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琢月

所有的城镇都是有记忆的，但这记忆多半在年深月久中遗失了，只剩下些残骸断片，来不及解读。在我儿时穿行的那些小巷子里，有许多老旧的土砖房，挤在狭窄曲折的过道旁，房屋一个紧挨着另一个，那种空间的层叠衍生，蕴含着深奥的人生拓扑学。它并不是小区房的那种鳞次栉比、齐整有序的密集，而更像是朽木周围长出的一圈真菌。一个小空间仿佛细胞那样用力地从另一个小空间里分裂、挣脱出来，然后它再分裂出更多气泡般的空间，而彼此又仍然紧紧挨贴着，拥抱着，好像无法真正决绝地分开，最终疲倦地停留在连体中了。日后我在凤凰、婺源这类保存较好的古镇里，看到了类似的空间结构。我想那时候人的生活大约也如这空间一般，是从一个家里挣出另一个家，一种人生里头长出另外的人生，它们因为疼痛而分裂，却又始终连成一片。

我极小的时候，便被寄养在这样一间屋子里，屋主是个姓傅的老太太，但我还未及懂事，又被送进学校，所以对她的一切都不了解。我只记得那屋内窗户都很小、大约是为了防寒起见，数量也极少，于是屋内透光便十分差了，即便大白天也是阴森森的。地上也没有地板，只有黑色的硬泥土，凹凸不平，但踩踏了那么多年，也踩得像黑石头那样，光滑而又坚硬了。黑漆漆的房屋，摆着几件老旧的木家具，床和衣柜原先应当是刷过红漆的，也许是做嫁妆搬过来的，红漆早已经凋落磨光了，抵挡不住那浓重的黑暗无情地侵蚀，露出木质的圈纹来。很难想象这样的房中也曾涌出过一股鲜艳的红：红家具、红床被、红灯笼、红对联。红色是一种退场了的颜色，和这里发生过的许多无声的事件一样，它早已远去了，只是留下些许残痕。

   红色似乎曾被人们认为是美丽的象征。我们这里若说一个人外貌好看而内心草包，就贬称为“红漆马桶”。那个年代的人，尤其是女性，名字里有红字的着实不少。那时还有风靡全国的戏曲《红灯记》，但“红灯”二字，如今已有了截然不同的含义。我对于故乡的另一重记忆，便源自工厂机关院里盖起的红砖房。它将构建自己的基本单元裸在外面，并无任何修饰，也不粉刷水泥，像是直接将皮下组织暴露在外。只有走廊的长栏杆，有时会用灰色的水泥漆出简单的花纹样式，作为建筑物唯一的审美的元素。房子清一色都是灰黑瓦盖成的硬山顶，那种瓦片十分粗糙易碎，在房子垮塌以后，经常被孩子们捡去打水漂。在这类屋的侧面，接近尖顶的地方，通常有个白色五角星，好像盖的一个印章，印章下面写着1970这样的年份。

有时候天气晴蓝，四周绿树婆娑，红绿相映，红色砖房也会令人觉得赏心悦目，但它印刻在我心灵深处形象，是那种奇特的单调。房子不可能建高，但往往又居住着大量人口，所以就会排成一线很长，像砌麻将牌。门和窗都是那样整整齐齐，毫无例外。偌大的红砖房里头，每层只有一间的公厕，私家没有卫生间，所以要如厕，常要冒着撞见熟人的尴尬。在一楼的走廊外，总是有条水沟，水沟的上面，常可见到一排水龙头和水槽。每天清晨或傍晚，都有一排男人在那里洗漱、擦背、拿水桶从头顶淋下去，一排女人坐在台阶上搓着衣服。红砖房外面，经常砌着一张洗衣台，台面的高矮大小都和乒乓球桌差不多，人们就在台中间码上一排砖块，打起乒乓球来。中国的乒乓球之所以能称霸世界，兴许就和这无处不在的洗衣台有关。

