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尊儒原因的简述

思辨

    关于儒学何以在西汉独尊的问题，写的论文比较长，大概有耐性看的人不多，又原文包含许多注释，也不方便贴到网上，所以我想写个短文简要地说一下文章的主要观点，供有兴趣的朋友讨论交流。这里主要是综述要点，细节问题和繁琐的论证就从略了。

    我们经常在政治文化的讨论中碰到理性的实证主义，即认为一种政治学说有无价值，要看它是不是符合现实情况，能不能被实践所证明。西方的自由主义就经常受到这种非难。这种务实的想法，理论上很有说服力。但若是以儒学独尊的例子来看，结果恰恰是：非实证的学说最后成了正统。秦汉时比较务实的学派是法家和黄老道家。法家主张“功当其事，事当其言”（《韩非子•主道》），黄老道家主张“循名责实”，都是主张通过实践来检验学术。儒家思想原本就比较迂阔，比如孟子就认为：“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孟子•公孙丑上》）到汉的时候，儒家吸收了很多阴阳方术思想，以及墨家的神鬼天罚思想，又特重礼仪祭祀之类，是朝着越来越务虚的方向发展的。

    为了更形象地理解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做一个不太恰当的比较：秦汉的法家、黄老道家，都讲究辩证法，科学态度和实践精神的。就像我们的马哲强调实践出真知；秦汉时的人们，也极有我们现在称之为科学精神的风气（只是当时的“科学”不发达，有很多迷信成分在其中），想要从天文、历法、医学和各类自然规律中，建立起无所不包的大体系，并从中总结出治国之道，就像现在所宣扬的科学发展观。为什么这种务实或者实证的政治文化，最后却败给了儒家？这个问题本质上不是史学问题，而是哲学问题。科学的实证精神，强调的是人类的工具理性，而不是价值理性。工具理性只能告诉你“应该怎么去做”，但是不能告诉你“应该做什么？”，它无法解决人类实践的终极意义问题。（如今的政府也意识到这问题，开始提倡核心价值观了）在战国时期，各国都有了明确的目的，那就是打败敌人，统一中国，因此工具理性就大行其是。等到国家统一了，国家前进的目标就模糊了，这个时候就需要一种能寻找到目标和意义的学术，给人们的社会生活以及政治行为赋予意义。

    政治文化有两个相互矛盾的构成部分：其一是指导策略，其二是意识形态。所谓指导策略，就像法家、兵家，黄老道家，能够给统治者想到达成的目标提供技术性的指导。它遵循的是工具理性，是通过其施行的结果来证明其有效性的，所以它就要求言实相符，刑名相契。至于意识形态，主要是为统治者的合法性以及社会的政治生活提供一种解释，使其产生一种意义，它是不需要事实验证的。只要听起来合情合理，没有明显的逻辑矛盾，而且符合当时一般人的观念和情志就行了，它遵循的是价值理性。价值理性所强调的是动机的问题，在儒家这个具体的例子上，就是仁义；工具理性所强调的是结果问题，在法家这个例子上，就是利害。但是我们知道，正确的动机不一定会产生正确的结果，反过来，正确的结果也未必源自正确的动机，人想要兼顾动机和结果是很难的，西方思想家从休谟、康德开始，已经发现这两种理性无法完全合并。我们中国的思想史上，也有“闻见之知”和“德性之知”的分裂，最后产生了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对立。汉代真实的政治文化，如汉宣帝所总结的，是“霸王道杂之”，也就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结合在一起，这就形成了中国政治外儒内法的传统。本质上来说，儒学成为官学，是皇权所代表的工具理性（或者说功利价值）和儒学所代表的价值理性（或者说超越价值）的平衡。

    从超越价值的角度出发，政治考虑的是责任和义务，是公平、正义、自由等不可或缺的政治价值。从功利价值的角度出发，政治考虑的是权利，是臣民如何管理，法令如何执行，利益如何分配，矛盾如何平衡等问题。我们都知道，权利和义务是分不开的，有权利就会有义务，反之亦然。但在我们中国的思想中，权利和义务却是分开考虑的：儒家思想只关心君主的义务和责任，不干涉他的权利，所谓“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上》）；法家思想只关心君主的权利，而不考虑其义务或责任。但在现实中，权利和义务实则无法割裂，所以二者必然要相互补充，最后就形成了儒法结合、外儒内法的政治文化，它和中国最高的政治理想“内圣外王”是内外相反的。外儒内法还有一大好处，就是法家讲求以法治国，但却没有考虑皇帝自己犯了法该怎么办？儒家恰好解决了这问题。儒家可以把皇帝的过失解释为他个人品德修养的不够，所谓“人孰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只要皇帝能反省，肯改过，就一切OK了，这就避免了对皇帝施加问责惩罚的尴尬。这正是因为超越价值无法量化，不能用利害衡量所致。于是在皇帝那里，法律的问题可以被解释为道德的问题而得到淡化；反过来，皇帝却能把臣民的道德问题解释为法律问题，欲其生则生，欲其死则死。皇权因而得以名正言顺地超然于法令之上，获得了大大的强化。这正是儒学的政治解释学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西汉时春秋学大兴，也是因为春秋学本身就是解释学。

