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后原野

1943年12月28日，西南国统区昆明某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广告：某君夫妇服务于教育文化机关，因无力俯畜，愿将行分娩之婴孩儿无条件赠送予人。凡家身清白，有抚养及教育能力而尚无儿女，意欲领为螟蛉者，请投函面洽。

这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属绝望之至的行为。在中国这个将传宗接代放置于文化核心地位的国家，标志着他们的生活已被战争扭曲得面目全非了。唯一的希望，就是战争可以在中国自行崩溃之前结束。在这样一种恐惧、无常、绝望的氛围中，当时，无论是蒋介石还是汪精卫，都只得求助于更为严酷的集权手段来控制各自的人民。

千年以前，穿河南而过的黄河滋养了中国最古老的文明，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每年产出的粮食养活着数以万计的人民。1938年，蒋介石为阻止日军进犯，下令炸开黄河河堤，导致该省部分地区深受苦难，到了1943年，一场极致恐慌的灾难渗透于这片土地的每一个角落。然而，政府的新闻审查制度令报纸报喜不报忧，于是，当地的恐怖状况被蒙上了一层纱，即使是救济也变得被动至极。

战时记者李蕤为探求真相选择临地考察，行至河南腹地，询问一位老人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聚集在洛阳岸边。老人回答称，那些人是在拾鸟粪。洛阳一带有许多大雁，人们会将鸟粪用水淘洗，挑出其中可食用的部分：未完全消化、尚可食用的草籽。不管这事听起来有多可怕，在那个饥饿的春天，它都算不上是河南人民遭受的最悲惨经历。

一年前的春季滴雨未下，麦收产量不足平日两成。当时担任河南省建设部部长的张仲鲁回忆道：“麦收之后，人心惶惶，有不可终日之势，但尤寄托希望于秋收，孰知又一夏未雨，早秋几全枯死。”一些有井水的地方虽然免遭干旱，却也未能幸免于难，因为“蝗虫复又为害，禾苗立被噬光”。早在1940年，国民政府行政院采取了“田赋征实”政策，即以粮食而非货币的形式征收土地税。在战火肆虐，农民又饱受自然灾害影响的时代，蒋介石的确宣布了削减河南征粮配额，可实际上，河南征粮局局长征收的粮食比配额要求的还多，贪官污吏使这场天灾变成了人祸。

1942年夏天，郑县县长鲁彦告诉张仲鲁，一户姓李的人家把家里最后一点粮食交给征粮官后，就全家投河自杀了。说到这里，鲁彦痛哭失声，跪地叩头，求免军粮……沿途灾民，有挖草根的，有摘树叶的，还有剥树皮的，乞食逃荒的人络绎不绝，但是，这些还只是秋粮绝收后，饥荒刚开始时的情景。记者李蕤曾遇到一个因吃人和贩人肉而坐牢的人，这种行为极少被报道，它从根本上触犯了社会禁忌，也有某些描述可能存在夸大事实之嫌，但随着时间推移，证据浮出水面，它们暴露了人们在饥荒时的真实行为。

在汝南县，以往就有私仓积谷的制度，本意便是可以在荒年时开仓施赈，即便1937年抗战爆发，谷仓也安然无恙，并未遭到掠夺。现在正值饥荒，如果开仓放粮，预计足以救活1.5万人。但实际上，当地官员根本没存过一粒梁，而是将收来的粮食全部私卖牟利了。灾区内，包括洛阳、郑州等城市的饭馆倒是依旧营业，但也只有有钱人才吃得起，真可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在一篇通讯稿中详细描写了灾时惨状，并在文章的最后部分写到了当地官员款待他的盛宴，种种美食包括了鸡、牛肉、荸荠、豆腐，还有三个糖霜饼。字里行间里透露出的愤怒带着酷烈的温度涌出媒体，白修德最终也从《时代》周刊辞职，毕竟那是一个报喜不报忧的政府工具。

平心而论，蒋介石对饥荒灾民是怀有同情的。然而，国民政府的统治本就摇摇欲坠，现在又遭受了难以承受的重压。以重庆为起点，越是向东，人们就越难相信国民政府的威信能比一纸空文和贬值货币更有用。微妙的权力平衡支撑着这个国家，却阻碍了地方各省的合作。四川的战时救济方案实施不力，但至少有所进展。河南地区由于国军和日军几番争斗，又担心在其后方的共产党，所以战时救济方案并未落到实处。在浙江，敌我双方的控制区域混杂难分，救济也就更有名无实了。于是，实行“田赋征实”，运粮失败致使的赈灾不力，官员腐败，政府失职等尖锐的问题明确地摆在了这位身处重庆的决策者——蒋介石面前。

随着战势告急，那时中国的经济也每况愈下。日本支持的汪伪政权发行伪币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加之稀缺的物资、难民带来的危机还有征兵造成的劳动力减少，让这个社会看起来丝毫没有生机。到处是灰茫茫的硝烟，野狗咬烂的尸体，以及被空袭崩碎的不知是谁的残肢。每每遇到财政困境，蒋介石政府就求助于印钞机。从1940年年中到1944年年末，每月物价上涨幅度都超过了10%。1940年2月，重庆的米价是每斤2元，到了1942年初，“珍珠港事件”发生后不久，米价已接近40元，短短两年，米价竟上涨了20倍之多。这直接导致无能的官员毫无主动性和积极性，他们更关心的是保住官职和更猛烈地贪污，而不再是治理和救济。难民如潮，他们全都是无辜且无望的。

河南大饥荒制造了惨绝人寰的景象，但也反映了一个事实：自从1941年末中国参与到全球战争中后，国民党的统治就开始瓦解了。时任中国战时财政的记录者阿瑟.杨格曾说过：“不幸的是，国民政府始终没能更有效地处理好农业问题。”战时税收政策的失败，部分原因在于阶级矛盾的激化，因为地主阶级对于向他们的土地征税这一做法表示了强烈反对。然而，“田赋征实”确实弥补了战时开支的空缺，国民政府能坚持抵抗很大程度上就依赖于这项政策，但为此买单的，正是白修德目睹的河南土地上悲惨死去的农民。

国民政府的财政困境仿佛一出希腊悲剧：个人的行为方式可以各有不同，但最终的结局却不可逃避。贪污腐败、玩忽职守和冷酷无情都在其中发挥了作用，但归根到底，蒋介石显然已经没有更好的选择。这一切的牺牲和矛盾，对于当时的农民，他们归咎于政府和日本侵略者，而对于那个时代，我们应当把它归咎于贪婪和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