立后，陈绣云同常人一样，想要通过姨表哥找一份工作。于是，陈绣云给周恩来写了封信。因为是周恩来的亲戚，邓颖超很快就给她回了信，希望她到地方政府申请就业登记，并嘱咐她不要提及与周恩来的关系，由地方政府根据她的情况考虑使用。
 

　　陈绣云收到邓颖超的回信后，拿着信找到华东民主妇女联合会，请求给她安排工作。“华东妇联”把她介绍到松江县。县里考虑到它不仅是周恩来的嫡亲姨表妹，而且新生的人民政权也确实需要用人，就安排她到县文教科做“社教”工作，即扫除文盲等成年人的社会教育工作。
 

　　新中国是在旧中国积贫积弱的基础上诞生的，穷苦的、不识字的工农大众遍布全国，大约有80%以上的人都是文盲，因此当时扫除文盲的工作面广量大。松江县文教科负责这方面工作的人要经常下农村，深入厂矿社区，还经常熬夜工作。当时的陈绣云已经是50岁的人了，身体也不是太好，就不想下乡工作。松江县的领导没有因为陈绣云是周恩来的姨表妹而特意照顾她，而是按县文教科的有关规章制度惩罚性地把她调出文教科，“下放”到松江县印刷厂做统计工作。
 

　　陈绣云对统计工作业务不熟，干不好工作，和厂里干部群众的关系也紧张起来。1951年8月，邓颖超刚好到上海治病，陈绣云得到消息后去邓颖超的住地看望并向之“诉苦”，还提出要去北京找姨表哥为她重新安排一份好工作。正在治疗休养中的邓颖超婉转而明确地告诉陈绣云：“你表哥非常忙，平常我要见他都很困难，你就不要去了。”并劝她回松江，有些事以后告诉她。
 

　　回到北京后，邓颖超和周恩来交换了意见，就给陈绣云写了封信，信中委婉地批评了她“缺乏一种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自信心”，希望她靠自己的努力，不能指望依靠“情面”去“提携”某人。邓颖超还表示，她和周恩来都不会因亲故而违反党的原则。这封信现在陈列在淮安周恩来故居的“邓颖超纪念园”中。
 

　　然而，陈绣云收到信后，并没有完全理解他们的意思，工作上仍是一如既往，不见起色。这样，松江县印刷厂又将她调到厂公共食堂搞伙食。这回工作不仅比原来更辛苦，而且众口难调，群众意见纷纷。陈绣云不堪忍受群众的指责，主动提出离职，可实质上仍是利用自己的特殊关系“逼”领导给她另行安排工作。松江县政府为慎重起见，就把陈绣云的材料全部上报到政务院，包括邓颖超给陈绣云的那封信。
 

　　周恩来接报后，十分震怒，在这份材料上明确批示：

　　一、予陈绣云开除；

　　二、给予劳动改造；

　　三、拟登报声明与她脱离亲戚关系。
 

　　松江县有关领导给陈绣云看了周恩来批示件的抄件后，她才真正意识到想利用亲情关系攀周恩来这棵大树是完完全全地错了。后来她按照邓颖超信上对她的要求，报名支边去了甘肃。退休后直到上世纪70年代初才返回上海。

　　其实，周恩来也不是“黑脸包公”。当初将他带到东北的人，就是他堂弟周恩彦的父亲，自己的三伯父周济渠。伯父周济渠不仅是周恩来的亲人，还是一位对他有恩的长辈。
 

　　堂弟周恩彦长大后一直在铁路部门做财会工作，有一份稳定的收入。1938年周恩来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时到武汉设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后，在办事处架设了可以和蒋介石、延安方面联通的大电台。但周恩来办事精细，他考虑到蒋介石是个反复无常的人，万一他翻脸把大电台查封，那么武汉“八办”就将和中央失去联系。以防万一，周恩来决定在武汉另外架设一个秘密小电台。这一小电台越秘密越好。
 

