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不语

近来，媒体上出现得最频繁的除了抗洪救灾外，还有一个经久不衰的论题，就是性。这次的焦点是打击性服务行业。是不是真的打击，我不做定论，不好做也不能做。近三年的研究生“学习”，我大概只熟练了一件事——怀疑。怀疑我们所习惯的、听的真的、看的切的东西是不是真是这样，冠冕堂皇的理由后面是不是还隐藏着不可说的真实目的。两个月前来出版社面试的时候，副总编问了我一个问题：“你是否觉得福柯破坏多于建构呢？他对一些问题的分析的确非常精辟而深刻，也很有道理，但是把以往的秩序打破了却没有能够建立一个更好的秩序。对此，你怎么看？”或许，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这个问题戳到我心窝子里去了。很早以前，我确实着迷于福柯犀利的批判，幻象自己有朝一日也能如此这般震撼社会、叱诧风云。其实，当时心情不过求誉而已，只是自己把自己欺骗了，也就是人生的价值取向没有找准。稍脱稚嫩，我就意识到了上面的那个问题。重要的不是为了博取美名而费尽心力去破坏、去嘲弄现存的有很多不合理因素的秩序，而是为了建构一个更好的秩序如何尽到自己的力量。这是我思想和人生的一个转折点。身在江湖，心忧社稷，我辈中人不论如何穷困潦倒，此不可有一朝忘记。政策制定了，就必须要拥护，而且还要期待它能执行好。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为了谋万世，也应扪心当问一问：现行的某些政策是不是存在可商榷之处呢？本着共同建设美好社会的愿望，我整理了一些福柯关于性经验的历史的说法，希望让自己的思维能更清晰一些。我尽力剔除了那些纯理论和纯思辨的东西，让一个他们西方所曾经甚至还在面对的性的问题展现出来。

福柯在对性的历史进行梳理以前，针对一种现存的“性压抑”理论作了强烈的批判。十七世纪，代表资产阶级的维多利亚时代到来，标志着性的历史上的一次重大转折。“对于性，人们一般都保持缄默，唯独有生育力的合法夫妇才是立法者。他们是大家的榜样，强调规范和了解真相，并且在遵守保密原则的同时，享有发言权。上自社会，下至每家每户，性只存在于父母的卧室里，它既实用，又丰富。除此之外，其余的人对性都不甚了了。于是，彬彬有礼的态度就是要避免肉体的接触，用词得当就是要求净化语言。如果性无能的人一直无法生育，而且到处张扬，那么他就被视为变态的人。他要接受这种身份，并且应该为此遭受惩罚。”在这一时期，首先是有关性的赤裸裸话语被净化了，人们不能随意地谈论性，说出一些与性相关的粗俗词汇是要被看做没有社会公德的。再者，性被视为一种“原罪”，如果不是为了维系人类的繁衍，那它似乎就没有继续存在下去的必要了。总之，社会要求人们尽力避免接触同带有不祥色彩的性相关的任何事物。这样的社会在一些人看来是性被压抑的社会。并且，性受到压抑是同资产阶级的利益相契合的。资产阶级为了榨取更多的利益，是不允许人们在非劳动生产中消耗过多的精力的。只有严格压制人们的性行为才能让他们以最好的状态投入到劳动中去。性的历史被纳入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中。

性压抑理论的渊源出自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将人的心理结构分为三个层面：潜意识、前意识和意识。潜意识处于最底层，代表着人最本能的欲望，是一种非理性的、反道德的、被压制的东西；意识是人的心理的表层部分，同外部世界直接联系，是人平时所表现出来的东西；前意识位于潜意识和意识之间，并非先天地为人所有，而是社会强加的，主要指道德、宗教等人类文明，是潜意识进入意识的过滤器。潜意识被潜意识所压制，但偶尔也会通过非正常的方式冲破压制进入意识，通常以梦的形式出现。弗洛伊德进一步指出，人类被压抑的最本能的欲望是性欲。或许我们可以怀疑弗洛伊德性本能理论的正确性，但是有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不容置疑的，即这一理论显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如果性欲是人类的本能欲望，并且是被长期压制的，那么，打破压迫性的各种机制、寻求性解放以便最终获得人的最大快感和终极幸福便是势所必然得了。虽然我们不知道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经历多长时间的斗争，但是，曙光已经出现，胜利正在前方招手。展望着“性解放”的美好前景，关于性自资本主义时代以来受压抑的话语便说得更加头头是道。

