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思想总结随笔

2014年思想总结

随笔

木兄嘱咐我写个2014年的思想总结，于是有了这篇文字。

坦白的说，我从未有年终作总结的习惯。这首先是由于我这个人深度缺乏时间概念，我记不清自己做的事情，看的书，产生的想法具体是在何时发生的，就像在清晨的薄雾中，遥望远方一片树丛，树和树的枝桠重叠在一起，分不清哪些枝桠是长在哪棵树上。其次，是我这个人很懒，总结会更加提醒我自己我是如何的懒，如何荒废了许多光阴，还有多少该做的事情没有去做。

2014年在思想方面的收获，有点乏善可陈。唯一值得一提的是总算把硕士学位论文完成了。这篇文章从年初开始动笔，写了大约一万字后，就无以为继，搁笔了大半年之久，直到答辩日期迫近，着实拖不下去了，这才急急忙忙赶完。做这个事情的收获之一，是大概清楚了写论文是怎么回事。以前总觉得做研究是很高深莫测的事情，现在总算明白了：要写本学术著作，可以很难，也可以很容易。说它容易，是因为现在的检索技术太方便了，不管如何荒唐的论点，都能轻易找到一大堆材料来做佐证，可供参考的文献或已有的研究成果，也是汗牛充栋，所以如果只是要弄出一篇看上去像论文或学术著作的东西，拿来哄哄外行人，那是再容易不过。以前打开一本学术著作，光是最后的参考书目就让人害怕，他们是怎么看完这么多书的？后来我才知道，当你对自己的研究的题目比较熟悉了以后，再去翻阅相关的书籍就很轻松。花上一到两个小时，就能翻完一本和你的研究题目相关的学术著作。这是因为这些书内容基本上大同小异，我只需留意里面有无我没有注意到的材料，或者有没有什么新奇的观点即可。至于论文的写法、格式，也是有既定的套路，就像从前的八股文一样，只要把你搜集的材料贴上去就行。说它难，同样是因为已经有了这么多研究成果，若要发现别人找不到新的材料，想不到新的观点，写出点有价值的东西，那是很需要下功夫的。

这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我对于学者世界的恐惧感。也许任何行业，在不懂行的外人看来都带着神秘性，都是很难的。这种想象中的困难，使得别人对这些职业产生了崇敬或畏难的心理。例如我所从事的计算机行业，在很多人看来，计算机等于高科技，高科技等于高智商，若不是智商极高的人，是无法胜任这一行的。但根据我的经验来看，很多从事计算机相关工作的人，他们日常所做的事情，是任何没有学过计算机专业的人都能做的，是和搬石块没区别的简单劳动。按照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的说法，现代社会的一大特征就是所谓“专家系统”。例如我们每天坐地铁上班，我们并不清楚地铁的构造，不懂它的运作原理，也不了解它的操作方法，但我们仍然放心地坐地铁。这是因为有一帮懂行的人在替我们操心地铁的制造、维护、操作，这些人就是地铁方面的“专家”，我们放心地乘坐地铁，是出于对“专家系统”的信任。我们所可以依赖的“专家系统”越是复杂多样，我们的生活也就越便利；同时，这也意味着日常接触的事物其实是我们一无所知也不需要去弄懂的。这其中不仅包括有形的机械、电子系统，也包括无形的制度系统例如法律、行政、金融、教育等等。这种无知给人们带来了高深莫测、无法掌控之感，而无法掌控又带来恐惧感。这种恐惧感，阻止了现代人去全面发展自己的天性，使得他们偏向专业化、职业化、异化为单一的零件或工具。

