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见此花

也许是受琢月的影响太大了。看了太多他的诗歌、杂文、影评、诗评、书评。那种平缓道来却针针见血的自如让我很是羡慕。而我在察觉到自己羡慕的那一刻开始，我就决心也要努力去拥有这种能力。另外我想不加思考地滥读或无休止地接收“信息”，这些东西是无法刻骨铭心，其大部分终将消失殆尽。那么精细地消化一部电影也许要比粗糙地看十部更有价值。
琢月带我我走进了一片全新的风景。听过一句话：“无知者是不自由的,因为和他对立的是一个陌生的世界。”我想这种对立并不一定有剑拔弩张的成分在里面，它对立的最要害处是让人从未发现有一扇门是关闭的，你意识不到它的存在从而失去一种可能性、一种精彩。
另外在我搜到的关于《孔雀》的影评里没有人提到文革，只是提到梦想，命运之类的。所以我就想从文革后遗症的角度谈谈这部电影。这是我看过的最为经典的伤痕文学之一。

 二孔雀之留白

顾长卫是我见过的最会留白的导演。在我看来这是诸多电影里唯一一部影片比原著更好的。很大程度上就因为他的留白。留白就有了回味和想象的空间 ，顾长卫的聪明和自信就是这一点。留白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克制，意味着厚积薄发的力量，不像张艺谋的满屏红也不像冯导见缝插针的幽默。
想起顾长卫的妻子蒋雯丽，艺考的时候她并不是很出色。考官有一道题是表演大地震后当你知道家破人亡一无所有时的样子。其他同学都是嚎啕大哭、撕心裂肺，而蒋雯丽表演的是坐在地上，安静地双臂环膝，欲哭无泪，双眼空茫。当然蒋雯丽打动了人心。如果一个受委屈的孩子，在你面前又哭又闹你可能会略感烦躁。可她转过身含着两眼泪又不想让你看见，你会不会更心疼她。而这就是克制与隐忍的功力。
哥哥在雨地被人打成泥猪的时候，弟弟羞愧愤怒地拿着伞柄扎了哥哥哪里？哥哥替别人背面粉累了要休息的时候他们用了什么老法惩罚他？弟弟断掉的手指是怎么回事？二姐在大街上带着她的女工服制成的降落伞，那晚母亲给她打了什么针。。。。
比起北野武导演的《花火》里血腥热暴力的场面，这些留白下来的未知就更能放大一个人的恐惧和当时的残忍。我曾在《海》里面写过：“真正的海在大海的深处。我们只航 我们只航行在它说出的话语中。我们看不见的地方，鲨鱼休眠而珊瑚产卵。”就是想表达一个人吞下去尚未说出的话才是他真正想说的。
可以说选择恰当的留白比拍出好的片段更难。它使影片有了绵长的力量和延伸的空间，又因为情节是延伸的轨道，所以这种空间有着理想的着陆。
有个片段很能说明这个观点。那姐妹看见军官专门为二姐拿表格就上来套近乎，以为二姐和军官认识。这前后足以表明那姐妹和初来乍到的军官也是陌生人。可第三天二姐带着烟酒去找军官时看见那姐姐别别扭扭喂军官西瓜吃。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需要喂吗？聪明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那姐妹把身体给了军官。
我想我之所以喜欢电影比电视多一点，就是因为好电影能在两个小时内表达出几十集电视要说的。而它正因为这种时间的限制多了份箭在弦上的张力和智慧。有时候我会觉得电视剧情的“淋漓尽致”是对智商的一种“侮辱”。
三孔雀之虚拟的时空

