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不语

从06年开始，我就看由刘和平编剧的电视剧《大明王朝》，一直看到今天。姑试为剧中人物作传。

马宁远：

将马宁远放在第一位，原因有二：首先，马宁远是第一个让人感到震撼的角色；其次，他是一部惊天悚人的大案的造端者，正是他的一颗人头开启了大明王朝两位巨人——嘉靖和海瑞——的决斗序幕。

马宁远，举人出身，官至杭州知府。他的经典对白是：“本府台现在就一个人站在这里，造反的就过来，把我扔到这河里去。改稻为桑乃是国策。你们要么自己改，要么卖给别人去改。死一千个人、一万个人，全浙江的人死绝了都得改。戚继光把兵带走了，朝廷还有百万官兵。聚众对抗，本府台这条命就陪着你们！”相比于身旁两个战战兢兢的知县，马宁远没有被戚继光临走时的挑唆之语吓到，其干练显露无疑。他的这番话，顿时让那些愤怒的百姓不知所措。戗杀朝廷命官，就是谋反，是诛九族的大罪。

马宁远只是一个杭州知府，顶多正四品，相比于剧中的人物，算不上多大的官。但是，如果我们了解大明朝的官制，就会明白马宁远这个四品的知府几乎已经到天了。明朝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即“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做官是要讲出身的。比学历的时候，首先比大学，比完大学后再比中学，至于你硕士、博士是在哪里读的，基本上不会被人看重。同样，举人做官，从一开始就在道义上比人矮了一截，升迁的希望自然渺茫的很。用马宁远自己的话说，如果不是胡部堂的赏识，他到现在最多也就是个八品的县丞，他的家人做梦都不会想到他能做到杭州知府。马宁远能够当到这么大的官，一方面是因为他确实有才干，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胡宗宪的大力提拔。因此，在马宁远的心里，没有朝廷，没有百姓，只有胡部堂。他做任何事情，也只会对胡部堂负责。如果用“女为悦己者容”来形容我们稍后提到的芸娘，那么“士为知己者死”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加在马宁远头上。

为了贱买百姓的田地，为了推动改稻为桑的国策，为了弥补因皇室奢靡、官员贪墨而造成的国库亏空，严世藩想到了毁堤淹田的策略。而具体执行这一策略的自然就是身为杭州知府的马宁远。花了几百万两银子修的大堤，一夜之间九个堤堰处处决口，如果只归咎于天灾是怎么也说不过去的。那就只能是人祸，因此就需要有人担罪。马宁远就在“河堤失修，贪墨修河公款”的罪名下献出了自己的人头，以此来保全他以身相许的胡部堂，寄期望于他的胡部堂能够在朝廷中枢各派的斗争中“过关”。

马宁远是个小人物，其所作所为于国于民都没有什么好处。但马宁远坚毅的人格、行为的果决以及对赏识自己的伯乐的忠诚，不能不令人感叹。

胡宗宪

胡宗宪，字汝贞，安徽绩溪人，浙直总督，挂兵部尚书衔（因此在剧中被称作胡部堂）。

剧中的胡宗宪几乎是一个完美的人物：一方诸侯，总督浙江、江苏两省，权倾东南，官可谓崇；能洞悉朝廷各派纷争，左右逢源，更兼深得圣心，功成身退，才可谓智；用戚继光、俞大猷抗击倭寇，荡平东南，心可谓勇；爱护百姓，忧劳成疾，情可谓切；能容海瑞这等利刃，胸怀可谓宽大。嘉靖帝对他的评价是“公忠体国，实心用事”。胡宗宪曾借用岑参的诗表明自己的价值取向：“万里奉王事，一身无所求。也知边塞苦，岂为妻子谋！”对于这样一个完人，无法作传，只能引其台词以资自勉：

“我是浙直的总督，又兼着巡抚。朝廷要降罪，都是我的罪；百姓要骂娘，该骂我的娘。改稻田为桑田是国策，必须改。可桑苗今年只能养两秋蚕，嫩叶产的丝换不回口粮。官府不借贷粮食，只叫稻农把稻田改了，秋后便没有饭吃，就要出反民。每年要多产三十万匹丝绸，一匹不能少。可如果为了多产三十万匹丝绸，在我浙江出了三十万个反民，我胡宗宪恐怕一个人头是交代不下来的。（对郑必昌、何茂才、杨金水）

