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前尘（二）个人日记

往事前尘（二）

个人日记

二、幺儿不是宝路边一根草

1964年4月29日，我出生在安徽铜陵市，当年并没有满室祥云，母亲也未梦见青龙白虎入怀，这注定我只是凡夫投胎。那年，我母亲已经三十五六岁了，按我老娘的说法，我属于计划外的产物。前面生生死死八九个了，剩了仨，有男有女，觉得够了，不想养了，不曾想又怀上了，那时人工流产好像不时兴，许多小孩都稀里糊涂留下来了。从现今留存的照片看，我还是受到重视的，据说满月时父亲挺高兴，办了满月酒，百日的时候还罕见地留了人工彩笔的标准照，毕竟添了男丁嘛。

由于母亲从事重体力活，加之年纪大了，奶水基本没有。生产不久，就把我托付给大姐，自己去上班了，那时大姐十九岁吧，相当于小妈了哈。没有奶吃，只好吃米糊糊，可怜呀，人们形容小鬼叫乳臭未干，可怜我连乳臭啥滋味都没经历过，悲催，这万恶的新社会哦。后来，我大姐说，啊呀，你小时候真可怜，吃米糊吃得嘴唇都嘬出一道沟来哦，可见搞饱肚子对一个呱呱小儿来说何其难哪。那时基本上是大姐带我，当时，她经人介绍，正和大姐夫谈对象，而我不到一岁，基本是个大灯泡。大姐夫为了显示亲民，时不时把我抱在腿上，我不懂事不节制呀，经常尿在他腿上，可惜了那几条裤子。没办法，舅子虽小，也不能得罪呀，只好忍着，时隔几十年，他还念叨这事儿，常常惹得哄堂大笑，呵呵。

三岁之前的事情，我只是听别人说起。记事，那要等到四五岁以后了吧。印记最深刻的是四岁那年夏天某日，我和邻居家的老三王国安（比我小一岁）一起跑出门去玩，顺着二九车队（属于抗美援朝部队集体转业做客运）的东边坡子，经过市教育局围墙，一路游游荡荡，来到离家约摸三公里的三角花园。现在看也就是市中心地带了，当时，是一个毗连一中的小公园，里面有个水泥舞台，常常有批斗人的活动，热闹得很。比如盛夏逮着几个小偷，会在油光发亮的背上用毛笔写上“小偷、盗窃犯”几个大字，耸人得很。批斗的时候，会有民兵脚踩小偷的脊背，用小喇叭愤怒声讨罪行，相当有威慑力。

我们小哥俩也来凑热闹，等场子散了，想回去却忘了来路。于是一路上我哭哭啼啼、寻寻觅觅。大人们都在上班，半大的都在上学，再小的都在怀里吃奶，感觉周围就我俩，恐惧蔓延全身。国安虽小，却是冷静，喝住了我的嚎啕，凭着记忆领着我一路顺回了家。哎呀，真心佩服人家呀，三岁毛孩，能担当，不简单。后来此人不务正业，进过号子，搬家后也就没啥往来了，不过，这事让我记了半辈子。

稍大些，父母也会带着我去干活，比如从仓库拉什么苹果红枣葡萄果酱去商场，路上总是要监守自盗的，掏几个出来给小孩吃，也没人太当真。不过到砖厂去拉砖，可就没啥油水了。砖窑刚停炉，大人就得顶着高温去取砖码砖，汗流浃背。我人小，每次也能搬一块砖，常常被灰尘迷了眼。惟一的乐趣就是，跟着大孩子，在小溪里摸了些小螃蟹。爬到窑顶上（大窑，顶为水泥台，分布着火力观察孔，上面有高高的遮雨棚），挪开观察孔铁盖，用火钳夹着放进去烤，三两分钟就能吃了，香气扑鼻，恰似珍馐满颊余香，实在不能相忘。

那时候，平常人家，穷困得很，没有上幼儿园一说，有老人或长辈在家的，会带着。我奶奶怎么带的我，已经不太记得了，倒是我记得会时不时顺着屋前屋后给她捡烟蒂（收集烟丝，过过嘴瘾），在我四岁多的时候，老人就去世了。

