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域石

2010年正月在李海生家中合影。从左至右：李海生、李海生夫人、陈环华、陈登颐、师伯淳、王振坤、贺林。

 

陈登颐签名本《世界短篇小说100篇》


陈登颐译著代表作《世界短篇小说100篇》（上中下）。

 

昨日从报纸上得知，陈登颐先生已于去年春天在上海去世了，得此消息，我心中不禁惘然若失，随即与李海生先生打了一个电话。正是通过海生，我与陈登颐有过一面之缘。

2010年春节期间，李海生邀我到他家作客，他请的客人中就有陈登颐，他是在女儿陈环华的陪同下前来的。客人中还有师伯淳老先生和书法家王振坤先生。师伯淳生于1922年，陈登颐生于1928年，都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命运多舛的奇人，让我心生感概。其时师伯淳虽年龄更长，但思维清楚，言语幽默，反倒是陈登颐显得记忆力已不很好。两位老先生均古道热场。尤其是陈先生坚持要回请，于是第二天我们原班人马第二天又一起吃了火锅，参加的人还有陈登颐的朋友黄少政先生与陈先生的一位邻居。黄少政是青海译界翘楚，才华横溢，意气飞扬，与陈登颐交往久而深，有共同语言。那位邻居却并非文化界内人士，因他常给孤身一人生活的陈先生以照顾，故此特意将他请来，以表感谢。以此足见陈先生是一位多情重义之人。此后陈先生就被他女儿接到上海去了，此后他便再也没有回过青海。李海生与他女儿联系，说陈先生还念叨着回青海，念着他在青海那满室的书。

海生就是通过书与陈先生认识的。据海生《淡泊名利  超然物外——我所认识的翻译家陈登颐先生》一文介绍，上世纪90年代末，他在旧书摊上发现了一套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三卷本《世界小说100篇》，回去一翻，感到译笔不俗，于是就知道了译者陈登颐的名字。2001年深秋的一天，海生独自在西关桥东侧河边的小游园书摊上翻淘旧书，一位蹲在书摊前不修边幅的老者引起了他的注意。老者不时穿梭在几个旧书摊之间，时而翻阅感兴趣的旧书，时而与摊主攀谈、打问书的价钱，俨然是位老主顾。不一会，他躬身在书摊上随手翻看起一本厚厚的外文词典来，且口里唧唧呱呱、念念有词，海生近前一看，是本《俄文大词典》，不觉一怔，心想此人不简单，于是上前和他打起了招呼，经交谈方知站在他面前的竟就是翻译家陈登颐。

随后，李海生就专题收藏陈登颐的译著，先后收藏了从1951年至本世纪初陈先生的译著20来部。陈先生精通英、俄、日、德、保加利亚等几门外语，一生翻译二十余种著作实不算多。但这一点也不能怪陈先生。据介绍，自1950年至1956年，陈登颐即先后翻译苏俄音乐理论方面著述6种，小说5种，合计11种。但1958年，率直的陈登颐因为“右派”言论，被从上海音乐出版社贬至青海大柴旦任中学外语教师，翻译生涯一度中断。而难得的是，陈先生在青海西部那样艰苦的地方，没有被困难所压倒，硬挺了过来，并在改革开放后再次出版译著，其翻译有文言的典雅，白话的流畅，优雅自如。记得那次聚会，黄少政曾随便翻开《世界小说100篇》中的一页，充满激情地朗诵起来，并向大家讲解其中的妙处。他说还记得当年陈登颐翻译此书时，夏日光着膀子在屋中奋力译书的情景。

此后，我也开始留意起《世界小说100篇》来。但这部书在旧书摊上很罕见，尤其下册是筋本，我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只好向摊主们打听。他们大多知道这套书，也知道它们可以要价高些。我让他们留意着，终于凑齐了这套书，却以没有陈登颐的签名为憾。大约是前年，海生要骑摩托车旅游至上海，我托他带书请陈先生签名。然而陈先生住的地方不让骑摩托车，他去的地方距陈先生居住地尚有一百多里，终于没有再见到陈先生。但海生有多余的签名本，送了我一本，圆了我的心愿。我并非藏书家，之所以喜欢这套书，完全是喜欢陈先生优美的译笔。对陈先生的翻译成就，同为翻译家的黄少政先生最有发言权。他在文章中写道：“我可以负责任地说，陈登颐先生1960年代以后的英译汉作品（我没有资格评论陈先生俄译汉、德译汉）整体译文质量流畅生动，形神兼备，富于文采，颇能传达原文妙趣。西文句式复杂，词语晦涩，陈先生常能如庖丁解牛，化繁为简，精心转化为符合中国读者阅读审美习惯的地道汉语译文。”认为其翻译风格与傅雷、朱生豪、夏济安、高健等翻译大家归为一类，足见评价之高（黄少政《陈登颐：隐身青海的翻译家》，2010年3月19日《青海日报）。

陈环华女士给我们讲了两件她父亲的小事，足见陈登颐的性情。一是陈登颐住院了，她千里迢迢从上海赶来西宁照顾，中间要回陈先生房里收拾一下，她一打开房门，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只见屋中好多的鸡和鸭，还有满地的米谷、鸡屎鸭粪，因为没有了水，它们也吃下食物了。原来陈先生到市场见了这些待宰杀的鸡鸭，感到它们很可怜，就将它们买回来喂养。临住院前撒了满地的粮食，水却放得不够。陈女士见了这满室的狼藉，哭笑不得，只得费劲收拾了房间，鸡鸭则送了人。

另一件事就是陈环华的夫君随她来青海看望陈登颐，陈先生却监视着女婿的举动，陈环华感到好奇怪，后来才知道，这个爱书成癖的老人，怕女婿趁他不注意把他的宝贝藏书拿了去。

还有一件小事似乎是黄少政说的，就是在海西大柴旦时，陈登颐常常随身带一铁棍。席间问他何以如此，他笑答：防身啊！我从他这个细节读出了他个性中那种孤独和不屈不饶的意味。

从这些小事与细节可以看出，陈先生是一个真性情的人，或者正是这种倔强、率性、天真、执着的个性，才造成了他在特殊岁月中坎坷的命运。想起他，我就会为他们那一辈人的命运唏嘘不已。我常常会想，怎么这样一颗明珠，会当作砂砾般随意抛弃践踏？要不是他的顽强，他的光彩就可能永远地被埋灭了。这是陈先生的不幸，却是青海的幸运，不然怎么会有这样一位大翻译家曾照亮西部那荒寂的天空？他伟岸的身躯曾孤独地行走在青海西部，现在他走了，却将他闪光的名字刻在了青海大地。

不知陈先生身后，他留在青海的那些书如何处理了。

                     2015年6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