华语真正经典的影片真的不多，而《孔雀》有着《一一》一样从细碎中见宏大的史诗气象，真的是不声不响的气势磅礴。这个他虚拟的世界几乎没有任何的穿帮的地方，它有固若金汤的逻辑，他在任何一个细节的处理上，在故事的拐点处他的力度深沉、精准、内敛。
广播体操，荷塘月色，自由经营的小摊档，刚刚恢复高考，电影《追捕》的播放，这些都暗示了时间是改革开放尚未完全展开的70年代末。可是当时的物质确实没有丰富到二姐拿那么多布去做降落伞。拿啤酒送礼，结婚的场景等等都与现实时代有所不一。
“虚拟时空，可以说是顾长卫的一种风格。 在这个虚拟时空里，历史背景变得更加突出---整部电影的压抑气氛，灰暗色调，麻木绝望的情绪，全都和这个大背景有关：文革。 ”（摘自网友影评）
这种确指而又故意模糊的时代背景不是顾长卫的败笔，恰恰是他的高明。那段历史有那段历史特有的尴尬，就像我在《文之革》里说的那样我们要悄悄地谈论那十年。它被抛尸荒野，被秃鹫叼走一块，野狼叨走一块.....我那历史学家啊，其实是苦闷的邮递员。把那些捂得发黄的、屈辱的灵魂折叠进信封里，只是你要把他们寄到哪里去？ 

那是无处安放的十年，顾长卫避免了这种尴尬，使当时的背景具有更大的普世性，那个时代离你并不遥远。有人说这部电影是平民的史诗，我觉得毫不夸张。它伴随着西红柿酱，做咸鸭蛋，打煤球 ，缝被子，讲一个 普通人家的命运，其实也是那无数的被错失机会的中国人的命运。它会让你觉得这就是生活，是围绕着你，无时无刻的生活。我就在影片里看到了我的影子，看到了我成长的那些故事，想起特别多特别多的往事。
既然是要把《孔雀》说成是伤痕文学，那就先让我讲讲自己对文革的看法吧。
国家的力量是建立在人们的惯性和需要秩序安静的基础上。 我们用同一个模式生存，逛街吃饭睡觉…。国家的延续和稳定是建立在大批量‘产品’的存活上。我们最好穿一样的衣服，喊一样的口号。我们最好摒弃人性和思考，它太难统治太复杂。哪怕是心里的阴暗也要当成罪过来检讨，我们要符合一个统一的“标准”。由此文革就越演越烈了。
但是“运用政权的力量统一思想，实际上是强迫的说谎机制。”（大可老师）因为清空人性就意味着倒退。当时的人们一面接受着那些荒唐的思想，一面又对自己的本能人性苦恼着，因为两者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高仓健在电影里一遍遍的追问：你为什么要救我？热情烂漫的真由美头也不回的说：因为我喜欢你！全家人都沉浸在这部电影里，沉浸在对这种大胆的爱恨羡慕里。而现实是随随便便一个举动，大家就会给你冠上流氓破鞋的标签。

四孔雀之《预防》

     美国诗人罗伯特·弗洛斯特在他的《预防》里说：“我年轻时不敢做一个激进派，怕年老时会变成一个保守派。”我想这话也是为二姐说的。

       二姐一直是“生活在别处”的，所以受时代和环境影响比较小。 像她拉手琴时置旁边翻滚的水壶不管，在幼儿园工作时的心神恍惚。她可以在大街上骑着挂着女工服降落伞的自行车，视人群如无物。可以不在乎别人说她破鞋。 而这种小也是相对的。没有人能脱离所处的时代而独立存在，若能他就可以引领这个时代（英雄）或者被时代抛弃（乞丐）。

她梦想着当跳伞兵，并天真又世故的对军官讲：“如果我打赢了你，你能帮我当兵吗？”。她偷了妈妈的钱借了弟弟的钱买烟酒，她能做到的就到这里了。她完全可以把身体给军官，她可比那姐妹漂亮不知多少呢。 但是爱情里面要是搀杂了和它本身无关的算计，那就不是真的爱情。她喜欢那军官，打球和送烟酒这些看似很俗气的手段更能衬托出她的可爱和纯真。