“朝野都知道，我是严阁老提携的人，千秋万代以后史书上，我胡宗宪还会是严阁老的人。可你谭纶，还有朝里那些清流，为什么还会看重我？就是因为我胡某在大事上从来上不误国、下不误民。我的老家给我树了三座牌坊。我都五十多了，活到七十，也就再熬个十几年，我不会让老家人把我的牌坊拆了。你们都自以为知人，都自以为知势。可有几个人真是知人、知势的？就说眼下由改稻为桑这个国策引起的大势吧。那么多人想利用这个机会兼并田地，浙江立刻就会有将近一半的人没有了田地。那么多没田地的百姓，聚在这七山二水一分田的地方，今年不反，明年不反，后年、再后年必反。到时候外有倭寇，内有反民，第一个罪人就是我胡宗宪。千秋万代，我的罪名就会钉死在浙江。（对谭纶）

“《左传》上说，君以此兴，必以此亡。我是严阁老重用的人，终有一天会跟着严阁老同落。哪一天大树倾倒，总算还有个谭纶替我说几句公道话。（对谭纶）

“臣本朽木之才，蒙皇上不弃，委以封疆之重任。但既为封疆，则臣一切之所为，除了听皇上的、听朝廷的，绝不听他人指使，也不会有任何人能左右臣之本意。（对嘉靖帝）

“以改兼赈的方略是你提出的，你有解释之权。第一，不能让那些大户低于三十石稻谷的价买灾民的田。这样一来，淳安、建德两县百姓的田，就不会让他们全部买了。第二，让那些大户分散到没有受灾的县份去买，按五十石稻谷一亩买。几十万亩桑田尽量分散到各县去改，浙江也就不会乱了。他们要是不愿，你就以钦使的名义上奏，让朝廷拿主意，不要自己拿主意。（对高翰文）

“臣有肺腑之言，沥血上奏。我大明两京一十三省，疆域万里，子民百兆。皇上肩负祖宗社稷，治大国如烹小鲜。今年正月，鞑靼从河西渡冰河犯山西，顺天府百万军民缺粮；二月，山东济南府饥荒；三月，京师又饥荒；四月，山西又饥荒；五月，东川土司内乱；闰五月，江西流民叛乱，攻泰和，四川苗民叛乱，犯湖广界；本月，宁夏、陕西、山西闹地震，死伤军民无算。更何况，东南沿海战事，又已到了决战时刻。国事艰难如此，如果兴起大狱，牵及内阁和六部九司，我大明朝便立时天下大乱了。（对嘉靖帝）

“告病休养的奏疏蒙皇上恩准了。我想回乡休养半年，半年之后再上奏疏，继续告病。此生我也不想再出来了。以前的功过是非，叫别人去评说吧。我不在意，在意也无用。我在意的是，浙江的百姓在我走后不要去骂我。（对海瑞）

“你把自己看得过重了。你是个刚正的人，敢说话，敢抗上。可要真是抗上，你一个小小的知县能抗得过谁呀？在浙江，你能做些事情震动朝廷，那是因为你背后有人要震动朝廷。到了江西分宜，凭你一个人又能震动谁呀？皇上要用的，你推不倒；皇上不用的，你也保不了。（对海瑞）

……

据史书记载，胡宗宪后因严嵩垮台，受其牵连入狱，最后瘐死狱中。正应了他那句“哪一天大树倾倒”。胡宗宪也免不了同落的下场。

赵贞吉

才能不及胡宗宪，聪明不若张居正，霸气不如高拱，果敢勇毅比不了谭纶，深沉老辣更是下于徐阶，在这些能在大明朝叱诧风云的人物中，赵贞吉算是平庸的一个。然而，正是凭借着对仕途的执着和热爱，赵贞吉最终一步步迈入了朝廷的中枢——内阁。