福柯对“性压抑”理论的批判，并不是要说“性压抑”理论是错误的，即性自资本主义时代以来不仅没有受到压抑，反而更加自由了，也不是要重新述说一个关于性的“真实的”历史。他的目的更在于指出用“性压抑”和“性解放”来解释性的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的这种思维模式是成问题的，是人类实行自我禁锢的一种表现形式。

那么，自十七世纪以来，有关性的话语是不是真的减少了呢？如果事实上这类话语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多了，那么，性压抑的假说就失去了事实上的根据。按照福柯的分析，近三个世纪以来，有关性的话语并没有减少，相反，却发生了一次性话语的爆炸，不仅在数量上有很大的增多，而且在论述的方式上变得更加多样化。诚然，在谈及性的词汇上增加了很多的限制，那些粗俗的、露骨的描述性的词语不再被允许使用，必须经过礼仪规则的过滤检查。但是，在另一方面，经过改头换面的有关性的话语却呈现了爆炸式的增长。人们无休止地去谈论性，好像性是永远谈论不完的神秘事物，为了揭示这一神秘，无论怎样多地去谈论都是不会过分的。同时，“权力机构煽动人们去谈性，并且谈得越多越好，权力当局还坚持要听到人们谈性，并且让性现身说法，发音准确，事无巨细”。人们不仅要说出性的真相，还要通过性说出他们自身的真相。“因为我们的性无法把握真相，所以我们要从它身上获得它的真相；此外，因为我们的性把我们的真相藏在暗处，所以要让它向我们说出我们的真相”。这种谈论不再是赤裸裸的关于性爱时的态度、姿势、抚摸和快感的时间段等，而是扩散到了“所有通过身心而与性密切相关的无以数计的快感、感受和思想之间的相互作用的无限任务”。性被纳入到话语的完全掌握之中，被纳入到知识的庞大体系之中。然而，一方面有关性的露骨的、赤裸裸的话语被禁止了、被语言的利益规则过滤了，另一方面人们又被煽动去无休止地谈论性，这不是很矛盾吗？我们应当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呢？福柯认为，禁用露骨的、赤裸裸的表达性话语的这种“维多利亚清教主义”的各种羞耻戒律或许只是性的历史上的一次例外，但更为实质的是，这是一种将性完全纳入话语掌控之中的策略。权力当局要想让人们不停地从快感、感受和思想中去谈论性，将性纳入话语的掌控之中、纳入知识的庞大体系之中，就绝对不能允许那些粗俗的、低级趣味的语词出现的，因为知识是高尚的、纯洁的，是有来自道德的绝对保证的。权力要对性快感说不。因为作为个体身体体验的性快感只是属于个体自身的，是权力无法把握住的。那些做爱时双方各自的位置、表现出的态度、姿势、抚摸和快感的确切时段等性经验的细节不再被允许说出来。权力要求的是那些能够计算，能够用统一标准来衡量的性经验。然而，剔除了性快感，性还能剩下什么吗？当然，除去快感外，性还需要被赋予许多社会因素。例如，性最功用的职责被界定为繁衍后代。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可以保持社会的稳定、有序，被赋予了绚丽的道德光环。总之，权力要想掌控性，就必须将它社会化，因此也就必须否定它内在的、属于个体的东西。同时，如果造成一种性这个万恶之源被压抑、被禁止的假象，那么，人们便会对性产生更浓厚的兴趣，就会更急不可耐地想去揭示这个罪恶的本源。关于这一点，我们的生活之中是有很多实例的，是很容易理解的。比如说某些网址，义正词严地标明“只有达到xx条件，才能被允许进入本网站，否则不利于浏览者的健康”。事实上，这种声明是在煽动、诱惑所有的人去进入此网站的。权力当局在性这个问题上也是利用的这种手法，即表面上似乎在压制人们去谈论性，而真实的用意却是鼓励人们去坦白任何与性相关的东西，对自己坦白，也对他人坦白。

经过上面的分析，我们看到，福柯批判“性压抑”理论，并不是认为性自十七世纪以来非但没有受到压制、反而更加自由了，而是认为用“性压抑”和“性解放”这类理论来解释性的历史是不恰当的，是从一个圈套落入另一个圈套之中，并不会对实际存在的问题有准确的理解，更不会从缠绕在现代人身上的枷锁中得到解脱。同时，性话语自资产阶级的维多利亚时代以来并没有受到压制并相应地减少，相反，权力机构是积极地鼓励、煽动和刺激人们去谈论性的。性实际上是经历了一次话语爆炸。性是永远谈论不完的，是需要持续地去揭示的“秘密”。而有关性的词汇上的某种“净化”或改变只不过是权力机构将性纳入话语的完全掌控之中、纳入知识的庞大体系之中的一个策略。由此可见，性自十七世纪以来一直被压抑的这种说法在历史事实上也是站不住脚的。

