逍遥居士

1945年5月，德国投降，十几天后，英国进行普选。结果，民族英雄，二战的统帅丘吉尔先生被选下台，一位默默无闻的克莱门特·艾德礼先生当选英国首相。当时，美国媒体说了这么一句话：不感恩戴德，才是一个强大民族的骄傲。

1949年，我国内战结束，错了，按照我们历史书上的说法应该是解放战争结束。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在万众期待中顺理成章当选国家主席，试想如果当时有人提名国家主席的另外人选会怎么样？答案可能只有一个，被四万万同胞的唾沫淹死，忘恩负义，狼心狗肺都算轻的，直接被定为汉奸、走狗，刨祖坟都是可能的。为什么会这样?

西方教育下的民众，做事靠的是理性，是制度，所以西方哲学很多都是道理的科学；中国传统下的民众，处事靠的是感性，是人情，所以中国哲学很多都是诸子的感悟。时至今日，这种靠人情处事，随关系办事仍然是我国众所周知的潜规则，就连外国人来中国办事都知道要找关系，他们在自己国家的那一套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微博上经常看到某外国企业到中国找关系之类的新闻，公知党们就要喷，搞得好像多么耻辱一样，其实在我看来没什么，这就是中国的国情，人家只不过入乡随俗而已。

我们遇到事了，第一件事情想的就是找熟人。买房子要找熟人，装修要找熟人，上大学要找熟人，看病要找熟人，孩子上学要找熟人，车在路上剐蹭了也要找熟人，基本上我们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情，第一反应就是找熟人。如果你说你不是，那只能证明你要么人际关系有点差，要么朋友圈太无能。所以，我们一方面纠结每个月的工资都投入到人际关系上了，另一方面又庆幸自己圈子广，有人好办事。这就是人治。

那么，人治到底好不好？是不是像很多公知们说的那么屈辱？其实在我看来，法治的理想状态就是人治。之所以进行法治，是因为礼坏乐崩，是因为人心不纯。在现代管理学中，假定人性本恶，所以才需要规章制度来约束，来惩罚，来管理。但是，当人都是我们普遍意义上的“好人”，人性本善的话，规章制度仅仅是底线，甚至是牵绊。同样的，当人性恶的时候，制度同样可以是摆设，因为中国人会钻空子。所以，我们总是抱怨中国的法律制度漏洞太多，我们总是抱怨中国的法律制度朝令夕改，我们总是抱怨中国的法律制度一刀切。其实，不是上位者无能，是因为法律制度本身就有这个缺陷，而中国人又太聪明。就说不允许老师课后有偿补课一事。看上去这个制度很合理，媒体也是一片赞扬，其实如果一位老师他不负责，那么这个制度就是摆设，甚至是有些老师不作为的理由。（这里替广大老师们叫屈一下，媒体朋友们请保护善良的人。有偿补课绝对是少数的，因为只有少数的事情才能成为新闻，所以请媒体们不要把少数的事情扩大化，这样伤害了大多数人，教师就是其中受伤害的一个群体）。但是，如果老师的本性纯良，那么这个制度也是摆设，甚至是阻碍。在我小的时候，从来没有听说过有偿补课这个词。毕竟，孩子们的基础不一样，接受程度不一样，老师课后需要给有些学生补课，而且是义务的，这是老师的本分。那么这个制度对我的老师们就是毫无意义的。当然，也有些家长觉得自己孩子耽误老师太多的休息时间，实在过意不去，给老师送点礼物表达感谢之情，这也无可厚非。虽然从行为上说老师是接受补偿了，但从道义上说这是一种互助，从社会上说这是一种教化。孔老夫子不是也说过，“赐失之矣!夫圣人之举事,可以移风易俗,而教导可施于百姓,非独适已之行也。今鲁国富者寡而贫者多,取其金则无损于行,不取其金,则不复赎人矣。”

而中国五千年的传统文化传承和现代西方文明的深入，这两者的碰撞导致这个时代的中国人自身就是矛盾体。我们总是处于纠结中，一方面我们内心有善的一面，我们想要不计一切做个好人；可是另一方面我们又有利益的诉求，我们想要钻一钻空子，为自己捞点。其实，当我们在钻空子的时候，我们的内心是煎熬的，是恐惧的。这就是人性本善的力量。因此，要构建一个和谐社会，核心着力点不在于钻研法律，不让法律出现漏洞，而是教化民众，激发人善的一面。当人人向善，社会自然和谐，不需要任何规章制度。当然，这个过程会很漫长，可是我坚信一蹴而就的行为总会埋下更严重的火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