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翎楼兰

    李白是我国诗歌史上最富于传奇色彩的伟大诗人。从惊姜之夕母梦长庚，到采石捉月骑鲸仙去，他的一生，就像一部神话，离奇幻化，恍惚他真是天外飞来的“谪仙人”。然而，他毕竟是个薄命的“凡人”，曾经到东鲁躬耕陇亩，也曾经到皖南采矿铜坑，是有过漂泊升沉不平凡经历的凡间诗人，他的坟墓至今仍坐落在采石江边。白居易《李白墓》诗云：“可怜荒垄穷泉骨，曾有惊天动地文。”因为他有“惊天动地”的诗篇，所以留下不朽的诗名，流传着神奇的传说。德国哲人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指出：“精神从来没有停止不动，它永远在前进运动着”，“成长着的精神也是慢慢地静悄悄地向着它新的形态发展”。诗人的历史是一种精神现象，不可能停止不动，而是随着时代的推移，向着新的形态发展，所以在李白身后，不同时代会塑造出不同的李白形态，对他的诗也会作出不同的评价。经历唐宋元明清，随着社会思潮和文学流派的演进，作为精神性的诗人李白，在历史的进程中，在人们的视野中，不断地改变着原有的形态，对他的诗作也被作出不同的解读，一代一代通过褒贬抑扬，重塑诗人的形象。

    林庚先生的《诗人李白》，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的作品，是李白重构历史流程中引人瞩目的一尊雕像。林庚先生是诗人，他以诗人敏锐的目光和诗人特有的感悟，以及诗人富于感性的语言，重新塑造出来的这一李白形象，也可以视为先生的诗作，是一首充满浪漫精神的长篇歌行。《诗人李白》原是一篇几万字的长文，改编成册却是一本薄书，于是附录诗选九十六首和相关传记五篇，才成了现在这样的规模。本书篇幅不大，但却倾注了先生的大量心血，是先生精心结撰的力作。全书有三大亮点，也是容易引发争议的三个疑点，那就是盛唐气象、布衣诗人和浪漫艺术，我们不妨把这三个问题摆在历史视野和当代视野的交叉点上加以考察，或许可以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举世公认，我们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唐诗是诗国的一座珠穆朗玛峰。林庚先生不以山为喻，而以水为喻，称唐诗为“诗国高潮”，这个高潮的标志就是“盛唐气象”，这个气象的代表人物就是诗人李白。关于“盛唐气象”，林先生曾撰文指出，是诗歌中蓬勃的气象，而所谓“蓬勃”，不只由于它发展的盛况，更重要的乃是一种蓬勃的思想感情所形成的时代性格，即一种时代精神。这个时代精神，是开朗的解放的乐观的奔放的“少年精神”。李白“从那上山的路走上了山尖，一望四面辽阔，不禁扬眉吐气，简直是‘欲上青天览明月’了”，时代赋予他“自由的丰富的想象，少年的解放的精神”，因而成了“站在那时代的顶点上，歌唱出整个民族的面貌与命运的最伟大的诗人”。有人认为现存的李白诗歌，大部分是从长安“赐金放还”以后的作品，所反映的不是“盛唐气象”，李白“不是什么‘盛世’歌者，而是那黑暗社会的无情的揭露者”（裴斐《谈李白的诗歌》，《文学遗产》79、80两期）。就材料而言，李白诗歌“当时著述，十丧其九”（李阳冰《草堂集序》），自是不能以诗篇分量来判定前后主次；就观点而言，显然是对“盛唐气象”一词的别解，与“盛世”混为一谈，理解成一种社会状态，而林先生说得很清楚，指的是一种精神现象。历史的演进，社会状态和精神现象并不是同步前行的，社会已经下滑，而精神凭着惯性依然上行的现象是存在的。盛唐历史转折时期，当社会矛盾大暴露的情况下，李白依然保持开朗解放的“少年精神”，就是最好的说明。李白的少年精神，最突出的表现是积极入世的态度和大胆干时的勇气。李白常以横海鲲负天鹏自拟，充满自尊、自信、自强的积极进取精神，有兴社稷安黎元，“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的宏伟抱负。他自知毫无伐阅的门第，是不可能通过科举求得进身的，只能像道流那样选择走“终南捷径”，像策士那样采取四处游说，于是求仙访道，以隐求显，四处漫游，广事干谒，西入秦海，投书献赋，但都未见成效。终于在年过不惑，由道流贺知章的揄扬和玉真公主的举荐，才得以待诏翰林，然而仍是无职无权，不能一伸所能，不久便被“赐金放还”，长期过着流浪的生活。但是他并不死心，随时准备东山再起。直到安史之乱，永王李璘起兵，才被徵辟入幕，却以附逆之罪，锒铛入狱，长流夜郎。逢赦归来，已近暮年，还请缨加入李光弼大军，冀申一割之用，半道病还，最后死于当涂。终其一生，屡遭挫折，却从未放弃建功立业的理想，这就是林先生所说的乐观奔放的“少年精神”。李白说“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对于权贵，乃至对于皇上，非但不能摧眉折腰，有时还要加以挞伐讽谏。所以苏轼《李太白碑阴记》以为太白如同汉代东方朔“戏万乗若僚友，视俦列如草芥”（晋夏侯湛《东方朔画赞》）。他对于权贵真是视若草芥，“骅骝拳跼不能食，蹇驴得志鸣春风”，“孔圣犹闻伤凤麟，董龙更是何鸡狗”（《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骂权贵是蹇驴鸡狗；对于万乘之君，同样敢于批逆鳞，“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古风》）， “君失臣兮龙为鱼，权归臣兮鼠变虎”（《远别离》），“徒希客星隐，弱植不足援”（《书情赠蔡雄舍人》），这些话都是冲着唐明皇说的，真是胆大包天，不怕因言获罪。对于唐肃宗之杀永王李璘，他在《上留田》诗中说：“交让之木本同形，东枝顦顇西枝荣。无心之物尚如此，参商胡乃寻天兵。孤竹延陵，让国扬名。髙风缅邈，颓波激清。尺布之謡，塞耳不能听。”明白指出，为了争夺帝座，骨肉互相残杀，言辞何等尖锐！这就是李白开朗解放的“少年精神”。他那种积极入世和勇于干时的精神状态，在衰世在末世都是难以想象的，也是难以为当道所容的，那是盛世士人所特有的心态，也是盛世社会所能容忍的心声。有人认为李白是“忧郁的愤怒的”，要知道，李白在忧郁愤怒之中仍然透露出积极处世精神，这恰好说明在他身上反映出来的正是“盛唐气象”。

