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古里古怪：复旦事件捅了中国教育一刀
教育教学
魅力科幻+人性叙事+硬朗大片”的创意不错，可惜是别人玩儿剩的，于是就成了复旦向东大致敬。这回丢人丢大了，丢的不仅是复旦的人，丢的是整个中国大学的人！象复旦这样的顶级学府都要山寨别人的创意，其他大学又能好到哪里去呢？一部几分钟的学校宣传片，对一个13亿人口大国的顶级学府来说算个什么事儿？小菜一碟嘛，但就是一碟小菜我们自己就做不好，拿不出象耶鲁宣传片那样既好看又好吃的菜，是态度问题还是水平问题？恐怕都有，但根子上还是水平问题，尤其是创造力水平低下的问题。
在创造力问题上，光批复旦是不公平的，除了复旦又有哪所大学宣传片拿得出手呢？中国高校的宣传片要么象百度百科一样絮叨学校的特点尤其是成就，比如最新版的复旦宣传片和香港大学的宣传片，要么象风光纪录片一样展现学校的“底蕴”和博大精深，看了一分钟都不知道这是哪里，也不知道片子是干嘛的，沉闷得让人瞌睡，比如，北京大学的宣传片。
复旦求新、求突破，诉求是对的，但是方式错了，之所以方式会错，实在是江郎才尽，想不出别的招啊。在中国教育体系下，创新牛人早就全军覆没，难道复旦大学不晓得？真是够装得，这回装出问题了。相比之下，当初北京市政府要明智得多，他们不装，他们知道奥运会的一些活儿中国人自己干不了，所以请外国人来设计体育场馆，这就有了水立方和鸟巢，并成为了经典建筑。在创造力问题上，“崇洋媚外”的人大多是明白人，只是不能太实在，不能实在到把人家的创意都“借鉴”过来的程度。
大学搞山寨，其性质要比微博山寨推特、微信山寨加州的WhatsApp、滴滴山寨UBER严重得多，好歹企业的目标不是创新而是赢利，而大学本身就承担了培养创新人才的目标，如果企业的山寨行为相当于平民违法的话，那大学的山寨行为就相当是法官犯法，更令人震惊！震惊之余，我们要问，中国人的创造力为什么这么差？
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既有中国传统文化过分强调克制和中庸的因素，也有高等教育体制行政化的因素，还有对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够的因素，还可能跟黄种人睾丸酮分泌水平低于白人有关等等，这里单单讨论基础教育对创新能力的伤害。
首先，中国的基础教育课程难度大，应试压力大。中国的基础教育课程难度远大于西方，加上应试压力大，使得中国学生把绝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提高学习成绩上，而美国基础课程难度小，要求相对低，使得学生花比较少的时间就可以过关，加上应试压力相对较小，美国学生可以节余出较多时间用于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兴趣容易得到呵护，钻研可以得到深入。美国拔尖学生学习的强度不弱于中国，其难度大大超过中国学生，于是中美教育呈现出一个区别，相对而言，中国学生整体均衡一些，尖子不尖，差生不差；而美国学生两极分化严重，差生群体庞大，高中毕业后，听说读写基本能力欠缺的学生比例较高，但拔尖学生特别拔尖，而创新人才恰好比拼的是拔尖学生这个群体，这样的话，在创新人才培养的起步阶段，中国就处于不利地位。
其次，高强度的多任务模式对创新能力可能造成了损害。由于应试的压力大，中国教育常常通过重复练习来实现预定的分数目标，使得学生绝大部分时间都处于高负荷的多任务模式下。从早上起床到晚上睡觉，英语、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等等连轴转，几乎不给学生喘息的时机。这种频繁地切换任务的状态，有助于学生形成有条不紊管理自己学习的能力和均衡地运用自己不同领域的大脑的机能，容易形成较为全面的发展，使学生看起来优秀，尤其能够拿到较高的总分，但这种多任务模式，有可能损害学生的学术智商和创造力。人的智商细分的话，可以分为学术智商和领袖智商。领袖智商是一种以他人为中心的智商，要求人能能够全面均衡地看待和处理人际关系和各种具体事务，要善于屏蔽自我，关注他人，要在各种事务中自由切换，游刃有余，也就是说，多任务模式切换状态与领袖智商基本和谐，但与学术智商存在严重冲突。学术智商是一种纯粹自我中心的智商，要求高度关注自我，并长时间的沉浸在某种思考或者精神活动中，拒绝打扰和任务切换，否则，学术智商难以得到生长和发育。
在2009年进行的一项研究中，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人员让学生们在线填写一个关于他们应用各种媒体情况的调查问卷，对于不同的“多任务媒体”负荷，他们被分成了“高负荷”和“低负荷”组，再通过三种认知能力测验比较其行为表现。该研究发现，高负荷组的人专注力较低下。中国的应试教育就是典型的高负荷下的多任务模式。事实上，学术智商和创造力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它们都特别依赖专注，特别需要长时间的高度专注，以至于日常的表现比较另类，或者具有某种偏执的人格，或者特立独行，或者神经兮兮，比如刚刚去世的博弈论的创立者纳什，他常年沉浸在个人的幻觉中。