到了五六岁，大姐早有自己的家要费神了，二哥初中，三姐小学二三年级，没人管我。有段日子，只好跟着三姐去学校。大冬天的，学生在上课，我一人孤零零在教室外面哭，她在里面哭。有时候老师会把我领到办公室待着；有时候，教务处那个王主任让我别在教室旁边待着，他满脸络腮胡子，面相凶狠，更是增加了我的恓惶。十几年后，我大学毕业回到家乡，与这个王胡子夫人成为某学校同事，她有意择我为婿，你说我能干么？打死也不能啊，这是后话，呵呵。

我识字约摸在五岁左右吧，平时大人忙于生计，无暇顾我，只有吃晚饭的时候，父亲就着简单的饭菜，拿出些自己写的字块，让我识字，断断续续，到学前也认得好几百了。那时候，并没有什么儿童读物，认了也只是认了而已，不过很难说没为日后的语言打下深厚的功底哈。

到了七岁的时候，记得冬天里，有不远处小学里的老师会走访附近居民家，看看有无适龄的孩子要上学的，提前作登记。当时我和小伙伴们在屋外的阳光里追逐疯跑，母亲和几个邻居边晒太阳边做女红。老师上前说明来意，母亲喊我过来，说要上学了啊，我就稀里糊涂点头答应了。殊不知，就此套上了笼头，告别了散养无拘的好时光。

当时是冬天过年后开的学，穿得圆溜溜的，手也不会握笔，劲儿使的也不是地方，常常力透纸背，要不就是把笔芯弄折了，那个费劲呀。我的同桌就是我家隔壁邻居的大闺女，乳名儿奶猫（她弟弟叫奶狗，绰号小狗子），据说小名儿越贱越好养。奶猫很羞涩，白白净净、安安静静，一双大眼睛忽闪忽闪的。不过，我并不和她同进同出，男孩子自有一帮呼啸而去的玩伴儿。那个时候，时兴打弹子（就是弹玻璃珠）。下课了，一帮人扎堆，地上挖个小圆孔，在两米远画一条线，大家拿着玻璃珠对准圆孔弹出去，谁的球离圆孔近谁就有权先往孔里弹，按进洞先后排序论位。。。

也有打野仗的，结对弹玻璃珠，击中谁的就收入囊中，竞技意味很重，往往是由胆大敢搏的同学来玩，多数人只是尾随看热闹。男孩子的玩物还有有砸杏核、拍折叠香烟纸、打弹弓；女孩子则是跳橡皮筋、扔沙包、玩嘎拉汗（猪羊的前肘关节）。也有共同的游戏，比如官兵逮强盗，老鹰抓小鸡。虽然清贫却是热闹，不似现在圈养的娃娃，玩具一大堆，却少了闹哄多了寂寞。

那个时候，虽然大多数家庭都差不多，但是干部家庭条件还是好不少，工人家的孩子总是差一些。一些特种行业的便利是明显的，比如，买东西排队，商业系统职工上班的时候就顺便把东西捎了；卖肉卖米的指定把好的留在案底给亲戚朋友或是领导。那个时候，丈母娘挑女婿首选不是司机就是卖肉的，这是真事儿。我记得，在学校，有个男生，白白净净，很阳光的味道，他经常把自己用水彩画的画贴在班上，也会送要好的同学几张。那时，我们连蜡笔都不好意思找父母要钱买。后来听说他父亲是市里人武部政委，算是个不小的干部了，所以说绝对的公平只有天堂里才有吧。

还有个小姑娘，坐在我右后方。一次，我钢笔不出水，正使劲儿甩着，就听见她在后面哭起来，回头瞧瞧，坏了，墨水把人家的确良上衣给染了一条印记。要知道，当时我们绝大多数还穿着棉布衣服啊，她妈在百货大楼做会计，方便呀。放学她妈来了让我赔，那咋赔啊，没法跟大人说，最后还是老师解围，让写个检讨算了。唉，憋屈呀，赶现在，我买它几丈布，没事儿我天天甩墨水，看谁敢拦我。

作为老小，父母眼中的幺儿，哥哥姐姐的小弟，遇事还是蛮有靠山的。班上有个男生欺负我，我立马喊来快小学毕业的三姐，她到班上把讲台重重一拍，吓得那孩子立马就怂了，从此不敢正视我，那是什么感觉，爽死。