  当兵落选以后，她用自残的方式来换取那个拉手琴的男人的同情和温暖。当干爸家里人去厂里打了她后，她选择结婚，只有一个要求要帮她换份工作。姐姐无疑是里面最富理想追求的一个，对生活，对爱情，总有一些在旁人看来离经叛道，特立独行，并最终往往崩溃于现实的期望，这中间充满了求不得的苦，不断妥协的怨，和渐次破灭的痛。小人物在压抑的时代中挣扎，努力而徒劳，回避不了成为牺牲品的宿命。

   从小不被重视，她和弟弟都是家里的边缘人物。她当兵被拒，在家里不吃饭父母用了同样粗暴的方式往她嘴里塞馒头。当她在街上放飞降落伞，已经被视为异类了。周围是怎么对她的？母亲为她打了镇定剂，她觉得女儿不正常，因为正常是个被群体化认可和接受的标准。 
在弟弟找果子冒充大哥的行为败露后，弟弟往外取别人放在他抽屉的垃圾时取出了一只破鞋，女人的烂丝袜之类的，表明大家已经在背后把二姐议论得风生水起了。欺负大哥的人说：“你知道我为什么会挨打吗？因为你妹妹被果子给弄了，你妹是破鞋。”。还有大哥送伞时在女厕所边上听歌，被认为是流氓，二弟仅仅因为一张女人的身体结构图被认为是流氓。那个年代这就相当于判了一个人死刑。类似于前些年的“高帽子”。

       那么二姐究竟在奋战什么？梦想？爱情？父爱？温暖？这些必须借助外人才能实现的精神寄托吗？

  其实二姐的梦想从一开始就不纯粹了，并不见得她多想当兵，她有多爱跳伞。因为当弟弟离家出走的时候她告诉别人弟弟去当海军了。当兵在当时是一件极其光荣的事，意味着你是国家的人了。你被接纳，你拥有一种的体面地回归。毕宇飞的《玉米》三部曲里玉秧可以说是类似的角色。中国文化的一统观念是极力排斥异端的。所以边缘和异类的人向主流系统靠拢非常的难。个人却始终有融入集体的欲望，这是一个社会人的本能。玉秧想融入集体牺牲了自己的身体作为本钱。融入集体从心理的根本需求上讲是需求安全感的表现。作为人必须拥有一种归属、时间的持久和安全。这是情感的基本机制，是对其理念和价值观的认同。 一个人的个性、品味和格调只有被“集体”认可了你才有所谓的价值。在电影《荒岛余生》里我就一遍一遍的追问一个人的存在还是不是存在。如果没有通过他人的反映，存在的意义和内容又是什么？我不得不承认实质上社会性塑造了我们绝数的观念，很大一部分决定了你是谁。你是妈妈的儿子，妻子的丈夫，你的朋友……你扮演着各种角色。有时他们要求改变你，有时你同化了他们。你，是关系网里的你。而这种社会性相互作用角逐的力形成了我们的命运。
   没有比你刚好没赶上的汽车开得更快的车了。她擦肩而过的军官已经成了街头不起眼的养家糊口的男人，他大口吃着包子，胡子拉碴，他等妻子买来卫生纸和炒锅。真的一切都面目全非了。

 经过漫长的妥协，出发，妥协......曾经的倔强与不服都被磨平姐姐终于成为一个“正常”的人母。想鲁迅所说的那样辛苦而麻木的生活，辛苦而恣睢的生活，二姐身上没有给人任何希望，因为有一个生着病的时代。
 终于她比弟弟还绝望地认为那只孔雀石假的。
五孔雀之沉默的影子

    弟弟这个懦夫、无能、混蛋，不管我怎么鄙视他，可我不得不承认他是我的一个人格，是我的影子。尤其是他对那个女人说：“我可以在床上表现的更好，只要你不让我工作。”我是怎样地泪流满面呢，我的心是那么那么痛。接着他负责带孩子、做饭、下象棋。日子似乎很平淡，平淡里全是命运不经意而狰狞的玩弄。

