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月汉关

        我的家族，无论父辈还是母系，都不是那么旺势。记忆中，祖辈也就对祖母留有印象，其余我出世时均不在人世，偶从长辈絮叨中略知一二。
    伍氏，纵观历史，一直没有进入百家姓，据考证位121名之序。始祖源出何处，从史料上看，比较靠谱是，2600年前春秋末期的楚国，大体位置在湖南湖北一带。那时，伍氏乃楚之望族。伍参侍奉于楚庄王，其孙之一为大名鼎鼎的伍子胥，因家仇佐吴伐楚，后因夫差放了勾践，子胥屡谏不成，被杀。最终成就了勾践卧薪尝胆、反败为胜的辉煌。
    我家祖上究竟活跃在哪个区域，因无族谱，不能确认。不过，从父辈口中得知，祖辈原在安徽桐城枞阳交界的菜子湖一带生活，后转辗到铜陵大通和悦洲定居。不难看出，基本属于顺江而下，那么由湖北襄樊老河口（伍子胥故里,离诸葛亮家不太远）数代东移，沿长江水路经鄂皖交界处进入安徽桐枞交界的菜子湖流域，逻辑上是比较贴近的。这么多年了，总算让自己有个出处了，不容易呀，所谓正本清源么。
    这里，我就费些笔墨详细说说大通镇、和悦洲这个我祖籍发源地的来龙去脉。
    大通镇，属于长江下游去往中上游的的繁华商埠。它最初的形成，是因为盐，而其繁盛，是在清朝的乾嘉年间。彼时，一条巨大的盐舶常年停泊在大江之上，作为皖南一带最大的食盐集散地，大通每天的流动人口，竟高达10万人。这数字颇有些骇人听闻。
    大通古名澜溪，我很喜欢这个名字。它的历史很有些古老了，唐时就设有大通水驿，而以“镇”面世，则现存史料中，始见于宋代诗人杨万里的《舟过大通镇》：淮上云垂岸，江中浪拍天。顺风那敢望，下水更劳牵。芦荻偏留缆，渔罾最碍船。何曾怨川后，鱼蟹不论钱。“渔罾”是用木杆支架的渔网。至于“大通”二字，一说是四通八达之意，也有人说，是因镇上店铺前后均开有门，任人自由出入。
    至宋室南迁，国家经济倚重东南以后，大通的商贸活动日趋兴盛，水驿遂由市镇所替代；明初，这里设巡检司、递运所、水泊所等经济检查机构，与铜陵境内另一古镇顺安镇的“临津驿”，同为当时朝廷在全国设置的1600多处水陆邮驿中的两处；清设“纳厘助饷”的厘金局和楚西检局，后者为江西、两湖、安徽中路盐税征收机构。
    公元1853年，清咸丰三年，为了对抗太平军的溯江西进，清政府在大通设驻了“大通水师营”，辖枞阳以下东至荻港江面。清朝水师由曾国藩一手创建，所以当时驻守大通的清兵，多为曾国藩的湘军。到了同治年间，清廷在大通设置了参将衙，驻守参将统帅水陆清军近千人。繁盛时期，与安庆、芜湖、蚌埠并称为安徽的四大重镇，所谓“安芜蚌大”，名噪一时，以致长江中下游一带的客商以及每年前来朝拜九华的海外香客，只知大通而不知铜陵。然而大通的盛名，还不仅仅因为它本身，更多的是来自于江中心的和悦洲。
    和悦洲属于江心洲，位于长江大通段的南侧，距离大通镇不过三四百米，是面积约2平方公里的沙洲，如荷叶浮泛于长江江面，原名荷叶洲。
    现时，从大通老街搭上渡轮，横过鹊江，几分钟便到了和悦洲。洲上苇草丛生，绿树迷离，失去了往日繁华的老街老屋，在渐渐老去的春光里静静站立，给人一种寂寞的美感。据该洲出土的顺治年“福德祠碑记”记载，这里清初就已形成自然村落，距今有近400年的历史了。相传当年暹逻国太子金乔觉朝圣九华佛山，途经江北枞阳县，不慎踩断一根藕梗，旋即被激流冲走。这根藕梗后来飘零到了大通江面，渐渐长成一块绿色沙洲，这也就是“荷叶洲”三字的由来。荷叶洲最初一片荒凉，野水无边，禽雁栖集。到了晚清，洲上人烟渐稠，屋宇渐密，加上处在“渔盐市镇”的大通对岸，洲上商业就颇具规模了。
    当时的长江水师提督彭玉麟，认为这里是天然良港，地理适中，物产丰盈，遂在此练兵筹饷，设参将衙、二府衙、厘金局、皖岸盐务督销局等行政机构，统辖和督办沿江数省盐务。彭玉麟上来的时候，洲上还是苇草瑟瑟，茅屋毗连，巷道狭窄，街面破损，在他的主持下，修建了三条块石路面的主街道，又对原有的十条街巷进行了修整。因棚户连绵，洲上火灾不断，彭玉麟便以三点水偏旁的字对十巷加以命名，这十字即江、汉、澄、清、浩、泳、潆、洄、汇、洙，意在以水避火。当地士绅师从其意，对洲上新修的三条主街道，取名为河、洛、沧字巷，合称为“三街十巷”。