在福柯看来，唯有将性纳入话语的完全掌控之中、纳入知识的庞大体系之中，统治者才能完全控制性，并进而控制以肉体的规训和人口的调整为两极的生命权力，最终达到获取自身最大利益的目的。

那么，统治者又是如何将性纳入话语的完全掌控和知识的庞大体系之中的呢？换句话说，知识是如何介入性经验这一领域的呢？福柯认为，性并不是由始至终都在扮演着体现人类最大价值和幸福以及人类最本能的欲望的角色的。实际上，性所扮演的这一角色是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和特有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背景下逐步确立起来的。然而，性欲作为人身体欲望的一个重要部分，其需要得到满足也的确是人自身的需求。统治者正是利用了性欲是人类的欲望之一的这一特点，采取表面压制而实际煽动的手法将性纳入话语的完全掌控和知识的庞大体系之中的。福柯论述性的历史的目的就是“必须写出一部性的历史，它不受到那种‘镇压的权力’和‘审核的权力’的观念的支配，而是以‘教唆的权力’和‘认知的权力’作为其指导观念。必须由此揭示那种使强制力、愉悦感和论述三合一的性的政治体制。这种性论述体制不是禁止性的，而是由上述三大因素所构成的性的论述复合体”。在具体的策略方面，权力的入侵首先是从一些特殊领域入手的，然后以这些领域为基点扩散到整个社会。同样，知识在介入性经验的领域并最终占领它的时候，也是选择某些点作为突破口的。这个突破口就是“儿童的性经验，是疯子和罪犯的性经验，是那些不喜爱异性的人的性快感，是性幻想、性顽念、轻微躁狂症或狂怒”。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个看似奇怪的现象，即人们越来越少地谈论夫妻之间的性经验。这是不是说人们对性不再或较少地关注了呢？当然不是。因为在一夫一妻制下，合法夫妻之间的性经验应当是规范的，更应该是作为一种完美的榜样而起规范作用的，同时应当是缄默无声的。我们要清楚，性之所以被关注，首先是出于规训的政治目的。夫妻间的性经验以榜样的角色出现说明它已经被权力所渗透、成为了规训技术的成果。因此，人们越来越少地谈及它并不奇怪，因为它早已被话语和知识所掌控，或者说是话语和知识为了将性完全纳入其中而寻找到的基点。但是，人们较少地谈论夫妻间的性经验并不意味着不再对性感兴趣。相反，权力当局找到了更适合的场域，鼓励和煽动人们永无休止地去谈论性，并且借助道德的力量将最终把性完全纳入话语和庞大的知识体系的掌控之中。首先是关于儿童的性经验（这里的“儿童”包括中学生和小学生）。以学校的建筑分布、各种规训的规则以及内部组织为例。班级的空间、课桌的形状、娱乐课程的安排、集体宿舍的分布以及休息和睡眠的监督规则等等，都不厌其烦地涉及到儿童的性。并且，心理医生们还为学校的教师和领导提供各种建议，编写各种训诫、道德榜样或医学案例的书。这一切不是要压抑和禁止儿童的性，而是将只作为一种科学的研究对象，煽动和鼓励它不断地表白自己，让它现身说法。道德的习惯使人们一致地认为几乎所有的儿童都沉溺于或可能沉溺于一种性行为之中——手淫，并且，这种性行为是天生的和原初的，但同时，此行为又是违反自然的，是对身体和道德有害的。对于身体和心理都未发育完全的儿童，沉溺于或可能沉溺于这种带有“原罪”性质的性行为应当得到关注和帮助。当然，这种关注和帮助不是要压制、消灭儿童的性经验，而是对它进行“疏导”，使之按照人们设计好的方向发展。洪水是堵不住的，唯有因势利导、合理分流才有可能“变害为利”。那么，监视和掌控儿童的性经验便成了理所当为的事情。福柯举了1776年发生的一个有关青少年的性与理性的集会的例子：“在这次公众集会上，一位名叫伏尔克的教授向学生们提出了一些经过选择的有关性、出生和生育的神秘问题……学生们的回答有条不紊，毫不忸怩作态，学生中也没有放肆的笑声来干扰他们的回答，倒是那些比孩子们还要孩子气的成年人发出了笑声。对此，伏尔克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斥责。最后大家向这些在大人们面前用有限的知识编制起话语和性的花环的、面颊丰满的孩子鼓掌欢呼。”显然，学生们关于性的“知识”以及面对性的态度是在打着关爱和帮助的旗帜的教育下被规训出来的。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和尝试，因为权力当局会从中看到把一种用科学的话语包装起来的性知识灌输给受教育的孩子们会取得多么大的成功。其次是关于疯子和罪犯的性经验、同性恋者的性快感以及性幻想、性顽念、轻微躁狂症或狂怒。这些“不正常的”性经验在以前或许只是受到道德的谴责或律法的惩罚，是一些司空见惯的行为。然而，权力的触角绝不会放过这些躲在犄角旮旯但又极具诱惑性的场域。这些反常的性行为将不再只是由于道德的败坏或向律法挑战而出现的了，而是需要承担起构建知识、道德和权力之间的桥梁的光荣使命。一方面，这些性行为是违反自然的，是对整个人类社会有害的。道德学家们便有资格宣布这些行为的罪恶性，因此也就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有义务为清除这些罪恶而贡献力量。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有此类性行为的人将会被作为伦理学、医学和生物学的对象来处理。例如，一个犯了通奸罪的人，并不是立即被依照法律规定的条文进行处罚，而是先要经过精神病学家和医生的诊断。这个人是否有精神病方面的历史？他的成长环境和成长过程是否健全？他的受教育程度是怎样的？他平时在遵守社会规范方面的表现怎么样？他的生理是否发育完全？有没有理性的缺陷？等等。富于学识并号称掌握真理的专家们要对这些一一加以断定，然后才可以运用法律条文并结合以上的医学诊断对这个犯有通奸罪的人进行最终的判决。医学和伦理学知识在司法领域的介入，使得司法判决不再具有原初的、单纯的“公正性”，而是成为了各种知识相互竞技的场所。由此，知识便成功地进入了性经验的领域。然而，知识并不满足于只是在性经验的这些特殊领域中发挥作用，而是要求扩散到性经验领域的各个角落，要将性经验的每个细节纳入到自己的掌控之中。因此，在宣称每个人都是潜在的罪犯——道德的罪犯和法律的罪犯——的同时，以儿童的性经验、疯子和罪犯的性经验、那些不喜爱异性的人的性快感、是性幻想、性顽念、轻微躁狂症或狂怒为突破口，以监视和规训为目的，知识便义不容辞地、逐步地渗入到性经验的所有方面、各个细节，一丝一毫都不能放过。当然，这只不过是权力如何通过将性完全纳入话语的完全掌控和知识的庞大体系之中的一个缩影或侧面。实际上，现代权力运行的机制和策略要复杂得多。

