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琢月

梁启超曾写过一篇叫做《少年中国说》的雄文，其中有段极有名的话：“……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当时的中国正处于辛亥革命爆发的前夕，国势衰退，风雨欲来，如今一百多年过去了，“少年中国”已由一个瘦弱的少年，长成了健全的青年。当代的梁任公应该说一句：“青年强则国强”了。

然而青年的精神何在呢？今日的青年遍目所及，多是少年老成的世故和未老先衰的无奈。

青年摆脱了少年世界的懵懂无知，却又不屈服于成年世界的圆滑世故，青年的率真与热血，原是这个世界上最值得珍贵与保护的事物，否则我们用什么去抵抗世间的虚伪和腐朽？用什么去冲击旧权威的不平等与不公正？                                                                                                                                        人们常把五四运动的精神和新文化运动混为一谈。德先生和赛先生 ，是新文化运动所提出的口号，虽然对五四运动的酝酿有极重大的影响，而且也借五四的呼喊而得以传扬撒播，震荡了国人的精神，但它所代表的，更多是当时中国文化革新的需求，而不是青年独有的精神。至于五四运动本身，也是一场由学生所发动的救国存亡的爱国运动。它虽然体现了青年对于国家命运的责任感，却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它是不是能代表中国青年的精神，我以为，是值得怀疑的。

若从中国的传统来看，总的来说，年轻并不被视为优势而受重视，有地位，有权威的往往是老者或长辈。但青年的锐气常见于史书诗章之间，无可掩盖。最为突出的当属青年学子尤其是太学生的请愿运动，它体现了青年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抵抗不公的精神。较早见于史书的，是西汉哀帝时王咸举幡的故事。当时司隶校尉鲍宣因丞相孔光部下驾车违反的交通规则，连人带马将其扣留，鲍宣反因此获罪下狱，一个叫王咸的太学生在学校里举起一面幡旗，上头写着：“欲救鲍司隶者会此下。”聚齐起上千学生，鲍宣因此而得免死罪。此后中国的历史上，一直有着儒家学子反抗黑暗政治的身影，如东汉的党锢运动，两宋的太学生运动，明代的东林党和复社等等。乃至于日后的五四运动，亦为此项传统的延续。

“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中国青年另一项引人注目的特征，便是志存高远，报效国家的精神，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并不在意自己出身的低位。比较典型的如西汉时的终军。据说他十八岁时从济南赴京师，入函谷关时，关卒给了他一个入关的凭证，让他出关时带来，作为符信。他说：“大丈夫西游，终不复传还！”弃之而去，果成汉代名臣。日后汉欲于南越和亲，终军不惧艰险，主动请命，说：“愿受长缨，必羁南越王而致之阙下。”因而死于南越吕嘉之乱，年仅二十来岁。“请缨”一词便成后世锐身赴险的代名词了。

还有一种便是任侠的精神，那便是瑕瑜互见了。汉代不少名臣年轻时都有侠气，例如朱云就是“少时通轻侠，借客报仇。长八尺余，容貌甚壮，以勇力闻。”所谓“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任侠的风度在汉唐时尤为盛行，宋代犹见其遗风，后世却逐渐消亡了。但是那种“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的豪迈洒脱，那种“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掷地有声，却依然令人怀想不已。

现在的青年，当然该有不同于以往的精神风貌了。他们所拥有的选择，应该是更加多的。现代的人不见得要如以往那样，全靠肩负社会责任而活着。但有一点是无疑的，青年一定要有属于青年自己的精神光谱，敢于怀疑，敢于反抗，敢于希望和畅想，敢于拥有个性与独立的人格。如果到处全都是成年人的圆滑，老年人的持重，职业化的理性，那便是一个令人窒息的监狱，一个绝无发展的社会，一个日薄西山的民族。
 

2015年5月4日星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