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琢月

近代对于旧的政治传统，历来有两类比较常见的态度：其一是延续新文化运动的立场，以为二千年依赖的专制主义是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社会最主要的障碍，例如李慎之以及许多自由主义者对于传统的进一步批判；其二则是痛惜五四以来的全盘西化以及对中华传统的过度否定，将中国的许多社会政治问题与传统的断裂联系起来，当代新儒家尤持此见。这其实仍可视为西学东渐所引起的文化冲突的延续，新权威主义亦常对盲目西化多有批判，个人看来，不妨视为对于旧传统的一种变相的支持。

自由主义者或中国专制传统的批判者，在讨论中国的政治实践时，往往容易犯一个错误，即认为专制政治的权力都是一元的，所有的权力均集中于少数人甚至个别人，他们的态度便左右了整个国家的命运。所以自由主义者在对专制制度进行批判时，很容易陷入一种泛道德的立场，即国家之所以有问题，是因为少数人把公共权力私有化了，由于他们个人怀有私心，不肯采取公正的道德立场，导致了权力的腐化。而民众之所以还支持这类专制者，也是因为他们有一种奴才道德。政治能否变得更公正，似乎便全然取决于：一，这少数的坏人是否有一天醒悟，改变主意，做起好人来；二，国民是否愿意放弃奴才道德而采取主人翁的立场，来共同监督少数人的行为。用道德来衡量政治，好处是容易被普通人理解，坏处是过于简化了政治生活的复杂性。另外，既然你都认定了少数统治者就是坏透了的坏蛋，又凭什么期望他们会突然变好？因此许多自由主义者只能软弱地梦想强权者有一天忽发奇想，主动放弃权力，退出历史舞台。（换个角度看，这其实和古代的儒生们整日苦口婆心地劝皇帝不要贪玩，要当个圣君是类似的态度。）这类事情，当然历史上也不是没有出现过，但就像守株待兔一样罕见。众所周知，在西方的历史上，民主、宪政的革命之所以能成功，通常是因为有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掌握了国家大部分财富，国王想打仗，要用钱，资产阶级借此要求权力，否则就拒绝交税，国王被逼无奈只好让步，不让步的就没钱打仗，最后就被推翻砍头。但在我们中国，钱和权都抓在政府手里，自由主义者顶多只能喊喊口号，何况目前这一点仅有的权力都被剥夺了。

前些年自由主义的呼声比较高，这给许多人造成一种错觉，似乎集权体制的改革迫在眉睫了。但是自由主义除了其正当的立场之外，还可能对两类人有利，一类是政府内部比较开明的改革派，可以借用自由主义的影响力来反对保守派，支持市场经济改革，对于这批然来说，既然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了成果，则自由主义不再有太大的利用价值；第二类则是已经积累了大量财富的官僚资本阶层，这个阶层无疑希望进一步削弱政府对他们的控制力，如果国家承认财产私有化的事实，则这一阶层通过各种手段积累的巨额财富便能够名正言顺地合法化了，这无疑会加剧贫富悬殊。这里涉及到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两种理论固有的矛盾。自由主义的核心理念是尽量减少政府干预，而社会民主主义则相反，是通过政府对市场的积极干预实现财富的二次分配。目前学界基本认同这样一个结论：要将这两个理论的长处合而为一是做不到的。这一矛盾现实生活中的体现就是：我们想要自由，就要政府放下权力；我们想要高福利，就要政府加强权力。当然，二者依然存在最大公约数，那就是法治：权力受控和权力透明。

权力的控制源在哪里？如果我们认同自由主义者的说法，即权力完全是一元的，那么整个国家就不可能出现权力与权力之间的博弈，只有权力和道德舆论的相互制衡。事实是中国的政治传统虽不像西欧传统那样是多元的，但也不是一元的，它具有一种表面统一之下的变动多元结构。中国权力的多元性可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相对固定的部分，主要包括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分权，皇权和文官体系的分权，以及经济对政治的影响。另一个是相对变化的部分，是指皇权与历史性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最强大的权力之源当然是皇权，无论从意识形态上，还是从实际的政治资本上来衡量，最高权力都是出于一的。然而不管多么强的权力，如果想要获得人们的服从，都必须有一定的合法性或合理性，权力的合法性本身也是多元的。罗素就曾将权力的来源分为教权、王权、暴力、革命的权力、经济权力和舆论权力等多种。就我们中国的情况看，大体上可简化为：一、神权，也就是君权神授。君王权力的合法性来自于天，皇帝是天之子。二、民心，民心向背可成为一个王朝合法性的重要因素，但在中国民心并没有固定的衡量标准，硬要说有的话，民心主要通过这样一些状况来把握：首先是老百姓能不能吃饱穿暖，政府有没有能力应对灾荒；其次是司法是否公正，贫富差异和土地分配是否合理，人才选拔是否公正；再次是没有过度的战争和徭役，社会秩序和道德风气比较好，正派份子在朝廷中说得上话，四周的小国抢着来朝贡。三，宗法制度，在皇位继承的问题上，即嫡长子继承制。四，暴力以及相关的利益支撑。