   在我最气馁最绝望的时候我也有过这样的想法所以我非常能懂弟弟内心的苍凉。有些人活着，就好像他永远不会死去，可当他死去的时候就好像他从来没有活过。他仅仅只能把自己当成概念意义上的“人”来活，不去添加任何的营养。一个17岁的少年怎么会这样苍白、病态呢？是什么让他放弃了自我呢？人的一生是短的，但如果这样地过这一生，就太长了。 他说他希望一觉醒来自己已经60岁了。

   显然，这不是他的世界。他一直是个可有可无的角色。在电影《鸟人》里有这样的台词：“飞行不只是拍拍翅膀，鸟可以只拍翅膀而且静止不动。当它想飞的时候一点点风它就能飞上天。你一定要感觉天空有东西，能把你撑住。”“我就知道她很特别，她飞上天的方式，好像天空是她的。” 没有东西可以作为他的支撑，所以他不再幻想着飞，他知道天空不是他的，所以他自卑，懦弱。所以他面对的方式不是反抗而是逃离。

   勇士一生只死一次，而懦夫在未死以前，就已经死了好多次。狠狠地鄙视这个懦夫吧，因为总有一天我们也会像大话西游的悟空有着狗一样背影。他像个影子一样跟着每一个人，他敏感脆弱，他那么轻易地代入到别人的世界，于是他得到的生存哲学是只有躺在地上的人才不会跌倒。姐姐落选的时候他在人群里丝毫不比姐姐的难过少，他看见了姐姐的失败。看见哥哥唯一的一次爱情被陶金玲那样的践踏。看见别人怎么捉弄他哥哥。看见妈妈丢钱的焦头烂额。看见姐姐别干爸家里人打，正是这种敏感他已经在别人在事件里死了无数次了，只是没有人来告诉他应该怎样做，应该怎样来迎接这操蛋的生活。这就是生活，这就是生活的全貌。

   纪德在《大地食粮》李说过：“如果我们一开始就知道我们前来看到的，不过如此，我们可能不会上路。所以我们感谢上帝为我们掩盖了目的，而且把目的推得这么远，以致于为抵达目的而作的努力本身已经带给我们某种快乐，唯一可靠的快乐，我们感谢上帝，因为如此巨大的痛苦让我们希望一个如此辉煌的终结。”可他在最初的时候就看见了上帝的目的，看见了结局。他觉得反正孔雀在冬天时不会开屏的，所以没必要再等待再怀着期待了。

   父母对二弟唯一的好，是妈妈发现二弟鬼鬼祟祟，爸爸就拿着牛奶去检查他的课本，发现了一张人体素描。也因为这张女人图而辱骂他赶走他，有时候，人性的丧失和沟通的丧失是一回事。当一个人无法或拒绝与别人沟通时，人性就开始逐渐地丧失了，在这种时候，暴力是最后的仅剩的沟通方式。爸爸用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这种人性涣灭的方式对他，所以他也只能丢掉自己的棱角丢掉自己的个性。谁去告诉这个少年，在他的年纪对性好奇是件再正常不过的事，谁去告诉他强加在他头上的羞辱和责难并不该他去承受。

   他究竟有多沉默呢，在哥哥被戏弄口吐白沫的时候，他只穿着内裤跑出去，看见爸爸居然都没有说话，只是指指澡堂，示意哥哥出事了。

   他的反抗方式严格意义上是一种极端：沉沦、逃离、扭曲。因为年少的那些多余的力量不能正常发泄，他只能通过抽烟、带蛤蟆镜、穿大头皮鞋这些当时流行的略带痞气的方式来疏通。他的虚荣一开始导演就有暗示，姐姐借钱时候他在用粉笔把鞋刷白。脏了就是脏的，用粉笔这种方式去粉饰太平真的起不到作用。

  痛苦是性格的催化剂，它使强者更强，弱者更弱，暴者更暴，柔着更柔，智者更智，愚者更愚。哥哥在学校那件事几乎是他痛苦的根源。他被嘲笑，被父母赶出家门，他从来就不被真正的接纳。三弟代表着最弱势的群体，最底层的人民。 他的“活着”是最接近死亡的。他的“活着”几乎就是对死亡的模拟，就是为了死亡。理想、价值已经被剥夺干净。

