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哥摄影学堂

  我是搞新闻摄影的，从现在来看，新闻事件的发生不是专门为摄影记者在场而发生的。只要新闻事件发生了，谁拍照片谁就有了传递新闻的可能。不要说这几年我们国内，从世界上来看，有些重要事件最早的传播是业余爱好者，比如头几年前伦敦地铁大爆炸，当时现场没有新闻记者，但网上发的都是爱好者在现场用手机拍的照片，传播的很快。去年，汶川地震也是，除了大批记者到现场之外，还有很多非专业人员也拿起了相机、手机拍照片。

我刚搞摄影时有一个错觉，我觉得新闻摄影搞出来，我们看了很多外国名家的作品非常让人佩服，战争、灾难、很多著名的事件、著名的照片。看多了以后，我自己就产生一个错觉，我觉得在中国搞新闻摄影可能前途不大。为什么呢？很多发生灾难、发生战争的地方我们去不了。我们国内有很多新闻事件很有限制，不让你拍，放火、防盗、防记者，不是那么自由。所以我觉得搞新闻摄影难度很大。

但是1988年我开始改变我的观点，因为那一年我们请了五位著名的新闻记者给我们讲课。他们除了在世界摄影比赛拿过大奖，比如说柬埔寨灾难偷渡到奥马尼拉，这是世界新闻年度最佳照片奖。他们给我们讲课展示了他们的很多照片，但是我们发现他们除了这些脍炙人口的作品之外，他们展示的大部分照片都是日常生活的，都是人们身边发生的事，有人像的、有体育、有社会新闻、家庭照片等等。而且这些照片都是一流水平，不是因为题材小这个照片拍的不小，而是因为照片拍的太好了，使这个题材本身也得到了升温。

从1988年之后我就逐步形成了一个想法，我不会拒绝任何题材，甚至风光照片。人家说贺延光是拍新闻的，实际上我拍过很多风光照片，都是走哪儿拍哪儿。我不会去为了拍一个风光照片专门去等上几天，甚至几年我再想着，我不会，因为我不是搞风光摄影的。但是我走到哪儿，路过、碰到我一定能够抓拍到。

这些年我看一些青年朋友、一些摄影爱好者的照片，我就劝他们不要往新疆、西藏跑，你就拍你身边的事。如果你能把你身边的事拍好了，你就是一个高手。因为你能把日常新闻拍好了，假如你碰到重大新闻的时候，你会游刃有余。如果平常的照片拍不好，不要指望重大新闻来了，你会突然冒出来，这个几率是非常小的。摄影界有这种情况，有的人你看他的几张照片拍的很好，但是你再看其他的照片，你甚至怀疑这是不是他的水平。

什么问题呢？摄影本身是有机遇性的。有这个事件出现了，你正好在场，稀里糊涂正好拍好了，那就很惊人了，这是机遇。但是再看你的其他照片为什么不像你拍的呢？因为这之间的水平差距太大了。平常你拍的并不好，只不过是碰上了、运气好而已。所以一个好的摄影师，第一是承认机遇。

我去拍胡连会。我在现场，是200个记者之内的人，我有这个机会。但是有这个机会的人是不是都能够拍好呢？200多人呢？不见得，大部分人是拍不好的。有的拍的好是各有千秋。可以给大家看一看，我为了拍那张照片，这个现场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司空见惯。我们看中央新闻，每天都是那一幕，无非是人物不一样，就是见面、握手、寒喧，形式上没有太大的变化。我已经几年没有采访中央新闻了。但是我知道这个程序，因为我天天在看电视，所以我事先想如果这次采访我能去的话，这个照片怎么拍。想来想去，第一，我要拍全身照片，我们见的《新华社》通稿照片，大部分都是半身照，这都成了模式。所以第一，我要拍全身照片。第二，我要拍他们伸手要握没握上取得照片。为什么呢？因为共产党、国民党恩恩怨怨60年，曾几何时，刀枪剑戟，今天，手往一起伸，步子往一起迈。都有了这个意思了，都有这个意愿了，但是为什么只想拍伸手要握没握上的照片呢？这个意愿仅仅是一个开始，不能说今天一握手，国共两党的很多矛盾、很多事情就一了百了，不可能，慢慢来。所以伸手、迈步这是一个象征性的东西。