    将荷叶洲改名为和悦洲的，也是彭玉麟。对于这个人，我想多说几句。彭玉麟字雪琴，虽然官做得很大，却是个最不喜做官的人。他是曾国藩所倚重的人物，而“湘军十九是书生”，彭玉麟的书生气尤重。太平天国战争之后，他多次上书求退，言“臣本寒士来，愿以寒士归”，所以当他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巡阅长江水师时，是轻舟一叶，童子二人，真正的轻车简从。五千里江湖，一百天跋涉，彭玉麟那一行，奏劾水师官员总计812人，或革职、或降调、或治罪、或斩首，不仅水师哨官畏之若神，民间不轨之徒也惊伏不敢出，老百姓有“彭公一出，江湖肃然”一语，可见老百姓对他的爱重。
    彭玉麟少失怙恃，家境苦寒，后来虽然官居一品，也仍然是小帽青衣，没有当官的派头。然举止安详，面容清癯绝俗，颇具名士风流。他喜画梅花，有“乱写梅花十万枝”的诗句，据说里面还有一段两小无猜的绮丽故事。《清史稿》上说他“生平奏牍皆手裁”，而且写得好，“每出皆为世所传诵”，不像我们今天的首长，只要公文，就得秘书。
    他将荷叶洲改名为和悦洲，体现了他大乱之后，与民生息的施政理念。所以和悦洲的百姓，至今对彭玉麟念念不忘，尊称其为“彭宫保”。清朝职官，兵部尚书挂太子少保衔。由于变江防要塞为经济关卡，这之后至抗战前夕的大约60年间，和悦街市日渐繁闹。
    富丽堂皇的盐务机构里，清廷要员云集；江面上兵船游弋，上下往来的大批盐船、盐商，频频涉临和悦洲，验照、纳税，待风起锚。以盐务为大宗，当时洲上的客民分为八帮：一曰两湖帮，为湖南、湖北人；二曰金斗帮，为庐州人；三曰大邑帮，即安庆府人；四曰新安帮，即徽州人；五曰泾太帮、六曰旌德帮、七曰池阳帮、八曰土著帮。江西人在洲上建有江西会馆，曰万寿宫，而不与问洲政。洲上事务由八帮共商共议之，将江西人排斥在外，不知什么原因。
    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依据屈辱的《中英烟台条约》，中国对英“增开通商口岸和驻泊码头”，大通也在其中。英、美、法、日等国的商品，开始大量输入大通市场，原有的封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渐解体。这也带来和悦洲畸形的繁荣和鼎盛，一时港湾内樯桅如林，店铺林立，人口暴增，在2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出现了沿三街十巷密集的街市建筑群。街巷两边绵延有多家钱庄、银楼、澡堂、茶馆、旅社和妓院，还有报馆、学校、蛋行、美孚洋行、火力发电厂、圣公会和天主教堂……
    《鹊江报》是安徽最早的白话文报纸，曾因大通的盛名而风行两江。1919年，蚌埠、大通两地电厂相继落成，大通振通电灯公司以2．2千伏水底电缆穿越内江，供九华照明，轰动一时。民国之后，国民政府每年要从大通地区拿走1亿1千多万银圆，大通总商会每月从两岸征收的税费，竟高达1万2千多元，仅从这组数字，就能想象当年大通一江两岸商业发达的程度。
    由于山水明媚，商业繁盛，鱼米价廉，居家颇易，和悦洲每年夏初必唱目连大戏，以祈风调雨顺，日进斗金。洲上的竞渡之戏，也较他埠为盛。而入秋之后，八帮必起赛会，会以城隍为主，在“四官殿”集城隍头衔，为敕封显忠大王。其会各帮有各帮的特色，两湖以彩船高跷胜，而犹有令人闻之思奋者，则仪仗前有四对招军，边走边吹笙笳，为他会所无。这是因为太平天国战争后，曾国藩功高盖主，怕惹来杀身之祸，故主动上奏朝廷，请求遣散湘军。而湖湘子弟百战攻城，到头来两手空空，所以假借招军一吹，以抒发胸中的不平之气，其腔哀怨悲凉，不异于塞上悲笳之声。其次泾太的驴子会、六邑的龙灯会、新安的灯会、池阳的财神会，俱各有擅长。本地帮神前则有黑白无常，着长衫，戴高帽，状极伟硕，一小鬼蒙一箩筐形面具，不停与黑无常戏斗，引来观者如堵，欢声如潮。
    洲上野花竞放，清芬无比，农家女采折之后提筐叫卖，“红日满窗人未起，隔墙风送卖花声”，渲染出一种祥和而富足的气氛。
    和悦洲走向破败，缘于1938年夏的一场大火。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的军舰由长江进入大通港，对大通一江两岸进行狂轰滥炸，与此同时，驻守大通的国民党四川军头头们，早就对洲上的万吨食盐、钱庄和银楼垂涎三尺，便趁机联合洲上的黑恶势力，在掠夺了库存的食盐和银行后，以“焦土抗战”之名，放了一把火，以掩盖其罪恶。熊熊大火整整烧了一个多月，大火之后，和悦洲三街十巷化为一片灰烬。经此浩劫，和悦洲一落千丈，大通这座千年江左古镇，也迅速衰落下去了。