因为有点娇惯，我落下了好吃的习惯。但凡家里有点好吃的，总是我最多。找吃的，也是最有办法。有时候，父母搞点桃酥、炒米糖、沙琪玛是为了过年吃或是送人的。我可不管，先吃几块再说。为了掩饰，会把纸皮子揭开来，吃一部分再把盒子皮用米粒粘起来。常常引得父母互相猜疑，一个说是店家做了手脚，另一个则怀疑我吃了。对于装在罐子里的吃食，我可以吃一部分，再把里面虚支起来，面上看还是满的，一动就塌了。后来大人没招儿，索性把有些点心锁在父母卧室里，那也挡不住神偷啊，门不能撬，那就翻窗吧，拿完出来再把窗纱复原。父亲感叹，这就是拴个老虎都不济事呀。现在看来，还是生活条件不宽裕，肚子里缺油水啊。后来和太太谈恋爱，说给她听，丈母娘知道了，伤心地落泪，我去她家吃饭，老人家总是把肥肥的鸡皮扯给我吃，说解馋得很，腻了我好多年还不好意思说。

小学的时候，我一直是个平常无奇的学生，功课上游，但不拔尖；性格既不内敛，也无风头。倒是在绘画上面有些兴趣，那时父母忙于生计，早出晚归，哪有心思和闲情操娃娃们休闲娱乐的心哩。只记得，去房头邻居家玩，看见人家墙上挂着水彩习作，自己回来，总要照猫画虎一番，哪怕画出一只瞎眼来，也是沾沾自喜。有一次，表哥从外地回来，带了一方精美手帕，上面印着一只大狮子。我要来想临摹，他说，你画得像就给你啦。嗨嗨，结果是蛮像的哦，足见这方面还是有些天赋的，换做现在，没准已经上道了。直到成年以后，我对绘画的兴趣依然浓厚，我一直梦想，退休在家，是一定要把水墨丹青捡起来，再续前缘的。

放假在家，有些事情是要做的。小孩子精力旺盛，夏天，从来不午睡，大人又不愿你出去晒。有次，父亲在屋里午睡，我和三姐在窗边看厨房墙角窸窣游动的蛇郎子（其实就是一种蜥蜴），紧张兴奋，窃笑不止。终于把领导吵醒了，一顿暴栗伺候，赶出家门。

在外面，可以做很多有趣的事情：和小伙伴们用弹弓打知了（蝉）。一群大大小小的光头，聚集在房前屋后的大杨树下，手拿弹弓，瞅着高高枝干上疑似知了（也可能是树疤痕）的地方，噼噼啪啪一顿猛射。多数时候石子落在远处人家的屋顶上，有吼声怒骂声传出，也有拎着棍子呼啸而来的，呼啦，小子们顿作鸟兽散去。也有幸运的能把知了打下来，尽管是个残破的身子，那也很炫耀地搁在手里把玩。

更多的是在菜地藤架或是榆树枝上逮蜻蜓。蹑手蹑脚过去，食指拇指微张，极其缓慢地从后方接近蜻蜓翅膀，迅速捏住它，常常是在快要抓住的关头，蜻蜓逃脱了，那种失望，不亚于成年后发财梦醒时分的遗憾。

夏天放假，也有干正经事的时候。早上排队去买水豆腐（就是豆腐脑）是必修功课。五点多钟，几个邻家小孩，男男女女约了，径直去三里地外的黑沙河农贸市场（都是国营），在水豆腐摊点前排队。那个时候排队也有不老实的，有插队的，也有头天晚上搬个砖头排着的，最后的结果是，挤作一团。特别是眼看着豆腐缸要见底了，后面的孩子全涌上来，即便买着了，搪瓷缸也拿不出来，有那股子蛮劲儿硬拽出来的，往往水豆腐会泼洒在别人的脖颈里后背上，温度高啊，烫呀，鬼哭狼嚎的。现在想来挺可怜，买不着的，中午家里就没有汤喝哦（南方人吃饭不能不喝汤，水豆腐加点水，搁点酱油葱花猪油，就是一道很有滋味的汤哩）。