新华社的记者朋友给我打电话说，这张照片你是事先想好的吗？我说是，因为它是个预知性的新闻，胡锦涛哪天哪天见连战，这些大家都知道的新闻，不是突发性的。

为了能把脑子里的想法变成照片，第一，我中午没有吃饭。没有吃饭是上午连战在北京大学演讲，我在那里采访。采访完了之后，快到中午了，胡连会是下午三点钟，我为了拍这张照片必须提前去人民大会堂前排队，你光有记者证不行，你得想办法先进去，为什么呢？你要占一个有利地形。两个人见面，你站的位置非常重要，你晚去五分钟，中间的位置被站满了，你站偏了，你拍出来的结果即便是瞬间一样，一个人能看到，另外一个人就是后脑勺。这个照片不会用你的了，今天就不是新华社的头稿。

所以我是中午没有吃饭，直接到了报社，我导照片，我跟司机说你先吃饭，15分钟后咱们走。他们说三点开始呢，走那么早干什么？我说占位置。就是这样我还不是占的第一个，第三个还是第四个。前面还有两三个老外记者，安全检查，提前两个小时记者放进去，都排着长队，拿着器材就往前冲。 我要站在比较高的地方，照片从上往下拍，俯拍。给摄影记者预备的跟照合影的梯子一样，四级台阶，我跑到第四级。我知道要让我的镜头稍微倾一下，有一个幅度，从上往下拍。为什么呢？完全考虑背景。如果我站在地上拍，也是这个瞬间，背景将是门、窗、工作人员等等，乱七八糟的。这个画面两个人就足够了，两个党首，两个人就够了，其他的不用要。所以我要站在第四级台阶拍。

另外，你在那里两个小时不能动，所有记者都挤在一块儿。我平常拍照片是不用闪光灯的，我多少年基本上不用，很少用。为什么？是我在80年代，在新华社听了一位美国《地理杂志》的女摄影师讲课，37岁，连续几届在荷赛国际摄影比赛中得奖，三个孩子的母亲。她讲了一节课，她讲的很多话我已经记不住了，但是有一句我一直记着，她说我15年没有使用闪光灯了，我认为现场光线的真实性也是新闻摄影真实性的一部分。

我一听她讲的很有道理，现场光线的真实性，明了、暗了，本来的光线应该是新闻摄影真实性的一部分，我觉得她的这个理念非常好，我自己也很接受。 所以这么多年，我拍照片是不用闪光灯的，很少用。但是什么事也不能绝对。比如说今天在这种光线下，我在这里讲课，不用闪光灯比较困难。如果我没有动作还可以想想办法，我还有动作，我是在运动着的，因为摄影毕竟是靠光线造型的，离开了光线是不行的。我们所说的慎用闪光灯、少用闪光灯是指你的闪光灯要用好。不是什么情况下就“啪”一下。现在可以看到很多摄影师离开闪光灯不行的，“啪啪啪……”没完没了。

你看中国电视剧，拍美国大片，摄影上、造型上有什么区别？光线。你一看光线就知道你看的是大片，但是咱们的电视剧很少，把所有的光都打的都很亮。 这些多年我是很少使用闪光灯的，但是这次不行，胡连会不行。为什么不行？我往两边一看，所有的记者都是拿着闪光灯的。这个现场光平常来讲是可以到的，但是我一看这个情况，左、右都不好，都使不上灯。在关键的时候，你的快门开启的时候，别的闪光灯同时都闪了，怎么办？你没办法控制你的曝光。所以我就想我也得用闪光灯，不用的话没有办法控制曝光。 但是闪光灯用到什么程度？我就一张一张地试。前面工作人员走来走去，我就一张一张地试。我在这张照片之前拍了50多张，就是试光线。把闪光灯开到1/1、1/2、1/3、1/8，一张一张地试。什么闪光既能把动作捕捉住，而且有可能还有动感，同时没有闪光灯的痕迹。我拍了50多张。