    为什么皇权和儒生需要相互扶植呢？在古代中国，士阶层既无实际的政治资本，又不能如西方社会那样从事演讲、鼓动民众，则依靠皇权是必然选择，这是很明白的道理。至于政统对道统的依赖，却是个十分微妙的问题。道统是独立于各种实存政治势力之外的，它对于政局的影响，并非直接以政治角逐或军事征服的途径实现的，而是通过无形的话语权威对执政者施加间接影响，而这种无形权威，往往需站在某种天下大公的视角上才能生发效应。因此它起作用的机制，和那种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是完全不同的。彻底的功利学说如法家，看似最适合皇权的需要，实际上却无法形成稳定的权力结构。不同的利益群体一起角逐，其结局必然是强者胜出，成为万人之上独一无二的皇帝，这即是中国各朝的开国史上都存在着的“成王败寇”的政治伦理。强大的皇权政治一旦形成，则一切信奉功利主义的群体，要么被皇权所吸纳、归并，要么试图取而代之，无法形成一个稳定的中间阶层。但是皇帝却无法直接用暴力手段去迫使读书人屈服，假如皇帝杀了读书人，不是皇帝赢了，而是读书人胜了——皇帝成了暴君，遗臭万年；读书人成了烈士，青史流芳。在儒生面前，“成王败寇”的政治伦理不再起作用，这即是超越价值与功利价值不可归并的体现。皇帝和书生作为功利价值和超越价值的两端，最终只能构成某种程度上的平衡。因此唯有具备超越价值的儒生才能与皇权并存，并且在漫长的专制历史中逐渐形成成熟的文官体制。皇权和文官体制的结合，就能摆脱权力的丛林法则，从混乱中建立起稳定的权力制衡。皇帝可以利用文官集团去压制武官或其它利益团体：一方面，由于超越价值无法真正转化为功利价值，因此文官对皇位的威胁比较小；另一方面，功利价值也无法真正转化为超越价值，这使得在文官压制下的武官即使拥有一定的政治势力，也难以与受道统支持的皇帝抗衡，无法凭武力取而代之。

    在先秦诸子中，只有儒家思想能形成被社会各阶层普遍接受的超越价值。这是因为儒家是建立在农耕文明的日常生活中的，而这种日常生活的模态，千百年来并无太大变化，其所分化出来的社会角色，如君臣父子等，也变动甚少。儒家的主张如孝悌、礼仪等，也是很容易去施行的，不像法家一定要有政治资本作为前提。法家和黄老道家，都没有考虑到权力的拥有者生命有限，所以也根本不关注皇位继承这个大问题。如果按照法家那一套，最高统治者死了，权力就要重新洗牌，又要经过一番你死我活的斗争，才能形成新的政府。儒家则能确保权力的平稳过渡。儒家是重视典籍的，而且有一套师生传承的系统。所以它的权威远比个人通过权力斗争所获之权威要久远、稳定。儒家思想又有“求诸己”的传统，要求“不怨天，不尤人”（《论语•宪问》），无论现实中遭受何种挫折，始终拒绝归咎于环境，“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论语•里仁》），孟子亦主张“脩其天爵，以要人爵。”（《孟子•告子上》）这和法家“势位之足恃而贤智之不足慕”（《韩非子•难势》）的态度正好相反。儒家又讲究自得其乐，孔子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论语•述而》孟子也说：“君子有三乐，王天下不与焉”（《孟子•尽心上》）。所以儒生内心的价值和其社会实践，都是可以超然与外界环境与功利之上的。

    先秦儒家有强烈的民本思想，也很重视和士君子和普通民众的对话，还有富而后教，易风化俗等传统，所以在民间很容易生根发芽。但先秦儒家不受统治者喜爱，一方面是因为其主张较为迂阔，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先秦儒家讲究“从道不从君”，对君权并不尊重，尤其是孟子，简直是蔑视君王。因此先秦儒家，有和民众对话的意识，而缺乏与君权对话的意识。这种对话意识，应该说是秦汉文化发展的一条主线，秦汉的思想家、政治家所寻找的，也就是话语权和行政权如何结合的问题。春秋战国时代的有三个主要现象：平民上升、君权集中和百家争鸣。其中士阶层的言论，对现实政治造成的影响，可以说是话语权和行政权对话的结果。但这种对话并未形成稳定的机制，反而对皇权和行政造成很多干扰，所以法家和黄老道家都排斥游学、游说之徒。秦始皇焚书坑儒的事件，以及汉文帝、汉武帝诛杀方士等事件，都可见出此种弊端，这其中也涉及到地方风俗和中央政令统一的问题。汉武尊儒以后，方士就很少见了，这是因为通过儒学，话语权和行政权形成了一个比较稳固的均衡，进而演化出后来的人才察举机制，逐渐又把人才与学术都合流到儒门来了。汉代的儒学，吸收了道家、墨家、法家的一些思想，经过许多改造，产生出了与君王对话的新通道，那就是“天人谴告”的理论，通过天来对君王说话。道家其实也有超越价值，但它不具备对话意识。因为从道家哲学的理论上看，道就是恍兮惚兮，无法言说的，正所谓“道昭而不道，言辩而不及”（《庄子•齐物论》），所以不具备解释宣传功能。

