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江月

从未经历过如此难熬的监考。

2005年7月，一个太阳似火的下午，我走进了初三班的物理考场，执行为期两个小时的监考任务。

听说到初三监考，而且是考物理，好多同事都很暧昧地笑了。我不认为然，认为监考就是监考，不会有什么新花样。监了二十年考了，难道连监考都不会？

我轻松地抱着卷子走进考场。预备铃响过，可考场上依然乱哄哄的。我镇定地走上讲台，环视了一下教室，用眼神告诉学生：该考试了，请坐好！一部分学生坐直，静静地望着我；可一部分仍在东张西望，大声喧哗。我有点不痛快，但外表仍保持着惯有的镇静，严肃地开了口：“考试马上开始了，请同学们收拾好东西，做好准备！”我故意说得很严肃，话里带着一种勿庸置疑的坚决。

更多的学生停止了说话，可教室一角的三两个却无动于衷。更使我没想到的是，他们中的一个竟然晃着身子大嚷：“用土话说，普通话我们听不懂！”你竟然说不懂普通话，简直是存心找茬。我不愉快地想着，随即不客气地说道：“我用普通话执行的是国家规定，你不满意，可以在考试结束后找校长反映。现在，要考试了，请遵守考试纪律，请尊重监考老师，也请尊重你自己！”说这话时，我的声音很大，带着点儿火药味，我知道自己有点怒了。

说话的学生看苗头不对，闭了嘴；找茬的伸了舌头，也低下了头。我乘机赶快发完了卷子。

我刚松了一口气，想到讲台上坐一坐，放松一下紧张的神经，没想到的事情又发生了：那个捣乱的学生要交卷。

我走到这个学生的跟前，看了看他的卷子。选择题已做完，ABCD整齐地排列在卷子上。填空题、计算题，空白一片。看着这张等于是白卷的卷子，又看看它的主人一张英俊却又充满稚气的脸，一丝怜悯之情油然而生：可怜的孩子，你这样做，自己知道有多么可悲吗？你自己知道你将面临的是什么吗？

这样想着，心里生出了几分柔情。我拿出一张纸，写道：“你这样考试，将来能毕业吗？”他一见乐了，马上写道：“我已经三次没参加考试了，不在乎这一次。”写完，抬头盯着我，脸上带着几分羞涩，挺可爱。但这种羞涩转瞬即逝，取而代之的是几分倔强，几分放荡不羁。看着他的样子，我心里有点痛，马上拿起笔又写道：“没有知识将来怎么办？”

“没办法，拿笔感觉比拿杠铃还要沉！”

“想到将来做什么吗？”

“我要当杀手！”

“当杀手？！”

“是的，老师！”

我们的学生竟然要当杀手，而且就这样轻、这样肆无忌惮地说了出来。我心里一凛，突然感到了作为一个教师的耻辱和悲哀：我们的教育，竟是这样的苍白，这样的不堪一击。天天喊“不求人人成材，但求个个成人”，可这里竟有一个要当杀手的，并且不认为耻，不认为错。他的话如一记响亮的耳光，重重地打在了我的脸上。我有些茫然无措了。

学生盯着我，眼睛一眨不眨的，大概他在观察我的反应吧？我镇定一下，又写道：

“知道这是犯法的吗？”

“不知道！不过无所谓。”

“不，孩子，有所谓！”

“为什么？”

“你想，你很快要毕业，要走上社会，要成家，要有自己的孩子，是吧？”“没有想过。”

“试着想一下，这就在眼前。”

“也是！”

“你当杀手就要杀人，杀人就要偿命，知道吧？”

 “那又怎么样？”

“你希望自己没有爸爸吗？”

“谁希望啊！”

“是啊，你去偿命，你的孩子将失去父亲，爱你的父母将失去儿子，这样多难过啊！”

“也是，老师，那我不当杀手了！”他说得那么轻松，依然是一脸的天真，稚气……

“老师，跟我聊聊好吗？”我正与这个学生聊得起劲，后面一个缺着一个手指的男孩递过了一张纸条。

于是，我一边监考，一边与这两个学生你来我往地聊了起来。在这场特殊的交谈中，我知道了他们是班上的“两大金刚”，同学谁也不敢惹他们，课堂常常被他们闹得鸡犬不宁，他们引以为荣。我尽我所能，开导他们，说服他们，力求使他们变得稍好一些。

两小时的考试转眼过去了，收卷时，他们竟对我些恋恋不舍，问我为什么不给他们上课。我答应可以做他们的朋友。

后来，他们果然成了我的朋友。晚上自习，有的老师值日，他们极尽捣乱之能事，可见了我，总是羞涩地笑笑，低下头看书了。

最后一次看到他们，是在学校的走廊上。听说他们犯了错误，正准备接受处分。看到他们，心情有些沉重，怕他们不好意思，正准备低头走过，没想到，他们抬起头，齐齐地喊了一声“老师好！”

“老师好！”接受处分时喊一声“老师好”。我何德何能，承受了如何高的待遇啊！这一声“老师好”，如重锤强烈地撞击着我的心灵。

“老师，跟我聊聊好吗？”多么简单的要求。仔细回想，我们又何曾满足过学生这么简单的要求呢？高高在上的命令，空调乏味的说教，我们是给了他们很多，但真正俯下身子与学生开诚布公的聊天，积极地关注他们的心灵，关爱他们的生活，我们又做了多少呢？“蹲下来与学生说话，俯下身子与学生沟通”，我们该如何做到呢？我反思着。

“老师，跟我聊聊好吗？”它已成了我的座右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