到三点，连战出现了。我的镜头就跟着连战走，快到跟前的时候，我就摁快门了。我拍了好几张，最后只有这一张。第二张我有点儿偏了。拍完了之后，我拿着马上就看了一下，和我事先设计的基本上是符合的。 这就算完成任务了，他们两个会谈去了，我们就进不去了，只有两三个记者可以进去，我们就走了。出人民大会堂的路上，我碰到两个报社的记者，都认识，年轻记者，很高兴，我说拍的怎么样？拍上了。我说我看看。两个人拿着相机给我看了个后背，基本上都是半身像，就是新华社我们司空见惯的照片。我当时就问了一句，为什么不拍全身照。两个朋友当时没有反应过来，我为什么问这个话，什么意思。我说共产党、国民党过去是那样，60年第一次见面，手要往一起伸了，步子要往一起迈了，这意味着什么？恍然大悟为什么要拍全身照。但是完了，机会大家都是一样的。

后来这张照片当然还有很多故事，关于这张照片开始是被报社“枪毙”了。“枪毙”的道理，因为是预知性新闻，我很快就处理完了。下午回到报社，看到的人，包括文字编辑、摄影编辑看了一致觉得这张非常好。我想赶紧发，发了我就走了，我跟北京青年报的人有一个饭局，吃饭去了。晚上九点钟我们的编辑给我打电话，让我过去，说不行，让总编辑给“枪毙”了。他没办法，你得问。他年轻一点，我资深一点。

我回去见了我们的老总，我问为什么？怎么了？总编辑说了一句话，你拍的太不正式了。这个话从哪里来呢？什么叫正式呢？就是大家电视里常见的，半身像、握着手。说你拍的太不正式了，我当时很恼火。但我们这个领导是刚调来不久，一个上级、一个下级还不好办。我很担心照片被枪毙了，就毙死了。我回到办公室就开始给别的报纸（打电话），包括外地。

事后我知道，西安的华商报因为这张照片上不上、用不用这张照片，两派在晚上吵的一塌糊涂。后来我给新京报打电话，新京报说你得传过来我们看一下。传过去了5分钟，新京报说，我们值班的几个头一致决定明天就用你这张照片，但是署名怎么办？贺延光。贺延光不是我们这里的。署上你的名字会不会给你们带来麻烦？中青报的记者拍的照片用在了新京报上。后来我说没关系，前面加上几个字“中国青年报记者谁谁谁”就可以了。

我心里的一块石头就落地了，总不至于不见天日吧，总有地方用了。但我还不甘心，我毕竟是这里的记者，这个报纸不用。后来我又见我们的老总。我说我没看到别人的照片，到现在为止，所以我不能说我的照片是拍的最好的，但是我敢说我的照片是拍的最好的之一。凭我的经验，我敢说这个话。

好我在说这个话的时候，其他编委副总编辑都在旁边，我是多数派的，都支持我。别人都替我说话。后来我们总编辑说你们都觉得好，那就用吧。

我非常高兴，我要回家了，走到电梯门口，我们夜班的编辑又追过来，说你先不要走，再坚持两个小时。这些日子说变就变，你走了，没准又变了。我说我不管了，我的责任尽到了。再变就不是我的责任。

当然第二天一见报，我们一位副总编为了把这张照片处理好，把中国青年报的报头缩小了，腾出地方。第二天反应很好。因为我一上班，行政人员说你拍的照片给我洗一张好不好？我说行。中国日报的人给我打电话，河南的人给我打电话。

几天以后，在办公会上，我们老总检讨了几条，他说我没想到这张照片出来好评如潮。后来我在听他们办公室秘书跟我讲，说好评如潮不是指的编辑、记者的反应，也不是指的读者的反应，都是官比他大的人给他打电话。

