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琢月

                                                   一、 

    谢有顺曾说中国的传统文学是没有身体的文学，其实在文化方面情况也是一样。尤其对于性的问题，历史、哲学都尽量避而不谈。文学倘若不得已提及，也多半是“犹抱琵琶半遮面”，隐喻象征一大堆，文雅得很。其实在先秦文学中，例如诗经里，还有不少提到性，甚或使用性语言的诗句。而在汉字更加远古的历史里，例如甲骨文、金文当中，很多象形字、会意字的构造都是利用性来传达其含义的。但是秦汉之后两千年以降，它基本上就被排除在主流文化之外了。 
 

    性之所以受到传统文化的排斥，大约是因为它天生对于权力有一种解构作用，不论这种权力是政治的还是话语的。性象征着人和人之间最直接最赤裸的原始关系，它褪去了各种被文明加诸于人的服饰，如理性、秩序、权力、道德、审美等。一个人即便处在权力的巅峰，性总会让他回到一丝不挂的原始状态。皇帝与平民，教授和文盲，尽管这些角色在文明的参照系里天差地别，但各自拥有的性器官却都是一样。网上有一幅关于厕所的对联，上联是：“天下英雄豪杰到此俯首称臣”;下联是:“世间贞节烈女进来宽衣解带”。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贞节烈女，显然都要拉屎，因而也就必须脱掉作为文明之象征的裤子。裤子遮住了性器官，但即使人们穿上裤子，也无法假装把自己拥有性器官这件事情遗忘掉。

    与当权者一样，知识分子也属于特权阶级，他们可以通过发表言论对现实事物产生影响。这种权力就是话语权。在古代中国，文章和政治尤其有密切的关系。文人因为一首诗或一篇文章获得功名的例子非常之多。知识分子地位超然的时候，正所谓“天子呼来不上船”，连皇帝也管不着。话语权独立于行政权这样一种传统，突出表现在中国的隐逸文化之中。如严子陵之于汉光武帝，陈抟之于宋太祖。皇帝是天之子，而知识分子也常被仙化为真人、散仙一类跳出三界外，不归五行管的存在。然而性却把皇帝和隐士都打回了原形 。北宋徽宗和周邦彦有君臣同嫖之雅，都迷恋名妓李师师。有一次周邦彦在李师师处幽会，徽宗突然造访，周邦彦无奈只好躲到床下，听任两人在上面嘿咻。后来徽宗知道了这件事情，不免恼羞成怒，却也拿小周没办法，因为皇帝和诗人脱光了衣服都变成同一种生物——男人。由此我猜，女性当中大约不会有比娼妓更了解男人的了。 

                                                   二、 

    权力和性之间总有些暧昧的关系。正如大款包养美女一样，才子似乎也总是被佳人所包围。社会地位较高的人——不管其地位是物质上的、政治上的还是精神上的——总有更多的机会获得异性的青睐。美女从大款腰包中获得物质满足，而佳人则在才子处获得精神享受或名传千古的机会。倘若这样去看，两者岂非都是权色交易？何以前者被视为庸俗， 而后者却偏偏传为美谈呢？——这似乎不太公道。“才子”在人们的印象中往往情深似海，实则不然。在文化史上，男人才华高绝而又用情专一，常见的有两种情况：第一是有精神事业 层面的追求，不愿把精力浪费在花前月下。例如黑格尔、法拉第等人，都是婚姻爱情极为专一的例子。第二是钟情的女性不幸早逝，例如贝雅特丽齐之于但丁，劳拉之于彼得拉克 。在西方的浪漫主义文学传统中，诗人们往往都有一位终身赞颂的恋人。这位恋人经常是如此的完美和神圣，乃至于想到和她亲昵都是一种亵渎，于是这种爱情只有在双方结合无望的基础上才能产生。（绝对浪漫的两性关系无疑可以产生巨大的精神享受，但却对基于婚姻的现实生活有害，它导致完美的爱情无法顺利地转化为有缺陷的婚姻。直到现在，这种浪漫主义爱情还经常以言情小说和肥皂剧的形式，继续向人们灌输错误的两性观。） 

    然而不少有诗人气质的艺术家并不忌惮到处留情。似乎爱情成了诗人、艺术家的第二职业，没有爱情也就没有创作的灵感。例如大名鼎鼎的普希金，有人统计，被他视为情人的女性共有135位。英国诗人拜伦，法国诗人艾吕雅，作家萨特，智利诗人聂鲁达，都是情人多多；女性作家里，这样的例子也不少，如乔治桑、萨纲、波伏娃等。甚至还有文人抢夺有夫之妇的，如徐志摩和劳伦斯。由于是“才子”，通常的道德评价在这些人面前就不起作用了。人们只记得他们浪漫的爱情，却忘了那些倒霉的丈夫们。瓦西列夫在《情爱论》中解释说，艺术家心中的异性往往过于完美。在现实生活中，梦中情人的种种特质不可能集于一人之身，而是分散在许多不同的女性的身上，因此他们只能拥有众多情人。我觉得这个说法有美化情欲的嫌疑，尤其不好的是，它为一些自诩为艺术家的人制造了滥 交的借口。在我看来，用金钱包养情人，和打着艺术的幌子勾引异性，两者并无本质上的差别。 

