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儒道人生态度比较
中国文化向以儒、释、道三家并称，但三家的地位和作用并不相同。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的佛教是一种外来文化，它传入中国内地的初期，依附于当时社会上盛行的神仙方术，被人们看作与黄老道术没有区别。如楚王刘英年轻时好游侠，结交宾客，晚年“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可以看出，东汉初年佛教虽已传入相当长一段时间，但它只是作为当时流行的重视祭祀的黄老方术的一种，受到统治者上层中极少数人的信奉。因此，从根本上说，对中国传统社会影响最为深远的还是中国本土产生的两大思想派系：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恰如王国维所言：
我国春秋以前，道德政治上之思想，可分之为二派：一帝王派，一非帝王派。前者称道尧、舜、禹、汤、文、武，后者则称其学出于上古之隐君子，或托之于上古之帝王。前者近古学派，后者远古学派也。前者贵族派，后者平民派也。前者入世派，后者遁世派也。前者热性派，后者冷性派也。前者国家派，后者个人派也。前者大成于孔子、墨子，而后者大成于老子。
王国维这一番言论是很有见地的。揭示了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两大学派儒学和道家学说的差异。尽管儒道两家内部也有许多学派，不同时期也有不同的形态，但它们在人生态度上所体现出来的基本特征还是截然不同的，儒家的基本特征是刚健进取、积极入世；而道家的基本特征则是遁世退隐、消极出世。
热性入世的儒家学派，以天下为己任，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的最高理想，主张参与现实政治，积极进取，担当社会责任，认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教言，即使“身无分文”，也要“心怀天下”。位列儒家群经之首的《周易》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卦·象传》）的名言，不知激励了多少有志之士奋发图强，建功立业。孔子赞扬“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论语·泰伯》） 的人生态度，孟子说：“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表现出儒家强烈的建功立业的要求和担当重任的自信。北宋张载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抒写了儒家融通古今，担当宇宙，悲天悯人的博大胸怀。
儒家的入世进取精神在历代儒学大师身上得到典型的体现。
孔子周游列国，为的就是要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以至于被人讥为“知其不可而为之”。在处境危难时，也并未丧失勇气和自信。在被匡人误会遭拘时，孔子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具有强烈的文化担当感和历史使命感。非常有意思的是，现代新儒学的开创者梁漱溟也有惊人相似的经历和言论。抗日战争时期，梁漱溟曾往香港办民盟机关报《光明报》，并任社长。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占领香港，梁漱溟与友人租小船，躲过日军的盘查，辗转进入桂林。在这次冒险逃亡中他认为自己不能死，他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因为有几本书，如《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等，当今之世，除他之外，别了都写不出来。这段话虽然引起很多人不快，但却体现了儒家的担当精神，表现了一种勇猛进取的狂者胸襟。
冷性出世的道家学派，他们更多地关心个人身心的安顿，主张远离政治，遁世退隐。道家学派的理论先驱老子和庄子，都是真隐士。《史记》说老子“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楚威王闻庄子贤，派人送厚礼给他，并许以为相，庄子却委婉而坚决地予以拒绝。
老子和庄子既是隐士，也是理论家。他们把隐士一派的人生哲学体系化，理论化。《史记》说老子“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说庄子的著作“洸洋自恣以适己”。鲁迅评庄子的文章：“汪洋辟阖，仪态万方”。老、庄的理论著作对后世影响非常大。
老、庄生逢乱世，过早、过透地看到了社会和人生的惨相，预见到入世的险恶，为保全生命，避祸远害，选择了隐遁这一条路。还有一些高士，并没有遭遇到现实的直接危险，似乎天生就厌恶现实政治，追求人格的独立和自由，向往山林自然。据皇甫谧《高士传》载：“尧之让（指让天下——引者）许由也，由以告巢父，巢父曰：‘汝何不隐汝形，藏汝光，若非吾友也’……又召为九州长，由不欲闻之，洗耳于颖水滨……巢父曰：‘子若处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谁能见子？子故浮游，欲求其名誉，污吾犊口。’牵犊上流饮之。”