新华社的朋友跟我说，你的标题是先起的还是后起的？我说我早就想好了，像这种新闻是早就想好了。再一个不是我起的，美国70年代，阿姆斯特朗登月，“阿姆斯特朗的一小步，人类的一大步”，这不是我的创作，只不过是拿过来变了一下。

中国日报的哥们儿给我打电话，你的标题我知道怎么起的了，抄。我说抄哪儿的？我在秦皇岛上卫生间，那里写的“往前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我讲这个故事什么意思呢？你看就这一项，但事先你要考虑多少问题，不是你到现场拍一下就完了。我说我至少考虑了三天。用这个故事我想讲一个道理，我们搞摄影的人，不管你专业的也好，业余的也好，什么最容易？摁快门最容易，谁不会摁？先摁照相机，一看说明，后面就图象出来了，不行再调再摁。摁快门是最容易的。怎么不容易呢？什么时候摁快门最不容易。什么时候摁代表了你个人对这个事情的的认识、判断。如果你不知道国共两党的历史，你不太懂你能这么拍吗？你可不就当成一个任务去完成了吗？

我们还可以想电视里谁用这个画面？见了面，一伸手、一握手，但是观众不会从电视画面蹦出这个画面，因为那个画面都是连续看的。我们摄影师的任务是要把你自己感觉到有意思的瞬间固定起来，放大以后，强化这个情节，强迫这个热点度。可能很多西方人可能看不明白，他对这个历史不了解。但是我相信很多华人看了这个照片会感慨万千的，这段历史他还是了解的。

所以摄影有机遇性，但是要求我们的摄影师有这个机遇性的话，一定要抓住，不能让机遇在你眼前白白放过。你不要认为你在大事件上就能够拍出好照片。拿去年来说，汶川地震，去了多少摄影师，专业的、业余的，今天一年多过去了，在你的脑子里，究竟有几张画面？就那几张照片，大部分都从你的脑子里淡化了，或者说你看过一张就这样了，没有在你脑子里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对于业余爱好者来说是无所谓的，对于专业摄影师来讲当然是一次大的挑战。一次大的事件你参加了，你拍没拍？拍好没拍好？好到什么程度？如果你没拍好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没参加一样。你靠什么证明你参加这个事件了？是靠你的好照片。如果你没有好照片谁去关心你到现场去了没有。

实际上这种竞争非常激烈的，为了拍好照片，我现在看年轻记者的照片，我不会看你拿出两张好的给我看，我根本不看。我不看你二三十张照片，我脑子里没法对你的水平有一个准确的判断。看两张不行，也许碰到一个什么事，就像我说的机遇性。

还有跟年轻记者交流时，有一次给我看照片，你挑出来的几张给我看不行，我要看你所有的。把你的原始文件都打开，一张一张过。这张照片你为什么摁开门？都是后脑勺，你摁快门干什么？你想表达什么。摸摸头，我也不知道。

这不行，摄影师每摁一次快门都是你想表达什么，要通过你的快门来讲故事，不能盲目地摁快门。我们在拍摄现场看没完没了地拍照片，没完没了地连拍，一摁一下走五张、八张。说实在的，我很少用这个装置，除非拍体育照片，拍光线非常暗的情况下，1/4秒曝光，手端着，还不保险。在这种情况下有时用连拍，来选择里面的一张。在这两个情况之外，我没有用过一次连拍。

现在我看一些摄影师，包括专业人员，在新闻现场，不管什么题材都是连动。你要知道你每拍完一张照片，最后都要经过电脑，你要看的，要耽误你多少时间？而且不能把你的成功寄托在快门的机械运行上。

80年代初，那时候刚拿到一台尼康S3，我在北京青年报，我从来没有拍过体育照片，结果出现朱建华第一次打破记录我在场，没有观众，观众很少，也没有几个摄影记者。我离的很近，在沙坑前，朱建华一跳，我也没有拍过体育，一摁快门。回去冲出胶卷看还不错。画面里朱建华大半个身子已经过去了，后面背景是电子记分牌，两米三几我记不清了，173。173是朱建华背上的运动员号码。画面上这些都非常清楚，我非常高兴。