正所谓“枪杆子里头出政权”，中国政治权力的合理性在大多数时候都是源自于暴力，但是却并不止于暴力。在乱世争雄的过程中，有三种因素赋予了暴力以合理性，首先是前朝政治的混乱或者“失道”；第二是马克思·韦伯所说的卡里斯玛型政治，即通过领导者的超凡的个人能力和魅力建立起来的权力，这使得某些政治势力的领袖会被人们视为“英主”；第三是源自于法家的军功赏罚制度，军功是要由政治领袖来衡量并认可的，因此经由暴力而获取的财富、土地、身份，通过最高统领的封赏行为而得到了合法化。在中国历史上，乱世起兵的枭雄们往往急于称帝，因为当了皇帝就有权将暴力获得的利益合法化，正由于这些利益的合法性都源自于这个称帝的人，所以部下才会拥戴他。如果是通过篡位或发动宫廷政变来取得皇位，那也需要获得某些大家族或者势力团体的支持。总而言之，在政权建立的斗争中，皇帝的作用就是用来承认军功的，皇权从母胎中开始孕育时就已注定是功利价值在人世间的最高代表。通过暴力建立的权力，其合理性就在于经由战争或杀掠获得利益，然后对利益进行瓜分，支持这一权力的人必然是能够从中获利的少数人。因此它的合法性便很成问题。尽管在战争中，很多人都是打着民心的幌子，但普通的中国人人并没有任何途径在这一过程中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

更大的问题是通过军功建立政权会快速形成一个强大的军功阶层，他们通过战争获得巨大的利益，垄断了土地、财富和重要的官位，反过来开始威胁皇权。这个军功集团就属于前文所说的历史性的社会阶层。这是中国两千年皇权社会中形成的一种特殊现象。皇权在名义上是代表天意和民心的，为了确保政治正确性，很多“不好”的事情最高统治者不宜直接插手，所以他就采取某些政策或方法，造就了某个社会群体，由这个群体去处理一些很棘手的社会问题，该社会群体对皇权有极强的依赖性，可以说是皇权的分身，一旦它因此而壮大、得势，基本上相应的社会问题也会得到缓解，该群体又开始成为皇权的威胁，社会的累赘，于是就到了用另外一些群体来取代该群体的时候了。军功阶层就是如此，在建国的战争中，它起到了定天下于一尊的关键作用，一旦战争结束，它反而成了整个社会最大的毒瘤，所以要予以剪灭。

一般来说，战争过后，国家都是千疮百孔，尤其中国每逢朝代更替死的人特别多，对经济民生的破坏也特别大。一旦战争结束了，功臣也杀得差不多了，接下来就需要解决吃饭穿衣的问题了。这个时候政府就会鼓励农耕，恢复生产，开放山泽之利，对经济采取鼓励放任政策，于是商人阶层开始兴盛起来了，他们不但带来了经济的繁荣，也带来了享乐奢华的生活方式，腐化了那些军功阶层的后代，让这个阶层更快地衰落下去。由于改善了民生的状况，政府便从中获得了一种政治资本，解决了“民心”要素中的温饱问题。但是商业发展过度，又开始产生新的问题，首先是贫富悬殊不断增大，土地兼并曾剧，其次是贪污腐败之风大行。农耕时代的商业传统，不像现代商业可以通过创造出新的商业模式或产品来实现独立的价值。古代的中国人有钱了，除了挥霍炫富享乐之外，要么兼并土地，购买奴婢，要么交通官府，把商业利益转化为政治权利。这都是对中央政府危害很大的事情，在中国古代，税收主要是土地税和人口税，一旦土地和人口都集中在富商豪强手里，中央的税收就会大大减少，土地兼并更会导致农民无地可耕，四处流亡，造成社会动荡不安。官商勾结也会导致政府行政能力愈发低下，产生大量的司法不公，官吏腐败无能，社会正常的晋升途径遭到堵塞，老百姓生活越发贫困，且毫无出头之日。一旦这种情形愈演愈烈，这个朝廷就会开始丧失“民心”中的另一个重要要素——公平。此外，中国幅员广大，行政效率地下，所谓山高皇帝远，中央政府和地方行政之间必然会产生矛盾，中央无法完全控制地方，而地方上的富商和当地的官僚、宗族融合起来，就会形成类似于黑社会的豪强实力，独霸一方。中央的行政命令在其势力范围内往往遭到严重的干扰，甚至根本无法执行。