赵贞吉，字孟静，胡宗宪的朋友，徐阶的学生。胡宗宪是严嵩一手提拔的，而徐阶则是严嵩最大的政敌。能够立于两个政治派别之间，左支右绌而不倒，或许正是赵贞吉仕途进步的关键。赵贞吉的首次出场是在胡宗宪去江苏找他这位大巡抚借粮的时刻，其推诿不前的表现让人立刻想到一个词——伪君子。似乎这位老兄从一开始就不会给人什么好印象。因为在普通人的观念里，伪君子比真小人更可恨。但是，俗人的看法在一个成熟人的眼中又何足论哉。人们痛恨伪君子是因为把自己放在一个弱者和受操纵者的地位，幻想着我能够但不一定要损害别人的利益，而别人用一种我不熟悉的方式损害我的利益则是不可原谅的。放纵自己为小人，不允许但又无奈他人做伪君子，这就是俗人。韩愈说，君子责己也重以周，待人也宽以约；小人责人也详，待己也廉。吾侪当深戒之。

赵贞吉的机遇起于浙江的改稻为桑以及随之而来的毁堤淹田、暗通倭寇。时任浙江巡抚的郑必昌和布政使何茂才被下令抓了起来，而赵贞吉则由巡抚江苏改为巡抚浙江，奉钦命审理此案。面对波谲云诡、深不见底的浙江官场和朝廷争斗，赵贞吉的压力至大，但机遇也至大。当镇抚司的锦衣卫提出要将郑何二人槛送京师的时候，赵贞吉说：“我不能这么做。圣旨是叫我审他们，并没有让我把他们槛送京师。”此举可见赵贞吉之功力。在浙江审案，本意就是既能平朝野之愤，又能不搅动朝局。这正是考验主审官的政治能力的时候。如果将郑何二人槛送京师，把球踢给嘉靖帝，就只能说明赵贞吉的无能和不敢担当。这样一个人，别说晋升，恐怕就连这个巡抚也当到头了。千难万难，这一关只能硬闯，逃避是没有路的。赵贞吉最终还是凭借着对圣意的揣度和对朝局的把握，还算体面地把浙江这个大案了结了。他也因着此政绩并借着抗倭胜利的东风在不久的将来升任了户部尚书。

赵贞吉惯常以清流自居，以理学中人自居，而在士林中的名声也是他最重要的政治资本之一。正是因为将这些作为政治资本，作为攫取权力的手段，赵贞吉在巨大的压力面前往往选择妥协，让自己时常陷于苦闷之中。在人格独立这一点上，他不如海瑞，也不如胡宗宪。有两处细节显示出了他内心的矛盾。第一是在审理浙案期间，他吟诵过曹操的一首诗：“月明星稀，乌雀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栖。”这乌雀像是在指海瑞，因为作为一个可以有条件地爱护下属的上司，他有时也会觉得应该宽容海瑞这个耿直的南蛮子。但是，无枝可栖的乌雀又像是自己。身处政局的激烈变动之中，肩负匡正时弊的重任，既要保住自己的禄位，还要伺机建功立业，赵贞吉感到自豪，又约略有些无助。第二是他被陈洪逼着断定海瑞和王用汲是朋党的时候。赵贞吉又一次屈从于嘉靖帝的淫威，而且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满朝清流的眼睛像刀子一样一齐刺向他，让他极为难受。一向以正直自诩的赵贞吉被逼将因上疏而名声大振的海瑞指为朋党。这在朝野看来是不能原谅的。此时，赵贞吉大概也感到了自己的政治生涯正在走向衰落。