读初中的时候，我经常去一条叫朝阳巷的小街道里，那个巷口便有一排陈旧的红砖房。在一楼长长走廊上，摆着小书摊兼小杂货柜。我便整天掇一张小板凳坐在那里，看五毛钱一本的武侠小说，这是那个年头为数不多的娱乐之一。我不记得自己在那里读过的那些乱七八糟的小说，却记得那种气息和触觉——每本书都被无数人翻阅过，书边早已是黑乎乎、毛茸茸的了，纸面上蒙着一层油垢，那年头，似乎是看书看得心跳时，手心都容易出汗，年长越久，纸张便被镀上了一层“金”。这样的旧书捧在手上，总是散发着奇异的气味，并不难闻，反而好像和亲热的伙伴靠在一起时，从他的臂弯上传出的熟悉味道。书摊老板一家人都认识我，也认识我的父母。老板娘还经常叫我“妹郎”，——在我们的方言里是女婿的别称。但我始终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和身份。

在我住的那个大院里头，还有一座很大的废弃吊车，锈迹斑斑，好像从记事起就搁在那里，就像恐龙之类的野兽遗留的骨架，孩童们常在那里爬上爬下，我们还曾在里面发现过一个马蜂窝。黄昏的时候，大人都下班了，老年人也从外头颤巍巍地散步回来，各家门里就传来清一色的炒菜的滋滋声，孩子们在屋外的平地里呼叫玩耍，他们的声音像夜色翻飞的蝙蝠，显得空荡而荒凉。后来我去北京798艺术区，那个地方原来是个厂子，特意保存着这种红砖房，那些巨大的机器也同样留着，甚至连墙上的标语也留着，等到我开始明白红砖房所蕴藏的某种生活，它们已经被拆迁了。

抗日战争的时候，县城打过三次仗，祖母还向我提起过城里遭轰炸的场景。在靠近老镇医院的山头上，据说有许多的死人骨头，有时还能挖到金牙之类。但我从未见过。山头上有许多防空洞，我就读的小学和中学里都有。点起蜡烛照进去，里头阴森森的，深不见底。这些洞四通八达，犹如迷宫，我们从未走到过尽头。念小学时，有同学居然从防空洞里搜出一整箱避孕套，孩子们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抢着当气球吹，我还记得当时校园里飘满白色气泡的场景。避孕套何以会藏在防空洞里，实在是历史之谜了。

说起古迹，离县城大约七十多公里，有一座唐代的寺庙很有名。我十来岁的时候，陪祖父和祖母进山来避暑，独自进去逛了一圈。当时还不曾搞旅游开发，门口守着个肥矮黝黑的小光头，面目丑陋，看不出是尼姑还是和尚，收了我四元门票。据说文革时破四旧，寺庙已被毁坏一空，地上的砖都是一步一坑，杂草丛生，檐角折损，窗棱破败，真有深山古刹的意味。里头有个万佛殿，中央立着三座很高的佛像，大概是三世佛吧。宝殿四壁有无数佛龛，密密麻麻，每个里头都坐着一尊小佛像，寺况虽残败不堪，但走入那殿中，自有股肃穆雄壮的气势凝结其中，好似过去未来恒河沙数的佛，一齐在寂静中现身，低诉着因缘起灭，人世沧桑。我喜欢的一句悟道诗“自从一见桃花后，直到如今更不疑”，就是落蒂于此庙，可桃花又在何处呢？我不由疑了又疑，于是始终没有再去过。只记得路过旁殿时，瞧见着一个披着黑色缁衣的女人，双肩削瘦，静静地跪守在佛像前，那幅孤寂凄清的画面，令我印象很深。

还记得那一次避暑，祖父跟我说过一句，他原想写一本自传，因为目力不行，最后便作罢了。他从来不说自己的过往。是不是有一类人一生沉默，只愿意通过文字来记录自己真实的存在呢？我日后颇感遗憾的一件事，就是没有帮他把生平记录下来。许多来不及讲述自己的旧事物，都被房地产和宽大的水泥路冲得七零八散了。在老城区，剩下的一些短小的巷子，就像墙角弯里未曾拔干净的一根野草，还把根留在老去的光景中。我并不关心这里出过多少历史名人，那些人是属于全中国，甚至是全世界的，他们走出去了，不再属于这座小小城镇。我更关心的是那些被围困在城里的小人物，他们吉光片羽的悲喜来不及讲述，便被淹没在岁月的洪流之中。而我的记忆也还不及留下雪泥鸿爪，便被推弄着走向前方。我想，故乡，应该是那种可以让情感扎根的地方吧。

2015年2月11日星期三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