经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对近代以来处于知识和道德包夹和相互作用中的中的生命权力有了一个清晰地轮廓。伴随着政治、经济的进展和社会的变革，近代以来，权力机制的运行模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已经由以压迫和镇压为目的的统治权模式转变为以规训为目的的渗透型的、控制型的新的权力模式。在这种新的权力模式下，权力不再是强者对弱者绝对优势的展示，而是体现着统治者对社会的所有方面的监视和掌控；权力也不再是施加和被施加的强力，而是在与知识和道德的交互作用中延伸及各个角落的运行着的力量。资产阶级为了获取和保有自身的最大利益，一方面要求人口的增长同人口所使用的资源之间保持一定的平衡，另一方面还要求作为机器的肉体能够发挥最大的功用，因此需要对一种以人口的调整和肉体的规训为两极的生命权力加以完全的控制和运用。而性则正好处于这两极的交叉点上。于是，性就成了统治者掌控生命权力的中介和最重要的场域之一。权力为了运转需要知识，同时也在生产知识。同知识的苟合便成为权力是否能够顺利运转最关键的环节。因此，将性完全纳入话语的掌控之中和知识的庞大体系之下就变得非常必要了。为了做到这一点，在道德这个帮手的有力配合下，知识选择了儿童的性经验、疯子和罪犯的性经验、那些不喜爱异性的人的性快感、是性幻想、性顽念、轻微躁狂症或狂怒等这些“不正常的”性经验为突破口，最终占领了性经验的所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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