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提要在自由经济和统制经济之间，中国揭开了第三条道路：一党领导下的市场经济。这是一个成功。

       我们对于这两种经济形态十分熟悉，一方是自由经济，另—方则是以前苏联阵营为代表的统制经济。在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真正的第三条道路。即使是冷战时期曾任西德总理的路德维希·艾哈德所设计的社会市场经济，它实际上也不过是自由主义在社会因素得到增强之下的一个变种。全球化的胜利以及—些“人民民主体制”的失败使—些人开始预言“历史的终结”。

       早在1989年，美国经济学家和哲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就已宣告自由主义民主取得了最终胜利。在他的著作发表将近25年之际，随着一种新型模式的出现，这种说法遭到了驳斥，而中国所借鉴的正是这样一种模式。

        本着一种务实的精神，中国的领导人们多年来一直以一种审慎的态度对待市场。法国汉学家白吉尔（玛丽-克莱尔·贝热尔）在其新书《中国：新的国家资本主义》中写道：“中国的改革打破了过去的统制经济。”过去那些由上级强加的计划、用行政手段来管理劳动力以及用人为的方式制定价格等做法都被彻底抛弃。一切都交给了市场。一句话，计划经济已经过时。

       然而，正如白吉尔所写的那样，“计划经济的终结并不意味着国家干预的终结”。这实际上与西方发达经济体所做的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这里也一样，公共部门之手会毫不犹豫地对市场进行控制，为其设定限制条件。但在中国，这样的干预要多得多。如果说在那些自由民主国家，“当局在作出决策之前会充分考虑市场所反馈的信息”，而在中国，“政治上的需要则经常会与市场所发出的信号相互作用，政府的经济政策仍带有相当大的意志主义色彩”。

       如今的中国民营企业“远远无法达到能与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处于同一公平竞争的环境状态，因为国企和外企能享受政府所提供的许多优惠”。白吉尔援引中国一位经济学家的话说，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国民营企业一直很难获得银行信贷，它们在中国工业增加值中所占的比例仅为22%左右。

       她在书中还指出，在金融危机期间，“中国那些直接受中央政府控制的大型国有工业企业都躲过了大刀阔斧的调整措施”。由此她得出了一个言简意赅的结论：“不，资本主义从来就不是改革之后的中国经济的主要形式。”
        国家民族主义具有深刻的内涵，因为它是在“民众的民族主义这一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这一点在针对美国和日本的暴力抗议活动中就能清楚地看到”。白吉尔认为，“西方人必须习惯这一点：中国将沿着自己的轨迹继续前行，其经济优势地位将进一步强化甚至可能成为全球占统治地位的强国或者强国之一。”唯一可能打破这一轨迹的就是中国国内民众的不满，但白吉尔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行不大。（马西奠·普兰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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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第三条道路：中国夺取世界领袖地位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