我记得当时北京晚报、北京日报用的都是我的照片。但是人民日报用的是新华社记者官天一老体育记者拍的照片。我一看他这张照片我笑了，拍的不好。朱建华的上半身还没有过横杆就摁快门。当时我心里笑老记者，拍的不如我，我第一次拍体育，好几个报纸都用我的照片。

若干年过去了，我也认识官天一了，有一次我们出差，坐火车，就聊起朱建华。第二次我拍朱建华就失败了，全国第五届运动会在上海，1985年还是1986年。因为我有第一次的经验，我还在沙坑跟前，但这时候朱建华是个名人，中外记者很多都挤到沙坑那儿，稍微一动人就被挤出去了。因为为了抢先站位置，我也是提前了两个钟头到那里的。就那样最后和一个人高马大的欧洲记者挤的还发生冲突。朱建华最后跳的时候我已经不在那里了，果然第二次打破世界纪录。

当然我这张照片就反应平平。反过来评比全国好新闻奖的时候，朱建华打破世界纪录，新华社有一张照片，胡越（音）一个老同志得了奖。后来我见了胡越，胡越说这张照片我在看台上拍的。我把现场的记者证让给年轻记者了，我就到观众席去了，我也不能下去。他拍的是一个什么画面呢？朱建华打破记录以后，手中持一束鲜花，在观众的欢呼声中绕场一周。他的身边前后左右拥满了摄影记者，都对着他照相。这个画面不是跳高的瞬间。胡越说延光，我得送你一张照片，你看，你也是在这个记者群里。我心里想这不是骂我嘛。他送给我一张照片。所以我就记住了，如果你第二次还按第一次的想法去拍不会成功的，读者是需要新的画面的。

我和官天一聊起了朱建华的照片，官天亿就讲起他第一次的失误，他说我太相信器材了，一秒钟过几张，没想到一张没赶上，张张都不合适。所以人民日报虽然登这张照片了，确实是不如我拍的好，一张没赶上，张张赶不上了。

官天一讲这个话的时候，眼中含着泪。我们俩聊天，他是我的长辈，那次我中彩了，他颗粒无收，他当着我的面讲他那次的教训，可是我洋洋得意了好几天，我第一次出手就把新华社的记者给干掉了。

  所以这个事我一直记着，摄影是有机遇的。怎么处理、把握这个机遇，尤其现在更要考虑。所以我的一个观点，你对生活认识到什么程度，你的照片就能拍到什么程度。胡连会上前面摄像记者200多人，至少像这样的画面路透社也没有照着。稍微不太一样，我们的位置站的不一样。国内的基本上都是大家司空见惯的（照片）。

我讲这个照片的故事是说大家从这上面体会一下，摁快门没有什么难的，你要学摄影、要搞摄影，而且你第一步就要懂快门、光圈的关系，为什么用8的光圈，不用4的光圈，我是为了想让我的景深长一点。为什么用2.8的光圈，我是让景深短一点，把我拍的人物突出出来，要不然太杂了。为什么我用1/2000秒，为什么用1/125秒，为什么用1/8秒？这个都有讲究的。但是技术性的问题，我相信大家都有照相机，拍的照片慢慢的很快就可以掌握了。尤其是现在效果马上就出来了，画面一看不行就删了再拍。我不删回家再改就继续拍。

 但原来是胶片的时候就不行了。胶片的时候别人问我你这次采访拍的怎么样？我不等胶片冲出来，我是不敢讲话的。现在第一步技术上要掌握，这是一个熟能生巧的过程。

但另外一点，刚才我讲了，摁快门是比较简单的，什么时候摁需要平常的锻炼。生活的积累、对生活的感悟，这是一个慢工夫，甚至你每天都在进行学习和积累。你看一部电影，听一个广播，听别人讲个故事，看本小说，甚至你看《新闻联播》，都应该有你自己的感觉和判断。(作者/贺延光——中国青年报图片总监、高级记者、中国新闻摄影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