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高云淡

李嘉诚本质上是一个商人，尽管他在此前多次表明过“爱国爱港”的政治态度，但商人的本性，驱使着他在作出经营决策时首先要考虑自己的实际利益

随着长江基建集团日前通过换股方式与电能实业合并，香港大富豪李嘉诚旗下的所有商业资产，包括长和、长地、长建等10家上市公司的注册地已全部迁出香港。这是继去年陆续撤出内地之后，李氏实业的又一重大资产转移。

还在去年，当李嘉诚开始不断抛售内地多个城市的商业地产的时候，针对内地舆论对他产生的质疑，他曾经信誓旦旦地表示，自己“爱港爱国，永不迁册”。让人大跌眼镜的时候，一年不到，他已经放弃了这一承诺。

如今，当他开始撤出香港的时候，舆论又发出了“别让李嘉诚跑了”的呼吁，认为李嘉诚在内地和香港尚有“三大使命”需要完成，即“兼顾民生，回报穷人”，“稳定香港，担起商界领袖的责任”，“做更多善事，经营社会事业”，因此李嘉诚不能一走了之。但是，面对充满道德正义感的呼吁，这一次李嘉诚没有再作出任何回应。

李嘉诚此前对内地的广泛投资，被视为香港同胞的爱国之举，因此他在内地收获了不少政治荣誉，这种政治荣誉反过来又成为他进一步收获商业利益的资本。目前，无论是内地还是香港，其经济运行都面临着一定的困难，正需要李嘉诚这样有号召力的资本大佬发挥作用，但他却选择了大手笔撤资，无疑让对他寄予厚望的人们感到愤怒。但是，情绪上的愤怒固然可以理解，像抓坏人一样发出“别让他跑了”的呼吁，基本上是徒劳。

如何看待李嘉诚撤资？这要从李嘉诚的身份原点说起。李嘉诚本质上是一个商人，尽管他在此前多次表明过“爱国爱港”的政治态度，但商人的本性，驱使着他在作出经营决策时首先要考虑自己的实际利益，作为旗下拥有多家上市公司的一个资本大佬，他还要考虑到分布于全球各地的投资者的利益。

在内地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年，外资进入一直被视为对改革开放的支持，被赋予了某种政治色彩，而内地因为开放而产生的经济红利对李嘉诚来说，正是其扩大商业版图的一个大好时机。在香港回归以后，特区政府同样需要像李嘉诚这样的资本大佬发挥作用，因此也任由其坐大，以至在香港的某些行业获得了垄断地位。

最近几年，内地和香港政府与李嘉诚长达几十年的“蜜月”开始产生变化。就内地来说，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原来的高速增长已经变化为中高速增长，在内地企业的盈利能力减退的时候，即使像李嘉诚这样的富豪，也很难像以往那样收获丰盛，特别是李氏企业在内地城市的房地产投资，由于持续多年的房地产调控，其升值空间已明显收窄。

以李嘉诚几十年商场博弈历练出来的眼光，他自然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种变化；就香港来说，李氏商业帝国在香港市场的快速扩张，也引起了部分香港市民的反感，香港被称为“李家的城”就反映了这种情绪。香港作为一个高度市场化的地区，其成熟的市场法治也不允许这种情况长期存在，去年李嘉诚将旗下两大企业长江实业和和记黄埔实施重组，部分业务被分拆，就表明了他作出的某种退让。另外，近年来李氏实业内部频繁爆发劳资矛盾，表明它在香港的经商环境已不是那么好。因此，综合各种因素，李嘉诚的产业转移是由其商人这个身份所决定的，他不过是为了寻求到更好的投资方向。

从道德上来看，李嘉诚的这种行动似乎有点背信弃义，但对于一个商人来说，首先需要遵守的是法律，而不是商业道德。舆论要求李嘉诚完成“三大使命”，但无论是“回报穷人”，还是“稳定香港”，还是“做更多善事”，这都是政府的本份，而不是商人必须完成的法律义务。一个商人不愿意从事这“三大使命”，或者说他在这些方面有过努力，现在收缩了，那是他的自由，没有必要用道德、信义之类的绳索来绑架他。

对于李嘉诚的离去，不妨大度点。李嘉诚离去，不管是对内地还是香港，换个角度看也有好处。多年来，李嘉诚在市场的高速扩张对其他资本形成了一种排挤效应。特别是在内地，政府为了吸引他的投资而给予的“超国民待遇”对内地的民营资本来说是不公平的，现在他的离去，至少给了其他资本更多的商业机会。只要市场是开放、流动的，李嘉诚所留下的空白很快会得到填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