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武入道

我出生在北京，大学毕业后于1957年调到新疆克拉玛依油田工作。由于油田地处边疆戈壁荒滩上，当地根本没有剧团，也很难得有外地剧团到油田演出。当时矿区工会为了活跃职工业余文化生活，就把我们一些爱好京剧的职工组织起来成立了业余京剧团。自1958年至1963年不断排练演出了不少传统京剧，在节假日期间为职工演出。活跃了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也达到了自娱自乐的目的。这一时期还真排了一些成本大套的京剧如《临江驿》、《荀灌娘》、《穆柯寨》、《辕门斩子》、《红鬃烈马》（由赶三关直到大登殿）、《望江亭》、《打龙袍》、《铡美案》等。

就在1964年我从北京看了几个现代京剧汇演剧目之后，大家合计着，我们也应该排现代京剧。在我们边疆矿区没有专业教师指导，就凭着我们一伙人的热情，硬要照猫画虎学着排现代京剧。当时就凭着从书店买来的剧本及广播电台的录音和我从北京看戏的印象给大家介绍了一下，七拼八凑。在1964年的国庆节我们就排演了《红嫂》。虽然比较粗糙，但给职工演出之后还很受欢迎。这一下就更给我们鼓了劲儿，竟敢进一步“造魔”排《红灯记》。当时的矿区工会俱乐部很支持我们，俱乐部的很多干部与职工都参与了筹备和排练。我们这一伙人心很齐，推选了一个导演组，我成为执行导演。大家经常抱着录音机听录音学习唱腔。我们收集了当时各报刊发表的有关现代京剧《红灯记》的评论文章和有关剧照，还找到了一本以中国京剧院演出《红灯记》剧照编印的连环画。就凭着这些资料和我在京看戏的回忆记录，整理出了各场次的场面调度与演员地位，设计了基本的动作身段，开始模仿着排练。同时也自行筹备服装、布景、道具等。凡是能借用的服装就去借，无处借的就在商店选合适的衣料，照着照片的样子请裁缝师傅现做。布景是请了一位能画景的师傅画的。我记得我从杂志上剪下了一份《红灯记》各场布景设计示意图交给画景的师傅照样子描绘。由于有些地方看不清楚，结果第六场“赴宴斗鸠山”的场景中间悬的横匾上应为“独乐”二字，被这位师傅杜撰写了“忠孝”二字；第四场“王连举叛变”的场景鸠山办公桌背后墙上应该是日本旗加上“武运长久”字样，也被画了个军犬头像，影射是在宪兵队里。有些道具也是我们演员自己主动想法制作的。例如，李玉和围的大围巾是司机师傅宋文彬（演缝鞋匠）在家里与老伴一起用擦机器的大布把两端抽掉横纬线，再编成穗子，折了几层用缝纫机缝成大围巾样子，再用灰颜料一煮就染成一条灰色毛围巾了，远看还像那么回事。李玉和带的手铐就是宣传干事王玉焕同志（演特务）用铝芯黑皮电线，截成一段一段的，弯成环互相套起来接头处再用黑胶布一裹，也很像样，还很轻便。磨刀人用的板凳是木工师傅段俊峰（演喝粥的群众）回自己车间不到半天就做好了的。日本兵用的三八式大枪和王八盒子是找民兵连借了几支可能是七九式步枪和匣子枪顶替使用。我们所用的灯光设备是向文工团（演歌舞的）借用的，由我们两位电气技术人员傅绪宗（演伍长）和许崇竹（演日本兵）来负责安装调试。

总而言之，大伙儿齐心协力，前台演员也兼职做后台的服装、布景、灯光及道具管理，有的乐队成员也抽空 扮个群众角色上台顶个坑儿。就这样利用每周三、六、日三个晚上的业余时间进行排练，大约花了八个月时间，最后于1965年国庆节前夕，在9月29日进行彩排请党委宣传部部长来审查提意见。谁知当时排戏扮演鸠山的吴泽丰同志（工程师）以前只演过铜锤花脸，没演过架子花脸，更没扮过反派角色，彩排后宣传部长提意见说：“这个鸠山没有表现出阴险、凶狠、残暴的面目，倒象个老大爷，让人恨不起来，与李玉和对戏也斗不起来。”当时要求更换演员。我说“没准备第二组演员，没法换。”部长说“你是执行导演，你是看过《红灯记》的，人家舞台上袁世海先生是什么样儿只有你见过，那你就顶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