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不语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这段话引出了争论了几千年却又一直争论不清的义利问题。何谓义，何又为利？我们能否在两者之间找到一条明确的界限，或者是否存在一个区分的标准呢？这显然是难以办到的，因为界限之后还有此界限的根据，标准之后还有此标准的标准。如此寻根究底地区分义和利也是没有意义的。但是人们却不厌其烦地这样做，其真正的原因不在于这个学术问题有多重要，而在于其背后隐藏的政治意义。为了使分析更加具体，我们可以以明朝的张居正作为个案进行讨论。

张居正生于嘉靖四年，正是明朝走下坡路的时期。十二岁中秀才，不可不谓之奇才。继之中举人，中进士，入翰林，时年仅二十四岁。此后十数年，供职于翰林院和国子监，虽然品阶较低，但前途光明。嘉靖帝死后，他得入内阁，进入朝廷中枢，正逢四十来岁的大好年华。六年后，经过复杂的政治斗争，他在万历皇帝登基初年出任内阁首辅大学士，成为名副其实的宰相。接下来的九年间，张居正一直是明朝的实际操纵者。他先后做过任皇帝的老师，一个是隆庆皇帝朱载垕，另一个就是万历皇帝朱翊钧。朱翊钧幼年御极大宝，首辅张先生便一身兼任宰相和帝师两个崇位。作为帝师，张先生曾为万历皇帝讲解《孟子》。这也是我选择张居正作为讨论义利之争的个案的原因之一。

张居正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于孟子。此时，虽然北部有蒙古族的不断入侵，东南有倭寇的不断骚扰，但明朝毕竟是一个统一的庞大帝国，其主要的政策不再是对外，而是对内。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大小诸侯国并立，大国想一统天下，小国则希望保持独立，战争始终是这块土地的主旋律，因此，交征利的局面是很容易理解的。在这种背景下，孟子却提出要以仁义治国。原因何在呢？孟子或许想借此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在政治上有一番作为；或许不忍黎民受苦，怀抱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还或许认为人生不仅仅只是物质的满足，更需要有思想上的追求，等等。这些都只是猜测，并且无从考证。但后人却因着自己的特殊目的给他们所认为的每条理由加上似乎很充分的根据。但是，通观《梁惠王章句》全文，孟子其实说的都是利，只不过是告诉梁惠王他孟轲的政策能够帮助这一国之君实现更大的利，这也是梁惠王所唯一能够接受的。要想让梁惠王接受自己的主张，他就必须主动同梁惠王建立一个可以沟通的平台。义和利之间也就是这一模糊而具有很大弹性的平台。张居正给万历皇帝讲解《孟子》，自然要辨明利义之间的关系，也自然要教导皇帝重义而轻利。然而张先生的私人生活却是很奢靡的，但这似乎也不影响他将自己在他的皇帝学生面前标榜成为一个道德的楷模。

自秦以来，历代王朝都是依靠武力夺得天下，然在治理天下的时候则又必须重文轻武，文官系统才是使得帝国得以运转的柱石。因为武力掌握的是直接的生死大权，对人有最大的威慑力，但一旦此种威慑长期化了就会失去效力。并且，武力也是一把双刃剑，可以砍向别人，当然也可以砍向自，可以帮你夺得政权，也可以帮别人瓦解你的政权。而作为国家得以正常运行的柱石的文官们依靠的则是他们的言辞，是他们在赤裸的武力上蒙上一层迷雾的能力。文官们这套言辞的依据自是圣人的教导，而我们的孟夫子也当时无愧地早已被尊为圣人。中国人写作有一个特点，使用逻辑，但不是处处使用，先引一段圣人的话，无条件地尊为最高依据，然后再展开自己的论述。其优点在于使得个人的论述有很大的空间，作用则是使得我们这个人数众多的民族有一个共同的思维方式。这一特点一直保留至今。义利之争的关键不在于阐明义如何优越而利如何不可取，而在于义当然无可争议地是好的、是维持国家稳定的基石。

中国历代王朝也极少是独治的，而是共治的。皇帝与官员之间、官员与官员之间、官员与百姓之间、百姓与百姓之间是一种既合作又争斗的弹性关系。以皇帝与官员之间的关系为例。皇帝要统治整个帝国就必须依靠这些文官们的配合，文官们也就因此有了凭恃，就会努力按照自己的意图来治理这个国家，实际上就是同皇帝争权。这就必然造成皇帝与文官们之间的紧张关系。皇帝凭借的是终极的武力，而文官们依仗的是他们的知识，主要是圣人的教导和几乎固定化的思维方式。义是文官们用来同皇帝争权的斗争武器。如果皇帝坚持一人独治，将自己的私利放在最显处，那么，严重的后果将不可避免：或者文官们不配合，或者阿谀奉承之徒横行。但是，无论是哪种，国家必将陷入困境。所以，皇帝要重义轻利，文官们也要重义轻利，尽管这在很多情况下虽然只是表面上的、是虚伪的，但对于这个帝国却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帝国的统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精神统治。利在义前虽然像窗户纸一样透明，但谁也不敢轻易去捅破它。明朝的正德、嘉靖以及万历们都看清了文官们以“义”作为手段向自己争权、限制自己，也就用各种方式报复文官们，戏弄维持这个国家的秩序。也正是由于这几代皇帝种下的恶果，造成了大明帝国的最终灭亡。张居正是聪明的，也是务实的。他不可能看不到这一点，因此明智的做法就应该是小心翼翼地维护这种秩序。作为皇帝的老师，张先生通过他的讲课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但作为内阁首辅，挽狂澜于将倾的抱负使得他对那些不务实的言官们切齿痛恨，不仅溢于言表，还付之于行动。张居正此时似乎忘记了义利之争的真实内涵，似乎没有估计到自己身后的遭遇。

概括言之，义利之争绝不仅仅是什么单纯的学术问题，它的内涵包括了其所经历的整个历史进程，尤其是政治进程。在诸国争斗的时代里，重义轻利是难以做到的。但在国家统一的治世之年，重义轻利则是必须的，尽管它只是表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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