    中国版的才子佳人频繁出现在唐宋传奇和明清小说中，因而招致曹雪芹的痛骂。在才子佳人的故事模式中，男女主角通常因诗词而结缘，进而暗生爱慕。这种爱情，用现在的话来说，小资得很。佳人这种形象从侧面反映出中国文人对于爱情的幻想。王书奴曾说，娼妓可谓是中国传统社会中自由女性的代表，这话太有道理了。中国古代的婚姻往往由父母操办，没有恋爱的过程。家庭主妇讲究“女子无才便是德”，女人除了家务，不宜有其它爱好；除了三从四德，也不能有自己的思想，更不可能有浪漫的爱情。在历代以爱情为题材的诗词里，有写给情人或青楼女子的，也有悼念亡人的；但为枕边的老婆挥毫的，极少见（可见男人甜言蜜语是不可信的）。这不能不说是夫妻生活缺乏情爱的一种表现。娼妓则有自主的经济来源，往往多才多艺，特立独行。她们惯见风月，阅人无数，对男性的心思更是了如指掌。中国文人多狎妓，甚至与妓 女产生爱情，正是因为从两性的角度看，娼妓实在比老婆可爱太多。如苏小小、薛涛之辈 ，千载以下，仍有让人为之颠倒的魅力。关汉卿笔下的赵盼儿、谢天香等妓女，无不是聪慧善良，美好可爱。难怪梁遇春说女人当中最值得爱慕的，莫过于阅尽沧桑的风尘女子。明清小说中所谓的“佳人”，通常是把娼妓和老婆两种截然相反的社会角色拼凑到一个女人身上，这个女人既有娼妓之多情解语，又有老婆之贤惠温顺，于是难免显得空洞虚幻，缺乏艺术感染力了。 

    除了追求婚姻所缺乏的情爱体验之外，肉欲也终归是文人狎妓的主因之一。根据王书奴《中国娼妓史》中的说法，唐代进士中举，按朝廷惯例，有个挟妓宴游的仪式，“人置被袋，例以围障酒器钱帛实其中，逢花则饮”。《开元遗事》说：“长安进士郑宪、刘参、郭保卫、王冲、张道隐等十数辈，不拘礼节，旁若无人，每春时选妖姬三五人，乖小犊车揭名园曲沼，藉草裸形，去其帽，叫笑喧呼，自谓颠饮。”当时风气之开放，着实令人咋舌。唐代诗人冶游最出名的莫如元稹、白居易，两人不但是诗友，还互换妓女狎玩。宋代虽然道学开始盛行，但文人蓄养小妾和狎妓之风，并无稍减。宋词与青楼就有极其密切的关系。词人如张先、欧阳修、晏殊、苏轼、周邦彦、姜夔、辛弃疾等，都热衷此道。最热闹的是苏东坡，叶梦得《避暑录话》有记载： 

    “姚舜明知杭州，有老姥自言故娼也，及事东坡先生，云：公春时每遇休暇，必约客湖上，早食于山水佳处。饭毕，每客一舟，令队长一人，各领数妓任其所适。晡后鸣锣以集，复会圣湖楼，或竹阁之类，极欢而罢。至一二鼓夜市犹未散，列烛以归，城中士女云集，夹道以观千骑骑过，实一时盛事也。” 

    这类活动，用现在的话来说就叫集体嫖 娼。由此可见，“才子”和女性之间的关系不见得就是温柔多情的，是灵魂的沟通。相反，文学或艺术上的成就并不妨碍他们经常也像很多恶俗男人一样，不把女人当人看。

                                                   三、 

    帕斯捷尔纳克在《日瓦戈医生》这本小说中，用令人感动的真诚描述了知识分子的爱情。作为一个诗人，日瓦戈的良知和真诚就体现在：面对茫然不可知的命运，他放弃了话语权，放弃了成为灯塔和先知的机会。对于命运的荒谬，他既不参与，也不脱离；既不屈从，也不批判。他敞开胸怀，尽可能地去承载一个充满痛苦、疯狂和激情的时代，这个时代是如此的复杂和巨大，乃至于超越了身在其中的任何一种认知能力，因此他唯有彻底的真实，才能保持时代的原貌，才不至于扭曲它。敏锐的观察、深刻的感受和彻底的反思，这是知识分子的天性和责任，就像王家新对帕斯捷尔纳克本人的描述：“命运的秘密，你不能说出/只是承受、承受，让笔下的刻痕更加深”。真正的先知不是用咒语来掩盖痛苦、迷惑世人，而是率先背负着十字架，用自身的苦难和精神来承受真理。 