还有弄柴火的活儿。那时，家家都是烧柴灶（也有煤灶，烧不起），城里哪来的柴火呢？像灌木这类硬柴，只能是从砍柴进城的农民手里买，或是家里有农村亲戚砍来送的，再就是家里大孩子们去郊区山上砍。这活儿很是辛苦，城里孩子细皮嫩肉，镰刀也握不好（我是左撇子，没有专门的镰刀，砍起来尤其费劲，我当时就想，长大了一定搞个发明，打一把左撇子玩得转的镰刀，现在看来，实践出真知呀），砍刀也抡不动，往往一天下来，能整那么一小捆，稀稀拉拉背回家，十分狼狈。年幼孩子的任务就是耙松毛，落下的松毛棕红色，有油性，柴灶点火很好用。一人背个筐，在松树林里分散开来，用竹耙子或是铁丝耙子在地上拢着。有那玩心重的，会弃了筐子，逮虫子，爬树，玩游戏，等到人家活儿干好了，要走了，这才回过神来，慌慌张张找些别的树叶放在筐里，再盖上松毛回家交差，被父母发现了，自然是一顿爆栗子伺候，二回也未必长记性哩。

除了这些活儿，最有价值的事儿就是拾破烂，废铜烂铁、玻璃猪骨、橡胶猪毛，只要是废品站收的，都可以去捡。孩子们主要是捡碎玻璃，也有那胆子肥的，在周末时段，远远的扔块石头，把公家的哪扇窗户砸碎了，看看没动静，就装模作样地拎个篮子去拣，要是有人问起，则会用无辜的眼神来蒙人：不知道怎么碎的，我只是来拣碎玻璃的，呵呵，民间有高人啊。

拣玻璃片儿是个细心活儿，拣完了洗干净，凑在一起，待分量足了，挑个不上学的日子，小伙伴们大大小小顺着村边的小道往远处山坳里的废品站出发。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到处都是收废品的点，很少也很远。要命的是，去离我们家最近的点要经过一个山村，村子不大，就几户人家，问题是家家都养着狗，大大小小，黄黑花白的，还都是散养。但凡从村子里走，只要是生人，必定龇牙咧嘴、睚眦相向。大人也有畏惧不前的，何况小孩，唉，每次到了这里，比八路军过鬼子封锁线好不到哪里去。你轻轻地走，它定定地看你；你慌慌地跑，它凶狠地追你，总之，得让你哭着通过。翻过山坡，卖了废品，会有些小收益，然后，跑到街上敲点糖稀或是买根冰棒，早把那点心酸忘到脑后去了。

记得我曾经养过一条矮脚板凳狗，土黄色，小小的，除了上学，一天到晚跟着我。它很调皮，夏天夜晚的时候，有邻居姐姐路过我家去房头洗衣服，这小东西总是乱吼一通，吓得人家哇哇大叫，颇有微词；有时候，还会跑到邻居家把人鞋子叼一只藏在我的床底下，凡此种种，民愤较大。无奈，老娘只得把它丢在两里地的土崖下，不出两小时，它又坐在家门口了，弄得我上学也没心思。最终，装了袋子，送给一位路过的司机，不知所终，现在若是还活着，怕是有四十来岁了吧，呵呵，当然这是梦话。

我比我大姐的儿子只大两岁，打小我们俩就比较淘，个性也都强。大姐和姐夫在外地上班，他就待在我们家，男孩子嘛，只能跟着我混。我俩常常打仗斗气，这小子一生气就扬言要回家，顺着门前的小道往外奔，拦都拦不住。不过,他也走不远,一没路费,二也不认得家，哼哼唧唧，只能回头。到了中午，这些烂事儿让父亲知道了，伺候我的就是一顿条把丝（扎扫帚的细竹丝），抽得满院子乱跳，还不准吃饭。不过，我朝里也有人，母亲会悄悄弄点饭菜（油水往往比别人多），搁在锅里，待父亲上班去了，让我赶紧吃，哎呀，到底是娘身上掉下来的肉呀。后来，这外甥回他父母身边上学去了，自然，我挨揍也少很多。我大学毕业回到家乡，一次，这小子在大街上直呼我的名字（大约觉得俩人年纪相近，忘记辈分了），我很生气，没有搭理他，扬长而去，把状告到他娘那里，从此，小舅不敢离嘴了。我大姐比我大19岁，直接的后果就是，她的女婿媳妇跟我一般大，半辈子不得不客客气气喊我小舅，憋屈呀，古话讲得好：三岁的爷爷百岁的孙子，辈分，好比现时的中央领导排名，乱不得啊。

小学五年，除了些野趣，也没积累啥真知灼见，后面就走上了老老实实学习的艰途。

秦月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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