道家的人生态度是人的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面。它提倡返朴归真，高蹈远引，追求个体精神自由，主张一切都顺应自然。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它熏陶出一批隐逸之士或社会生活的旁观者和批判者，增强了社会发展的自我调节能力。这种人生态度的缺陷就是过分强调个体的绝对精神自由，消极退缩，不乐意担当社会责任，与现实格格不入，不切人伦实用。
儒家主张刚健进取，积极入世，重视社会人伦关系，勇于担当社会责任，主张人生要有所作为，提倡为群体利益而奋斗甚至献身。这种人生态度的不足就是过分拘泥于现实政治和人伦实用，个体受制于群体，个性自由受到压抑，难以得到充分张扬。若一味进取，不知权变，一旦失意或身处逆境，就容易失去精神依托和心理平衡。
二、儒道互补与内在超越
以上所说是儒、道两家人生态度的基本特征及其得失。事实上，在中国传统社会，两家并非完全隔绝，毫不相干，而是彼此交融，表里相辅，即所谓“儒道互补”。儒道互补是历史事实，不仅可以从思想史上得到说明，而且可从历代知识分子的人生实践上得到印证。
从思想史上看，早在儒、道两派的开创者孔子和老子，他们各自的思想就不是水火不容，毫无关联的。
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训”（《淮南子·要略》），建立“仁学”而“自主观面开启道德价值之源，德性生命之门”（牟宗三语），在政治上，则以恢复西周典章制度（周礼）为己任。他一生周游列国，企图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但却四处见黜，难为世用，最后竟不得已而哀叹：“弗乎弗乎，君子病殁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现于后世哉？” 在经受过一系列的现实政治失意后，孔子修正了他“鸟兽不可与同群”，即立志不退隐的誓言，而主张：
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
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也。（《论语·卫灵公》）
尽管孔子一生没有像他说的那样“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而是始终没有忘记肩上的重担，但上述言论所表现出来的消极退隐思想，是孔子哲学中值得重视的一面。儒家讲退隐，是有前提的，这就是“天下无道”。眼见自己的政治抱负不能实现，便退而“独善其身”，不屈志以媚俗。
作为遁世派集大成者的老子，是道家学派的开山祖师，但却被汉代班固目为“君人南面之术”，不是没有道理的。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异政，百家异说，各路诸侯都要寻求有利于自己富国争霸的人才和学说，各色人物亦欲借诸侯的势力而宣扬自己的思想，建立自己的功业。老子也不能例外。虽然由于史料不足，我们对老子的生平知之甚少，但我们却可以从《老子》书中时时窥出不甘寂寞、建功立业的意绪。恰如李泽厚所说：“人们经常强调《老子》的消极无为，其实，《老子》一再讲‘圣人’、‘侯王’，是一种‘以无事取天下’的积极的政治理论。”也就是说，老子采取的是一条“以无事取天下”的特殊的进取途径。所谓“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老子》章七）；“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老子》章三十六）这实际上是一条以退为进，以曲求伸的途径。作为一代杰出的军事、政治和战略家的毛泽东，曾说《老子》是一部兵书，他大概是有亲身体会的，因为以他为首的共产党人领导的军队所走的就是一条从小到大，由弱至强，以柔克刚，以寡胜众的道路。只不过，老子也深知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道理，所以反复告诫人们要“功成身退”，“功成而弗居”，这大概是对当时王侯们“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的现实有了清醒的认识和深切的了解之后不得已的选择。在当时，辅佐越王勾践灭吴雪耻而后即浮海远遁的范蠡的人生实践，可谓深契老子的意旨。由此可知，老子虽为遁世派的领袖人物，但他却又具有建功立业的热切情怀，只是老子特别受惜个体的生命，所以主张建立功业之后，在侯王君主们尚未疑忌加害之前，即自行退出以保全生命。
孔、老之后，儒、道互补贯穿了中国的思想史。譬如魏晋玄学，冯友兰称之为“新道家”，它的“新”主要表现在接纳儒学。魏晋玄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何晏、王弼、郭象等对儒道两家的经典如《周易》、《论语》、《老子》、《庄子》都十分推崇。又如宋明理学，也被称为“新儒学”，它的“新”则表现在吸纳佛、道思想，构建起庞大的宇宙人生相贯通的哲学体系。无论是新道家还是新儒家，由于其儒道互补的特征，因而多有相通之处。例如新道家中的王弼，从哲学本体论的层次上论证“名教”与“自然”的合一，其维护纲常名教的心态与新儒家中的程朱陆王毫无二致。又如宋明新儒家里的泰州学派，高扬主体意识，提倡纯真人性，追求精神自由，都是受到道家的庄子学派和魏晋玄学放达任诞一派的影响。