   我要对你说要有一种能动性，要有一种决心，有一种内在的生存的冲动。上帝的创造，本质上是这种能动性。

  我要对你说你乐观或者悲观是对生活态度过于粗糙的划分。你永远不能偏执地否定一个看似落魄的人她就不曾努力去建筑生活。只是社会的森林实在太大了，夸张一点说，连真理走在里面都会迷路。更何况一个孩子。
 我只是在想我们是否有保持自我的可能性，我们是否拥有这样的力量。 
 
 孔雀之幸运的傻子

   因为哥哥得了脑病，这种“不正常”大家就不再拿适用于人群的那套“正常标准”去要求他。反而对他多了份“宽容”。愚人的蠢事算不得稀奇，聪明人的蠢事才叫人笑痛肚皮；因为他用全副的本领证明了自己的愚笨。 
    二姐说如果幼儿园工作不好找的话，她想再等等。可是母亲说等等，你以为你是神仙啊，什么好工作都等着你。

大哥路过棉纺厂看见陶金玲，就回家要母亲给自己说媳妇。母亲当然知道大哥这样的没有人能看上，就说你跟着爸妈一起生活不是挺好的吗？她顾及着一个傻子的感受，却忽略这二姐一颗美丽的心。

大哥被家里人全力爱护着，那种爱甚至是一种渗入家庭内部的漫长的秩序，它达到生死  小到任何的细枝末节  吃西瓜、学自行车，分糖....几乎整片电影都是父母的偏心史。

   哥哥是弱智，对生活的要求基本从满足生理欲望出发，是一种不经意，纵有打击或不快，也能轻易抛诸脑后，接受现实，继续那么简单地生活着、快乐着。

   当然他有着他的烦恼，就是没有朋友。他对爸妈说老换工作，他都没有时间交朋友了。他想要朋友到什么程度呢，替他们背面粉的人，在澡堂给大哥了一只烟，你看他脸上得意的神情，一副我也有朋友我也被人尊重的威风。甚至在二姐替他报仇后，他还抱着烧鸡去求他们原谅。

这是一种“向组织靠拢”的根深蒂固的观念，它已经侵入到一个傻子的观念里。交朋友是每个人的基本心理需求，因为我们生而孤独。可是大哥的交朋友的需求已经是一种变了味的带着政治色彩的“外交”了。

   不管怎么说大哥毕竟是幸运的，及时二姐和弟弟要害死他，他心爱的鹅被毒死了。可只要再有一只小鹅，只要一只小鹅会长大他就又可以开心地吃着包子。

姊妹三人最后在孔雀面前的对话展现了他们对于生活不同的态度，不同的态度也决定了他们不同的生活状态。哥哥说这里孔雀不开屏拉倒，以后我们自己家里养一大群孔雀。至少他的理想和对生活的憧憬是被保全了的。

大哥因为当时城市和乡下的歧视娶到一个精明的跛子姑娘，激进的姐姐被环境改造成视“孔雀”梦想为假的的阿Q。边缘化的弟弟成了行尸走肉，每个人都搭上了时代的烙印。

那么你猜为什么大哥会常说一句现在是北京时间八点整，因为不管是现实还是国家的宣传工具在北京八点都会有“好戏”上演。我想起《第二十三条军规》里的话：我们都受着某个庞然大物的控制，它挟裹着我们向前冲。我们只能踉踉跄跄地跟着它，与它保持步调一致。

  电影始终没有给我们希望，因为那是一个生病的时代。

  直到现在我们有没有走出文革的阴影，我们有没有用公共的力量在谋杀别人梦想的同时又杀死了真正的自己呢？我们又该怎么做？我也只能用王朔《梦想照进现实》里，一句玄之又玄的句子：“知道光和光见面怎么打招呼吗？在最黑的地方见！” 做为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