　　据当时跟随周恩来在统战区工作的童小鹏说：总理把小电台架设在周恩彦家的小楼阁上，小电台的管理和使用都交由周恩彦一个人负责，办事处的其他人都不知道此事。后来，虽从未使用过这架电台，但周恩彦在如此重大问题上能帮助周恩来，这不能不说是他对中国共产党的同情与支持。然而由于周恩彦参加了国民党，还担任了区一级国民党组织的骨干，加之他出于义气，又于新中国成立初在家中容留反革命分子，从而构成反革命罪和包庇反革命罪两项罪名，被人民政府逮捕法办，判刑7年。
 

　　在这期间，周恩来没有为周恩彦讲情，也没有向有关方面讲抗战时期在武汉曾将小电台架设在他家而平安无事的事。这在外人看来，周恩来做得似乎有点过分，只要他实事求是地说明问题，或许可以使周恩彦减刑几年。当然，周恩来并没有袖手旁观和不闻不问，他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50元，让弟弟周恩寿汇给服刑中的周恩彦，并让弟弟写信嘱咐他老老实实接受改造，争取早日重新做人。当周恩彦的一个女儿因父亲的历史问题而加入不了中国共产党找到周恩来哭诉，并想登报断绝父女关系时，周恩来谆谆告诫这位侄女：“你父亲虽然有历史问题，但那是历史的，要用历史的眼光去看待。他现在年岁大了，你与他脱离父女关系，他不能养活自己，那就意味着把他推给国家、推给社会。这是违背我们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做法，也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而且也不利于对他的改造。”
 

　　在周恩来的教育影响下，不仅周恩彦减刑一年获得释放，他的女儿也提前退休，把父亲接到自己身边，承担起照料父亲的责任。

　　周恩来对父母长辈很孝敬，对有真才实学的亲属也继承着周家的传统——“育英为继”。即周家不论哪个房头，不管关系远近，只要看到周家子孙有培养前途，他都会尽力去呵护、培养。比如二伯父的孙子周尔鎏，周恩来把他作为周家新一代的“英才”进行关注和培养。周尔鎏在伯伯周恩来的关心培养下，曾出任过我国驻英国大使馆文化参赞，直到后来担任北京大学的副校长。为此，周尔鎏对周恩来还有一个独特的称呼：七爸。这也是周恩来的几十位侄儿、侄女中少有的。
 

　　周恩来聘用六伯父为中央文史馆首批馆员的事，更是让人们从中体会到在他那宽阔胸怀中的浓浓亲情，也体现了我国自古在用人方面的一句名言“外举不避嫌，内举不避亲”。
 

　　周恩来的六伯父周嵩尧，是清光绪丁酉科举人。曾接受慈禧、光绪召见面试，被委任为邮传部侍郎掌路政司。他工作敬业，秉公办事，深受民众喜爱，屡获表彰。民国后，因其才干出众，先后出任过袁世凯的大帅府秘书，江西、江苏督军的秘书长。19世纪30年代末，日本人请他出山为“大东亚共荣”出力，德高望重的周嵩尧坚拒不从，避居乡下。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考虑到社会上有一批前清和民国年间的硕学名流都年事已高，已不能通过劳动养活自己，但他们都是传承中华文化的精英，于是决定办一个隶属于全国政协的中央文史研究馆，让他们为国家贡献余热。所有馆员由政务院总理聘用。周恩来就同意聘请六伯父周嵩尧为中央文史馆首批馆员。据此，有学者认为，聘周嵩尧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是当时的政务院秘书长齐燕铭提议的，聘书只是以周恩来名义发放而已。为此，曾经担任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的李琦表示：“聘总理家亲属任中央文史馆馆员，不经总理同意，谁敢？”
 

　　据周嵩尧的孙子周华章、曾孙周国镇等回忆道，周恩来邀六伯父进京后，因为新中国刚刚诞生，百废待兴。就政府机构的组成、部门人员的配置、工资的发放等等问题，周恩来曾多次向六伯父请教。由此看来，周恩来聘用六伯父为中央文史馆馆员不仅因为其在资历、声望上够格和让他老有所依，还有让六伯父当自己老师，以便随时就近请教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周恩来对六伯父的聘用说明了他并不是个“黑脸包公”，恰恰相反，他是个重情重义，重才干、举贤不避亲的领导人物。
 

　　　　回望这些周恩来的家事，他对亲戚的做法似乎有点不近人情，但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他只是想向所有亲友们宣布：无论周家什么样的亲戚、朋友，都必须自力更生、自食其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