儒、道互补，构成了中国哲学精神。冯友兰借用《中庸》里的话，将这种精神称为“极高明而道中庸”。他认为历史上有两种对立的哲学，一种是“出世间的哲学”，一种是“世间的哲学”。出世间的哲学所讲的境界极高，但与社会中一般人公有的、普遍的生活（人伦日用）不相容，这种哲学是“极高明而不道中庸”。与此相反，有些哲学注重人伦日用，讲政治、说道德，但却不讲或讲不到最高的境界，此即所谓世间的哲学，它是“道中庸而不极高明”。冯友兰将中国哲学称为“超世间”的哲学。“超世间”的意义就是“即世间而出世间”中国哲学所求的境界，是超越人伦日用而又即在人伦日用之中，是“不离日用常行内，直到先天未画前”。中国哲学中儒道两家都讲“圣人”，而“圣人”的境界，就是“超世间”的，或曰是“极高明而道中庸”的。
余英时将这种哲学叫做“内在超越”的哲学。余英时认为，与西方文化“外在超越”的价值系统相对照，中国文化的特征是“内在超越”。他指出，就价值具有超越性源头这一点而言，中西文化并无不同，但若从超越性源头与人世间的关系来看，则中西文化便有根本差异。西方人对此源头要“打破沙锅问到底“，最终造了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人格化的上帝，作为万有的创造者和价值的源头，用这个超越世界来反照人世间的种种缺陷，并鞭策人努力向上，其超越世界具有外在化、具体化和形式化的特征。与西方相对照，中国人对价值的超越性源头只作肯定而不去穷究到底，不在超越世界与人世间之间划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两个世界互相交涉，离中有合，合中有离，其离合程度全在于个人的内在修养。孔子说“为仁由己”，孟子讲尽心知性知天，指出了进入超越价值世界的途径，这就是“内在超越”的道路。
余英时的老师钱穆曾说：“西方文化的最高精神是外倾的宗教精神，中国文化的最高精神是内倾的道德精神。”余英时“内在超越”的观点，与其师的说法一脉相承。“内在超越”说对中国文化的特质是一个很精当的概括，与冯友兰对儒学基本精神的概括（“即世间而出世间”或“极高明而道中庸”）是一致的。
内在超越的关键是个人自身向内的努力，是每一个人的内心自觉。儒家讲内圣，即要求每一个人内在自觉地做圣贤工夫，实际上是要求每一个人自觉地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中国哲学与文化这种内在而超越的性质，使它既充当着调整人伦关系的角色，又担负着救护人的精神和提升人生境界的功能，它既内在于社会政治，又超越社会政治，起到一种宗教的作用。这也是中国本土难以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宗教的一个重要原因。熊十力先生曾指出，中国人用不着向外追求、依他不依自的宗教，他说：“中国人用不着宗教。宗教是依他，是向外追求。”中国人似乎不需要宗教来调整自己的内心，他们不需要外在的精神拯救，只要是不甘沉沦的人，便既追求内在自我的向上努力，又能保持一种宁静平和的心态，始终不失精神依托。
三、外儒内道及其现实意义
儒道互补，是一种理想的人生模式。但在实际的人生道路上，儒、道两家思想的作用和地位却又是有区别的。儒家居于中国文化的显层，是政治、文化、教育和道德领域的正宗和指导思想，道家则处于中国文化的深层，多数时候隐而不显，但却渗透到思想文化的方方面面。儒家主导着人生的外在入世进取，道家则支配着人生的内在心理慰藉。因此，儒显道隐、外儒内道、儒中有道、道中有儒，这是中国古代士人当中最常见的一种人生态度，通常表现为两种情况：
第一种，先儒后道。入世进取是生命的本能要求，因此，儒家的刚健进取精神是大多数知识分子所首先认同的。有志之士一开始总是豪情万丈，立志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但是，现实社会复杂变幻，难以把握，有人成功了，有人失败了，有人志得意满，有人落魄潦倒。失意者往往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打击之后，不得已而断绝建功立业的念头，被迫隐退。更有一些人，天性清高孤傲，厌恶官场的腐朽黑暗和庸俗无聊，这些人不堪忍受现实政治的羁绊，主动抽身遁隐。
第二种，亦儒亦道。这类人占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他们并不遁迹山林，而是身居“庙堂”，心怀山林，一边走着儒家的入世进取之路，一边又游心于道家的世外高远之境。遇到挫折，既不消极退避，离群索居，也不用自杀或向社会报复的极端方式来对付。苏轼既具杰出的文学才能，也有超凡的政治见解和治世才干，但仕途却并不顺畅，屡遭贬谪，然而，他却并不因自己的失败和遭遇不公而意气用事，仍然尽职尽责，勤政爱民。同时，始终保持热爱自然、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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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家★劉玄清
中华文化底蕴
静天使
儒学和道家在人生态度上有所不同。儒家乐“道”，安贫乐道，追求理想和人生价值。道家乐“生”，知足常乐，珍视生命，两家的人生态度各有得失.在中国传统社会,两家并非完全隔绝,毫不相干,而是彼此交融,表里相辅.在实际的人生道路上,儒家居于中国文化的显层,道家则处于中国文化的深层,多数时候隐而不显,但却渗透到思想文化的方方面面.以儒家中庸之道处事，以道家取得内心超脱，是苏轼，李白等文人的通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