论题本身的研究，也让我颇有收获。我的选题是“西汉独尊儒术原因研究”，独尊儒术原本是个老得不能再老的题目，我之所以选择它，是因为感觉中国当代社会并未能形成一种统一的主流文化。无论是代表传统的新儒家，还是西方的自由主义，或者是官方的马列主义，都未能在国人心中占据绝对的位置。我对西汉儒家学术成为文化主流的过程产生兴趣，是想知道那时候的中国是如何找到精神皈依并确立信仰的。这兴许对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有些参考的价值。做研究的第一步，首先是要了解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我一番查阅之下，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这个题目人人都在说，但人人都没能把它说透。很多前辈学者都对儒学在西汉时独尊的原因做过精辟分析，但均为一段总结推测之词。要么是另一番情况：许多著作只是考察罗列了西汉儒学发展中的种种轨迹和诸多史实，但只是陈述现象，并没有归纳出其中的原因。起初我觉得，这是因为儒学独尊是个复杂的历史现象，其中所包含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很难找到一个唯一的主因，如此一来，只能通过梳理史实，将其发展的原貌展示出来。但经过一番艰难思索后，我感觉，人们之所以未能在史学上穷究这个问题，是因为它本质上就不是个史学问题，而是个哲学问题。中国为何需要儒学，这就像人为什么需要信仰一样。对历史的研究，最终将我导入对政治哲学的思考，对于信仰、公平、正义以及人性的深思，乃至对人类生存处境的纠结。这种思考加深了我对当下中国的文化处境的理解，同时也深化了我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理解。人类社会的发展并不遵守简单的理性逻辑，尤其是并不遵守类似于法家的工具理性。社会不是一架机器，可以按照某些人的设计来运转。一种学说或意识形态被采用，不见得是因为它是务实的、理智的、科学的，不见得是因为理论的设计者正确地认识了他所处的社会。

从战国到秦汉这段历史中，对社会现实洞见力最强的学派应该说是法家。法家所代表的，乃是当时中国发展的大势所趋，那就是君权的集中和平民的上升。这种趋势，反应在法家的学说力，就是所谓的农战政策，其要害之处，在于通过鼓励农战来控制、驯化平民上升的巨大力量，并以此来加强君权。秦灭之后，西汉延续了它未竟的历史使命。这首先表现在“汉承秦制”，西汉的许多制度，都是沿用秦朝的；其次，西汉和秦的差别，在于秦偏“战”而汉偏“农”，但都是农战政策的表现。汉初的皇帝如文帝、景帝都非常重视发展农业，鼓励农耕，为此他们设三老、奖励孝悌、力田，而且还亲自下地耕田，以皇帝之身来起示范带头作用。最后，汉武帝实际上是秦始皇的后继者，他爱用酷吏，编制律法，打击商人，开疆扩土，强化君权，横征暴敛，其举措和秦始皇十分类似，他自己也承认其所作所为是“袭亡秦之迹”。大一统帝国需要建立的是职业化的官僚系统，这恰恰是法家之所长。但法家偏偏未能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反看西汉时的儒家，有很多迂腐、迷信、不切实际的主张，与其说是治国良策，不如说是一些良好的社会愿望。

再看近代中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但二十世纪初的中国，还是一个农业国家，从清政府到民间，到处充斥着对西方机器文明的仇恨和恐惧，工业建设刚刚起步，民族资本主义在列强和政府的夹缝中艰难萌芽。到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工人阶级的人数还只占到全国人口的0.5% ，至于中国民间的商人乃至“资本家”的人数，更是微乎其微。到抗战结束时，政府还认为民族资本所建立的工业“无论在资金、设备、技术各方面，都根本不算工业，如不任其倒闭。” 这样一个几乎还不存在资本主义的国家，却把立志给资本主义制度送葬的马克思奉为精神导师，这是多么古怪的事情！