    这种对话、融合，放到战国秦汉的社会发展历程中看，就会显露出重大意义。如前所述，这一历史进程的主体，是平民的上升和君权的集中。而法家、黄老道家和儒家依次在此过程中起到了不同的作用。法家通过农战政策，将平民上升和君权集中整合起来，君王对农民和战士这两个最容易控制的阶层实行赏罚，并对其他流动性大的阶层如士和商人进行打压，这就可以将平民上升的动力驯化为君王所用。但法家的赏罚制度有个重大缺陷，就是会快速形成一个强大的军功阶层，这个阶层要么想夺权，要么垄断朝廷要职，或在地方上征敛土地，欺压平民，对君权造成重大威胁。秦朝就是通过军功建立起来的国家，刘邦统一全国，以及汉武帝开疆扩土，都是延续秦朝的制度和做法。黄老道家的作用，则是缓解乃至隔绝平民上升与君权的结合，消除法家所带来的弊端。黄老学除了因循无为之外，还讲究不尚贤，虽然七十年代出土的《黄帝四经》证明黄老道家在理论上也有所调整，主张用贤，但从西汉初年的政治实践来看，不尚贤是主要趋势。黄老学对人才和君权结合的阻隔，造成多方面结果。首先是民间不受控制的商人阶层大兴，使得贫富悬殊极大，社会动荡不安；其次是功臣、外戚借黄老学来维护其既得利益。但是到了汉武帝的时候，元宿功臣老病殆尽，诸侯王在七国之乱后，势力大为削弱，正是君权扩张的好机会。由于军功阶层的衰败，整个社会也出现了巨大的权力空缺，等待新的阶层来填补。因此武帝时候，是平民上升与君权结合的又一高峰，武帝以得人才著称，许多人才都是从平民乃至奴仆中提拔上来的。不过汉武帝提拔的人才是多方面的，有军事人才，有酷吏，有搞经济的“兴利之臣”，至于儒生，其实是尊而不用的。汉武帝也并没有颁布政策要“罢黜百家”，而是各种学术都加以保护，百家之学的没落，乃是自然发生的过程。儒学在这一环节所起的关键作用，是过滤平民上升中过多的功利意识，起到一种净化作用，并提供了一种可靠的人才选拔机制，不至于像汉初那样形成军功集团。汉武帝正是看到军功阶层和外戚的危害，所以开始通过儒学来提拔人才，而且形成了著名的内外朝制度。如前所述，儒学具有超越价值，无法和皇权所代表的功利价值合并，所以其对皇帝权力的威胁是最小的。此外，汉武帝其实是秦始皇事业的继承者，但秦二世而亡的教训，使得法家的招牌从此彻底砸了。经过董仲舒等人改造的西汉儒学，恰能为其法家政策提供掩饰和解释的作用。换句话说，儒学为国家的事功赋予了意义。

    实际上通过儒学来选拔人才，同样存在着问题。就像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所说的，那个时代，有机会能读书的人少，知识遂成为一种新的资本，儒学和地方大户势力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世代治经学的豪强，这就促生了魏晋的士族门阀。这种现象直到科举形成后，选拔人才的权力由地方收归到中央，印刷术也有重大发展，教育更为普及，情况才有所改变。

2015年1月10日星期六





文章评论

Westwind

有创见，特别比较充分的解释了为何“独尊儒术”发生在汉武帝时代（距西汉立国已有近100年）？ 由于我对西汉历史的了解十分肤浅，讨论是不够格的。但抛出一个很不成熟的观点，供你参考： 道家思想是不赞成从事无谓的战争的，法家思想虽然奖励耕战，但如你所说，纯属于工具理性，法家论述为了在战争中生存下去要怎么做。出发点在于战国时期华夏民族内部的兼并战争，而且法家似乎非常强调战争的经济目的，因为在战国时期，诸侯国兼并可以扩大自己的经济实力，解除安全威胁。 而汉武帝在多个方向上出击，开疆拓土，但新辟的土地多数在当时农业技术下根本不适合定居农业，反而耗费大量资财驻守，没有“经济效益”，在匈奴威胁解除后有无必要继续这种扩张，以及有没有必要把岭南、河西走廊等新征服的土地，以及上面生活的大量少数民族永久性纳入统治，无论道家和法家都没法提供这种“合法性”。 但儒家认为可以，“教化”在儒家理论里占有重要的地位。教化那些蛮夷，让他们服从中国的礼教，为君主的扩张战争以及兼并领土提供了充分的合法性。 换言之，儒家政治伦理可能具有跨越民族差异的某种“世界性”。这也是儒家思想被日本、朝鲜、越南等汉字文化圈国家接受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