赵贞吉同高拱之间的争斗也是值得关注的。赵贞吉入阁后，内阁变成四个人，依次为：徐阶、李春芳、高拱和赵贞吉。徐阶是首辅，内阁的当家人，看似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实则是处在波涛暗涌上的一条风光的大船上，随时会有可能被底下的人取而代之，一如他当年取代严嵩一样，身处高位但又如履薄冰。李春芳是个老实人，或者说是个不思进取而只求明哲保身的“聪明人”，作为次辅，也只不过是在内阁占把椅子、为朝廷装点一下所谓君臣共治的门面而已。高拱虽列第三，但俨然已把自己看作下一任的内阁首辅，与徐阶一争势所必然。赵贞吉由浙江巡抚调京升任户部尚书，继而又升列内阁阁员。在内阁中资历最浅，排名最后，地位最低，又加上长期外任，因而在朝廷中没有根底，更无论威望，其地位因此最为尴尬也最为不稳。岂止是高拱，他赵贞吉又何尝不想更进一步而终有一日成为首辅呢！面对复杂而又艰难的境地，赵贞吉选择了一边倒的策略，即依附徐阶而对抗高拱。赵贞吉号称徐阶的学生，但他们之间的师生关系是怎样形成的却并未在剧中得以交代。嘉靖二年，二十岁的徐阶高中探花，但仕途却颇为坎坷，直至嘉靖三十一年才得入内阁。而赵贞吉是嘉靖二十一年的进士。据此推测，徐阶应该不是赵贞吉会试时的主考官。徐阶在入阁以前做过翰林院的大学士，正应该是在赵贞吉供职翰林院的时期。因此，徐阶与赵贞吉的师生关系应该缘于此。但无论如何，这层师生关系对双方都是重要的。赵贞吉与高拱的首次正面交锋是在分配严嵩脏财的会议上。当时高拱抱怨徐阶不敢在嘉靖帝面前争辩，也就是说你徐阶如此懦弱无能却忝列首辅，尸位素餐，实在不如干脆早些把位子让出来。事未经历不知难，徐阶自有难处。但是，高拱可不会也不愿关心这些。他在意的只是自己何时能坐上内阁的首把交椅，以便大展宏图。此时，徐阶不好反驳，一方面是碍于自己的身份，另一方面也确实是因自己理亏。赵贞吉不会也不应不站出来了。“高阁老的话，我不尽认同。你怎么知道徐相在皇上面前没有尽忠尽言？说到争，你高阁老可以去争，我们都可以去争！春秋责备贤者。但徐相一个人，怎么担得起大明的江山！”赵贞吉的这番话让高拱大吃一惊，更让他明白了徐阶不是那么容易拱倒的。而在徐阶看来，赵贞吉无疑是说出了自己想说而又不能说的话，孺子可教啊！依照本剧的习惯，只有内阁首辅和次辅才被称作阁老。高拱只是位列第三，而赵贞吉却称其为“高阁老”，很有意味啊。当我们要与某人划清界限时，对对方的称谓总是看似恭敬实则不屑。赵贞吉正是以这句“高阁老”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同时也将内阁的斗争明朗化了。我们师徒同心，你高拱能掀起多大的风浪来？不信？你试试！赵贞吉正是凭借在这次分赃事件中的出色表现，得以从户部尚书升任内阁阁员，达到了自己政治生涯的高峰。赵贞吉倒向徐阶的策略看来是正确的。果真如此吗？赵贞吉看到了靠拢徐阶可以压制高拱，并且做到了这一点。但是，他没有看到的（也许他看到了但却无法可施）是他的前程也就只此而已了。徐阶已经六十多岁了，在官场驰骋了四十多年，功成名就，上得荣宠，下揽私财，可谓是无欲无求了吧。那么，在徐阶退休后，谁会来接替他的位置呢？这一点，徐阶没有怀疑，因为他太谙于政治运作；高拱也没有怀疑，因为他对自己充满了信心。对此唯一忐忑不安的是赵贞吉。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或许赵贞吉对自己的前途充满幻想，但这也仅仅只是幻想而已。很难让他愿意去想，哪个皇帝会让连续的两届宰相是穿一条裤子的呢？何况是极端精明又极端自我的嘉靖帝！

赵贞吉以理学家自居，曾说过：“大不了辞官回家，搞我的心学去！”宋朝的理学大师张载有两段可传万世的话，被钱穆先生称为六有四为主义：“言有教，动有法；昼有为，宵有得；息有养，瞬有存。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横渠此语，可谓从内外两个方面道尽了理学的精髓。反观赵贞吉，他在多大程度上做到了这些呢？我不怀疑赵贞吉的真诚，也钦佩他的能力，但并不推崇他的勇气。自己在事业上或许永远达不到赵贞吉的高度，但也不敢因为身处卑贱而对在上者无所指责。人生百年，倏忽而过。赵贞吉能对着自己的心说无愧吗？他自认为达到了无畏和勇吗？答案是令人失望的，同时更是让人引以为警惕的。我对赵贞吉既爱又恨。爱之，爱其才与执着；恨之，恨己之畏与不勇犹渠也！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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