中国目前的基础教育状态显然不利于学术类拔尖人才的成长，它破坏了创造性人才所需要的宽松和自由的环境。很多时候，创造性不是培养出来的，而是在一个宽松环境下自然生长出来的。我们教育中的弊病主要不是太低效了，而是太高效了，以至于我们的教育没有给学生留出发呆的时间；不是太“无用“了，而是太”有用”了，以至于我们的教育没有给学生留出学习“无用”的知识的空间。创造力常常光顾那些时常感觉感觉无聊，时常整天发呆的人，而不是整天忙于各种具体任务的人。这或许可以解释艺术家、作家、学者、科学家担任了行政职务之后，创作能力和科研能力基本就废了的原因。
几年前，陈丹青在参加十一学校的一个讨论会上讲了一段话，大意是，他之所以能有美术方面的成就，要感谢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呢？因为文革破坏了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学生不上课了，常常感觉无聊、由于有大把时间可供挥霍，加之解除了考试的精神枷锁，使他的兴趣和创造性得到了自由发挥，能专注于画画，文革时期的这段经历为他为后来的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反之、如果当时正常学习和高考，那他可能就没有后来美术的成就。
无独有偶，无聊有助于专注，甚至能产生创造性的说法也见于心理学家。2013年1月，兰开夏大学桑迪·曼恩在英国心理学协会职业心理学分会的年度大会上发言说：“无聊一般让人感觉不好，但无聊很可能是有益的……尤其是当无聊使我们有时间做白日梦的时候。”“一旦我们开始做白日梦了，我们的头脑就会以不同的方式去思考问题，我们就会以创造性的方式解决问题。”
在创造力问题上，光批复旦是不公平的，除了复旦又有哪所大学宣传片拿得出手呢？中国高校的宣传片要么象百度百科一样絮叨学校的特点尤其是成就，比如最新版的复旦宣传片和香港大学的宣传片，要么象风光纪录片一样展现学校的“底蕴”和博大精深，看了一分钟都不知道这是哪里，也不知道片子是干嘛的，沉闷得让人瞌睡，比如，北京大学的宣传片。
复旦求新、求突破，诉求是对的，但是方式错了，之所以方式会错，实在是江郎才尽，想不出别的招啊。在中国教育体系下，创新牛人早就全军覆没，难道复旦大学不晓得？真是够装得，这回装出问题了。相比之下，当初北京市政府要明智得多，他们不装，他们知道奥运会的一些活儿中国人自己干不了，所以请外国人来设计体育场馆，这就有了水立方和鸟巢，并成为了经典建筑。在创造力问题上，“崇洋媚外”的人大多是明白人，只是不能太实在，不能实在到把人家的创意都“借鉴”过来的程度。
大学搞山寨，其性质要比微博山寨推特、微信山寨加州的WhatsApp、滴滴山寨UBER严重得多，好歹企业的目标不是创新而是赢利，而大学本身就承担了培养创新人才的目标，如果企业的山寨行为相当于平民违法的话，那大学的山寨行为就相当是法官犯法，更令人震惊！震惊之余，我们要问，中国人的创造力为什么这么差？
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既有中国传统文化过分强调克制和中庸的因素，也有高等教育体制行政化的因素，还有对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够的因素，还可能跟黄种人睾丸酮分泌水平低于白人有关等等，这里单单讨论基础教育对创新能力的伤害。
首先，中国的基础教育课程难度大，应试压力大。中国的基础教育课程难度远大于西方，加上应试压力大，使得中国学生把绝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提高学习成绩上，而美国基础课程难度小，要求相对低，使得学生花比较少的时间就可以过关，加上应试压力相对较小，美国学生可以节余出较多时间用于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兴趣容易得到呵护，钻研可以得到深入。美国拔尖学生学习的强度不弱于中国，其难度大大超过中国学生，于是中美教育呈现出一个区别，相对而言，中国学生整体均衡一些，尖子不尖，差生不差；而美国学生两极分化严重，差生群体庞大，高中毕业后，听说读写基本能力欠缺的学生比例较高，但拔尖学生特别拔尖，而创新人才恰好比拼的是拔尖学生这个群体，这样的话，在创新人才培养的起步阶段，中国就处于不利地位。