到了这种时候，朝廷就会启用另一种势力群体：酷吏。把一些心狠手辣雷厉风行地官员派到地方上，专门整这些豪强富商，搜集他们犯法的把柄，罗织一些罪名，把他们抓入监牢，没收他们的财产、土地，或者把他们流放到远方，使其和地方的宗法势力断开联系，无力再左右地方行政，于是皇权便再一次体现了它的公正无私的特性和为民做主的态度。在宏观政策上，皇帝重用一些经济人才经营国家的税收和财政，通过各种办法把很多产业收归国有，只允许政府经营，皇帝自己便成为最大的商人。建立严酷的税收监管制度，降低商人的社会地位，不允许他们做官。这样一来，就能将商业所造成的稳定因素平息下去。另一方面，皇权通过把商业产生的社会财富收敛到政府手中，就可以大兴事功，最常见的功绩就是大兴土木或开疆扩土，再不用这些钱收买周边穷弱的小国家，让他们主动前来朝贡，表示臣服。这样一来代表私立的商业利润就被转化为代表公利的政治功绩。通过这一过程，皇权又赢得了更多的政治资本。一旦豪强势力被打压下去，酷吏和兴利之臣的作用也就结束了。酷吏手段过于残忍专权，兴利之臣不但与民夺利，自己常常也中饱私囊，这个时候皇帝就可以兴教育、开言路、用儒生、行仁政，通过各种罪名把这些坏蛋都处理掉。如此皇权的威胁得到了清除，社会矛盾得到了缓和，专权所造成的弊端也有人去背了黑锅。原来经由暴力得到的政权，此时由于赢得“民心”，合法性得到了确立，便可以长治久安下去了。

以上所述只是一种极其简略的理想的模型，实际的情况要比这复杂得多，各种社会问题并不是依次发生的，常常是交并产生，而且上述的状况假设了坐在皇帝宝座上的永远是有理性而且有能力的人，并且排出了外地入侵和灾荒等各类情形。我们做这样简化的描述，是为了便于理解源自暴力的皇权如何净化满身的血污，建立起自身的合法性。值得注意的是：为何许多社会阶层都是过渡性的，而只有儒生群体最后能和皇权长期并存下去？这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但限于篇幅这里不能详谈（请参看拙文《西汉尊儒原因简述》）。简括说来，这是行政权和话语权无法相互兼并的表现。前文提到皇权是功利价值在世间的最高代表，所有过渡性的社会阶层，包括军功、豪强、酷吏，都是遵循功利价值的，所以很容易被皇权同化、吸收，成为它的一部分。但是唯有儒生代表天意和民心，代表德治的传统，是一种非功利的超越价值，皇权无法直接用暴力兼并或消灭之，典型的例子就是皇帝可以用各种借口杀掉一个功臣，也可以诛灭一个豪强，但他无法名正言顺地杀掉一个读书人，无法强制性的禁止士人的清议，否则他就成了桀纣、昏君，不免要遗臭万年，读书人纵然被杀，却反而得以流芳千古。这正因为功利价值和超越价值是无法直接相互转化的。这两种价值的冲突在欧洲历史中表现得更加明显，那就是王权与教会的冲突。无论是西方的神权还是中国的清议，都是话语权的不同表现形态，而话语权起作用的根基在于人们普遍相信说话的人是神圣的、权威的、公正的，这和功利价值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是完全不同的机理。我们知道话语权起作用是因为它是神圣无私的，一旦话语权的掌握者有篡权的行为，那么他的话语权就会因这一恶行而立刻土崩瓦解，因此士大夫阶层对皇位的威胁是最小的，自从王莽篡位之后，没有那个儒生会笨到想去夺皇帝的位子。反过来皇帝可以利用文官体系去压制武官或地方上的豪强势力，没有文管体系的支持，一个武官即使杀死了皇帝也无法取而代之。所以唯有儒生能够在千年的专制政治中与皇权并存，最终形成成熟的文官体制。士大夫是中国独有的社会阶层，它身兼官僚与学者双重身份，这正是话语权和行政权高度融合的表现。皇权和文官体系通过儒学、科举和宗法观念这三个强大粘合剂结合在一起，得以彼此支持和互相制衡，这使得中国的政治得以形成了一种千年来循环往复的“超稳定结构”。（这一概念是金观涛、刘青峰在《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一书中提出的，他们认为该结构的三大支柱是官僚政治、儒家文化以及地主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