法家思想从理论根源上，可以追溯到黄老道家，而黄老道家又可追溯到老子。比较一下老子和马克思这两位思想家，就能发现他们有颇多相似之处。他们都精通辩证法，都发现了社会历史的发展有其客观规律，都认为物极必反，都带着哲学家的思维去设想乌托邦的蓝图，而且都对意识形态怀有敌意。马克思将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归结为经济，而老子则归结为道，到了黄老学和法家那里，无形的道与世俗的君权被结合到了一起。他们的共同点，都是试图从理论上将社会动力一元化，这是哲学家研究政治的特色。事实上，若是马克思生在中国，他大概不会写《资本论》而会写一本“权本论”，因为驾驭中国社会的决定性因素始终是权力而不是经济。在中国社会中，政治权和商业之间，总是政治主导商业，从秦汉重农抑商的政策开始，商业一直在政治的控制之下。明朝的倭寇主要就是走私商人，最终被政府强制消灭。清朝的鸦片战争，同样是政治想要控制和打压商业的表现，只不过这次商业的背后有坚船利炮的支撑，打不过人家，才不得已兴起洋务运动，试图以商战取代兵战。但是近代史的最终归宿，仍然是土改和没收私人资本，大搞国有化，以政治动员的方式强制完成工业化，也就是说，中国最终还是回到了政治控制商业的道路上。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浪潮之下，这条道路该如何走下去，这是对执政者的重大考验。我们关于姓资还是姓社，计划还是市场的讨论，都是这悬而未决的问题的延续，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恐怕也与此不无关系。政治、文化、经济的三位一体，构成了中国政治的传统。政治和文化的关系，本质上也就是儒学何以会独尊的问题，它关系到行政权和话语权如何共处和制衡，并且为整个权力结构提供人才。在中国的历史上，两种权力并行不悖，有不少皇帝诸如康熙等，学问十分渊博，几乎可以算是学者了，但是他们并未试图将二者完全合二为一。因为那样会产生绝大的社会灾难。伟大的领袖和伟大的导师，这两个身份倘若合在一个人身上，就会释放出巨大而且无法驾驭的社会应力，行政权和购买力的关系，其实也是类似的。

还有一个可以说得上收获的事情，是我对于身份的思考。我一直对于各种机构，各种办事处，各类有头衔身份的人心怀恐惧。哪怕在读研和做论文期间，对于学校的行政机关，甚至是导师，一旦想到不得不和他们有所接触，我都会感到焦虑和紧张。这也是为什么我总是呆在家里看书，很少外出与人接触的原因。但是今年由于许多的事情，我不得不与以上机构和人接触，这迫使我认真地反思焦虑的根源。得到的结论进一步深化了我对儒学独尊的认识，或者说是对于意识形态的权力维系机制的认识，同时它还使得我所研究的儒学的问题，和我去年设想的道德原罪论的理论体系产生了联系。这使我认识到权力是如何依靠身份体系来起作用的。

今年比较失败的是文学、诗歌方面，基本上毫无进步。这可能是由于大量的阅读被学术书籍所占据，语言和思维都被学术化了。由于大脑的资源基本上被理性思辨占据，诗歌写得很少，散文更是几乎停写了。西方哲学方面，由于主要精力放在中国思想史这边，也没学到什么新东西。翻了一下福柯、《资本论》之类，都由于时间有限而未能深入读下去。抽空读了一些名著长篇，如《魔山》、《白鲸》、《卡拉马佐夫兄弟》、《人树》、《高老头》、《刀锋》、《荒原狼》等，有些零星的触动和体会，但总的来说，不太提得起读长篇小说的兴致了，有一本很厚的里尔克传，读了一大半，诗人的生活方式容易让我感到焦虑，他们是无身份的人，因而也是漂泊无根的人。这促使我产生了对现代汉诗身份错位的思考。所读小说中，感触最深的是《荒原狼》这本书，它让我感觉到自己所经历的迷惑和困境，原来也是别人所经历的。我想把这本书多读几遍。在北京的时候和一个朋友见面交流，他说我需要外来的认可，我说，是有这方面的倾向，然而它骨子里的根源，不在于获得某种认可，而是对自我身份的定位。我和雨滴聊天时说起，纯粹靠主观的精神支撑起来的信仰，它是从空无处强行立起来的，它本质上是非理性的，所以它可以一无所靠，正因如此，它也有可能毫无理由地突然崩塌。这就是我为什么部分地转向了学术，学术是有渊源传统的，它比艺术和诗歌更容易找到精神的归宿感。与此同时，我又不喜欢学术给我带来的身份定位感，我毫无理由地嗅到其中有些精神鸦片的气味。本质上来说，阅读也是一种身份定位，是把外在于自我的评价系统内化到自己的精神中来，自己给自己定位，所以阅读能给某些人带来精神的宁静。而我越是深入到中国学术中，越感到它和我格格不入，这大约是因为中国文化中包含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一类强烈的身份意识。木兄说我是未知数X，这是不错的。

方琢月

2014年思想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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