    虽然解放之后，因为公路交通的发达，大通不复往日的繁华，但是作为通往九华的“头天门”和渔产丰富的滨水古镇，大通仍然是铜陵有名的鱼米之乡。焦土抗战后洲上仅存的“和悦老街”，也渐渐恢复生机，洲上居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安居乐业的平静生活。
    和悦洲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废墟，是在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沙洲连续遭受特大洪水的袭击，尽管水退洲还，洲上人家的财产却被大水洗劫一空。当地政府为保人民安康，决定移民建镇，在江对岸建设安民工程，使饱受洪水肆虐的洲上百姓，迁居大通新镇。失去人气的房屋，于是一日日衰败，和悦洲也就彻底沦为废墟了。但仍有六七户人家固守老屋，成为顽强的老街守望者。入和悦老街。
    明媚的阳光底下，明显富含徽派建筑符号的封火山墙已成残垣破壁，那些曾经美丽的飞檐翘角和镂花窗台，却还顽强地耸立在街道两旁。几乎没有人，石条路面上淤满泥沙，那是大水留下的痕迹。老街尽头野花点点，蒿苇没膝，而在过去的岁月，它曾是和悦洲最热闹繁华的大轮码头。偶尔路过一家院落，看见一株红桃灼灼开放，越发显出寥落。这就是废墟江河日下的美感吗？太阳渐渐升高，远看沙洲深处，野鸥翔集，水天无际，绿意弥漫了整个洲岛。
    江对面，在移民建镇政策的支持下，新建的大通新区，楼宇巍峨，气象开阔。朱元璋、洪秀全和孙中山，都曾在这里伫足，游览吟唱，留下动人的诗篇。
    这里接着痛说家史。祖父绰号伍大毛子，真名不详（罪过，年少不谙事体，貌似也没和父亲聊过这些家长里短），据说做的都是吃苦营生，说年轻时耕田，在地里发现若干银元（可能是土匪埋下的，或是抗战时期难民逃难时丢的），也舍不得花费，都买了水田，在和悦洲对面的山坳里（后来也成为家族墓地所在，每年春天我们都去祭扫，直到某年成为发电厂粉煤灰的库场）。
    祖父虽有水田十来亩，也是辛苦之人，在耕作之余，也还兼做渔夫，江上小舟，撒网搬罾，搞些鱼虾调剂生活。即便如此，解放后，成分依然被划成破落地主，如今的年轻人都不知道破落地主的意思了。就是家道中落，但历史上是富有的，颇有些滑稽可笑。
    我父亲伍奇啸，少年时生活在大通镇和悦洲，族里叔伯兄弟里排行老九，乳名九儿。年轻时也混在和悦洲的灯红酒绿里，染上了抽烟喝酒的习气。不过，也没坏到哪里去，也读过书也识得字。
    稍大点鬼子就来了，日本商行垄断了大通至和悦洲的轮渡以及大通镇上的热门行当，无奈，他只得做了轮渡卖票的，偶尔也和商社里的日本人打打交道。那时，我的亲大伯十九岁时已经死在鬼子的刺刀之下（至此，父亲实际上是个硕果仅存的独子了），算是有血债的。不过，对于商社里的日本人，已经收敛了戾气，一副和善模样。
    父亲很少给我们讲这些不幸，只是酒喝得迷糊时，会蹦出几个日语，让我们摸不着头脑。日占区的人们多是这种麻木心态，谁知道哪个来救他们呢？说老实话，多数人不知道毛主席共产党。中央军都已经杳无踪迹了，老百姓犹如浮萍，无有系留。
    解放后，大通镇已经不复繁荣，为生计，父亲只得携家小来到铜陵谋生，留有一个非嫡亲的大伯仍在和悦洲种菜卖菜为生，这是后话。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我母亲原本生在一个富裕之家，双亲膝下只有她一个嫡亲的子女，旁的都是堂表亲。按母亲后来说的，她也算大通街上一枝花哩。我外公在抗战时期，作为乡绅被逼出任保长。那个时候，保长不只是面上迎合日伪，暗地里也要给抗日队伍做事，特别是大军渡江之前，游击队很是活跃，据说外公等人做了不少善事。不然三反五反肯定过不了关的。
    因为商埠繁荣，母亲少时衣食无忧，在呵护中度过。据说当时桂圆红枣都是蒲包装来的，可见优渥之至。解放了，特别是土改后，家境衰落，外公背上了伪保长之名，当年的游击队负责人随大军南下，无以为证，自然自认倒霉。
    我父母未婚时分属和悦洲与长江南岸的新建乡，纽带则是居中的大通街。大通离铜陵市区不过三十华里，1950年代，父母婚后带着已经出生的大姐来到铜陵市区，以拉板车为生。说白了就是人力车夫，替商业系统仓库搬运拉货。后来又陆陆续续添了二哥三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