其次，高强度的多任务模式对创新能力可能造成了损害。由于应试的压力大，中国教育常常通过重复练习来实现预定的分数目标，使得学生绝大部分时间都处于高负荷的多任务模式下。从早上起床到晚上睡觉，英语、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等等连轴转，几乎不给学生喘息的时机。这种频繁地切换任务的状态，有助于学生形成有条不紊管理自己学习的能力和均衡地运用自己不同领域的大脑的机能，容易形成较为全面的发展，使学生看起来优秀，尤其能够拿到较高的总分，但这种多任务模式，有可能损害学生的学术智商和创造力。人的智商细分的话，可以分为学术智商和领袖智商。领袖智商是一种以他人为中心的智商，要求人能能够全面均衡地看待和处理人际关系和各种具体事务，要善于屏蔽自我，关注他人，要在各种事务中自由切换，游刃有余，也就是说，多任务模式切换状态与领袖智商基本和谐，但与学术智商存在严重冲突。学术智商是一种纯粹自我中心的智商，要求高度关注自我，并长时间的沉浸在某种思考或者精神活动中，拒绝打扰和任务切换，否则，学术智商难以得到生长和发育。
在2009年进行的一项研究中，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人员让学生们在线填写一个关于他们应用各种媒体情况的调查问卷，对于不同的“多任务媒体”负荷，他们被分成了“高负荷”和“低负荷”组，再通过三种认知能力测验比较其行为表现。该研究发现，高负荷组的人专注力较低下。中国的应试教育就是典型的高负荷下的多任务模式。事实上，学术智商和创造力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它们都特别依赖专注，特别需要长时间的高度专注，以至于日常的表现比较另类，或者具有某种偏执的人格，或者特立独行，或者神经兮兮，比如刚刚去世的博弈论的创立者纳什，他常年沉浸在个人的幻觉中。
中国目前的基础教育状态显然不利于学术类拔尖人才的成长，它破坏了创造性人才所需要的宽松和自由的环境。很多时候，创造性不是培养出来的，而是在一个宽松环境下自然生长出来的。我们教育中的弊病主要不是太低效了，而是太高效了，以至于我们的教育没有给学生留出发呆的时间；不是太“无用“了，而是太”有用”了，以至于我们的教育没有给学生留出学习“无用”的知识的空间。创造力常常光顾那些时常感觉感觉无聊，时常整天发呆的人，而不是整天忙于各种具体任务的人。这或许可以解释艺术家、作家、学者、科学家担任了行政职务之后，创作能力和科研能力基本就废了的原因。
几年前，陈丹青在参加十一学校的一个讨论会上讲了一段话，大意是，他之所以能有美术方面的成就，要感谢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呢？因为文革破坏了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学生不上课了，常常感觉无聊、由于有大把时间可供挥霍，加之解除了考试的精神枷锁，使他的兴趣和创造性得到了自由发挥，能专注于画画，文革时期的这段经历为他为后来的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反之、如果当时正常学习和高考，那他可能就没有后来美术的成就。
无独有偶，无聊有助于专注，甚至能产生创造性的说法也见于心理学家。2013年1月，兰开夏大学桑迪·曼恩在英国心理学协会职业心理学分会的年度大会上发言说：“无聊一般让人感觉不好，但无聊很可能是有益的……尤其是当无聊使我们有时间做白日梦的时候。”“一旦我们开始做白日梦了，我们的头脑就会以不同的方式去思考问题，我们就会以创造性的方式解决问题。”
今天的中国靠山寨也许还能混一段时间，但随着科技的发展，山寨的难度原来越大，有些技术已经无法山寨，比如航空发动机；靠山寨获得进步的空间越来越小，可以被山寨的基本山寨得差不多了；靠山寨所获得的就业机会越来越少，比如中低端产业，创新能力的培养迫在眉睫。中国是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有足够的空间容纳多种教育模式，千篇一律的应试教育是对中国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中国完全有能力，既培养足够数量的中低端人才，又培养出有相当数量的有创新能力的拔尖人才。毕竟，中国的人力资源不是一个国家的规模，而是一个洲的规模，欧洲7亿人口，美洲9.5亿人口；非洲10亿 人口，为什么中国要把13亿人统一成一种教育模式呢？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同时有中国模式、美国模式、法国模式呢？
文章评论
半壶满乾坤
教育中，国家目标是既要有足够多的中低端人才又要足够好的拔尖人才，学校目标是管你是不是能在将来成为人才我只要他能上大学就行，家庭的目标是宁愿不拔尖也不要太特别更不要神经兮兮的。是经济是文化还是政治，造成这三个目标严重地不一致?我个人偏向于认为文化的影响最大。中华文化从来都不是鼓励独特的，中华文化是绝对不会包容那种“科学狂人”、“艺术疯子”和“哲学异端”的
半壶满乾坤
我们（我们每个人）都在无意识地消灭儿童的创造性和独特性。当我们发现某个人“怪怪的”的时候，我们不是在规劝他，就是在提防他，更多的时候我们在回避他。我们中国绝对不会像纳什的同事、家人、朋友那样包容那个疯疯癫癫的人的
芳意千重
半壶先生高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