    故事发生在俄国十月革命前夕。日瓦戈和养父母的女儿冬妮娅结为夫妇，却又无可救药地爱着有夫之妇拉拉。拉拉的丈夫帕沙参加了战争，因背景复杂遭到红军的猜疑。拉拉由此受到牵连，不得不隐居在一个小镇上。日瓦戈一家则在遭受战争洗礼的城市里生活。当时正在施行战时共产主义，一家四口在饥寒交迫、窘迫万分的处境中苦苦厮守。然而日瓦戈终于被游击队抓去当军医，与妻儿失去了联系。两个家庭都在战乱中离散了。两人早就相互爱慕，但出于家庭的责任感，他们努力压抑着对彼此的感情。后来日瓦戈和拉拉历尽苦难，在一个小镇上相遇了。这种相遇似乎是偶然的，但又是必然的。拉拉身上集中了所有俄罗斯女性的优秀天赋，而作为诗人的日瓦戈则是俄罗斯苦难和灵魂的见证者。世界被摧毁了，道德和秩序被颠覆了，家庭破碎了。剩下的只有两颗赤裸而真诚的心。正像拉拉所说的： 

    “日常的一切都翻了个个儿，被毁灭了。所剩下的只有已经被剥得赤裸裸的、一丝不挂的人的内心及其日常生活中所无法见到的、无法利用的力量了。因为它一直发冷，颤抖，渴望靠近离它最近的、同样赤裸与孤独的心。我同你就像最初的两个人，亚当和夏娃，在世界创建的时候没有任何可遮掩的，我们现在在它的末日同样一丝不挂，无家可归。我和你是几千年来在他们和我们之间，在世界上所创造的不可胜数的伟大业绩中的最后的怀念，为了悼念这些已经消逝的奇迹，我们呼吸，相爱，哭泣，互相依靠，互相贴紧。” 

    任何一个读者，在了解了他们之间的经历之后，无疑都会原谅他们对于家庭的背叛，都会生出一种发自内心的祈祷：相爱吧！结合吧！然而日瓦戈却不是这样想，在他心中从来没有出冒出过诸如爱人应该突破一切樊笼，爱情是诗人的职业此类的念头。即便让他魂牵梦绕的拉拉就在身边，他仍然无法不去牵挂下落不明的亲人，仍然无法原谅自己爱上了妻子之外的另一个女人。爱人和家庭，两种强烈的情感撕扯着他，似乎要把他裂成两半。爱情不是伊甸园，不能够解除人间一切苦恼。相反，爱情让人看到了生活的真实处境总是两难的，看到命运的反复无常和个体的身不由己，看到美好情感与道德良知的冲突。而拉拉也跟他一样，她这样坦诚地描述自身的处境： 

   “咱们的亲人，你的冬妮娅和我的帕沙 ，比咱们好一千倍。但问题在这里吗？爱的才能同其他才能一样。它也许是伟大的，但没有祝福便无法表现出来。咱们好像在天堂上学会了接吻，然后同时降临在大地上，以便相互在对方身上检验这种本领。和谐的顶峰，没有边际，没有等级，没有高尚，没有低贱，整个身心的对等，一切都给予欢乐，一切都是灵魂。 但在这种粗野的、时刻戒备的柔情中孕育着某种孩子般不驯服的、不允许的东西 。这是一种任性的、毁灭的本能，同家庭的和睦水火不相容。我的天职是惧怕它 ，不信任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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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惧怕它、不信任它”，这正是爱和欲之间的区别。倘若爱就是简单地成全彼此，那就与情欲参杂在一起了。理性的审视使得爱情升华为一种更加优美、高贵的情感。诚然，婚姻不能代替爱情。遭遇婚姻之外的爱情并不见得是罪过，因为爱情几乎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宿命；但同样的，爱情也不能取代婚姻，不能成为放纵情欲的借口。那么，当两者产生矛盾时，人应该如何取舍呢？对于日瓦戈而言，这是个永恒的问题，他不回避自己爱上妻子之外的另一个女人，但他也不把与拉拉的爱情当成是理所当然的，不把自身的责任推卸给缘分、天意、命运或者爱情的魔力。相反，他直视爱情内在的矛盾，怀疑它、反思它、承受它，接纳它对于灵魂的反复拷问。这便是彻底的知识分子的态度。 

 

关于帕斯捷尔纳克自身的爱情： 

   1958年，瑞士文学院宣布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日瓦戈医生》的作者帕斯捷尔纳克，苏联作协逼迫他发表声明拒绝领奖。当时帕斯捷尔纳克已经因为该书而受到国内各方面的强烈谴责，被迫离群索居。他在致作协主席团的信中说到：“任何力量也无法使我拒绝人家给予我——一个生活在俄罗斯的当代作家，即苏联作家——的荣誉”。“你们可以枪毙我，将我流放，你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我预先宽恕你们”。他已经做好了用生命来捍卫自己荣誉的准备。但是和伊文思卡娅通过电话之后，帕斯捷尔纳克终于发表了拒绝领奖的声明，随即发电报给党中央，要求回复伊文思卡娅的工作。为了使爱人免遭迫害，他屈服了。诗人去世以后，他的妻子奈豪斯不准伊文思卡娅同他告别，伊文思卡娅在门前站了一夜，最后只能在人群后面远远望着徐徐向前移动的灵枢。 

    伊文思卡娅也就是《日瓦戈医生》中拉拉的原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