    在封建社会中，服装乃是身份的象征，仕宦衣官服，庶民穿布衣。因此，布衣也就成了平民的代称。正如林先生说的：“布衣的原意就是平民。”古代平民包括士农工商，即所谓“四民”。所以尚未进入仕途的知识阶层，也是布衣，李白就是这样的布衣。有人认为林先生“在《诗人李白》一文中夸大了知识分子（布衣）在历史上的作用，并把李白诗歌的深刻内容归结为狭隘的知识分子情绪（布衣感），是错误的”（裴斐《谈李白的诗歌》，《文学遗产》79、80两期）。林文关于“布衣”这一概念的内涵说得很清楚，是包括知识阶层在内的平民，不能简单地缩小成“知识分子”，更不能以今日的“知识分子”概念，去套用古代的士人阶层。“布衣”一词，不是林先生强安给李白的，而是李白自己戴上的一顶帽子，他常以布衣自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与韩荆州书》），“丹徒布衣者，慷慨未可量”（《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忝列岁星臣，布衣侍丹墀”（《赠崔司户文昆季》）；早年在成都干谒苏颋时，曾被“待以布衣之礼”，并以此为荣（《上安州李长史书》），中年奉诏入京，唐明皇说“卿是布衣，名为朕知，非素蓄道义，何以及此”（李阳冰《草堂集序》），林先生指出：“李白终于‘一命不沾’，又正是典型地代表了布衣与统治阶级矛盾斗争的本质；这就都统一为李白的布衣感。”李白的“布衣感”，从他的平权意识、任贤观念和非战思想等方面可以看得出来。李白所谓“不屈己，不干人，巢由以来，一人而已”（《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出则以平交王侯，遁则以俯视巢许”（《冬夜于随州紫阳先生飡霞楼送烟子元演隐仙城山》），以独立的姿态，平视王侯将相，这就表现出一种平权意识，体现了布衣的独立精神。李白说：“古之诸侯，进贤受上赏，蔽贤受明戮。”（《为宋中丞自荐表》）要求别人进贤；又说：“唯当报国荐贤，持以自免，斯言若谬，天实殛之。”（《与贾少公书》）在永王军幕时，自己表示要荐贤，继承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尚贤”（墨子）和“举贤”（屈原）的思想，这都表现出一种任贤观念，体现了布衣的参政意向。李白反对穷兵黩武，对于攻打吐蕃，远征南诏，都在诗中有所讽谏，在《战城南》一诗中明确表示：“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战争是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正义战争旨在维护百姓利益，非正义战争则是为了统治者的利益而牺牲百姓的生命，李白所反对的正是这种非正义战争，正如林先生指出的，他“要求不能再在开边的政策上使人民不得安宁”。这正表现出一种非战思想，体现了布衣的政治态度。平权意识、任贤观念和非战思想，都发自李白的“布衣感”，而这种“布衣感”，林先生以为是一种古代的“民主要求”。“民主”一词是近代的政治概念和观念，说到古代“民主”，实际上就是民本思想。在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度，神权社会向人权社会转化，“民”也由被占有的财富向被使用的工具蜕变，就在这转变的春秋战国时期，曾出现过民本思想。有所谓“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孔子家语》），“生王之头曾不若死士之垄”（《战国策》），这些都表现出那种民本思想。在封建社会定型之后，伦理政治的确立，民本意识，被主奴意识所取代，只是在觉醒的士人中还接过这种思想武器，向帝王权贵挑战，提出古代的“民主要求”。李白就是以布衣的身份，以民本思想为武器，与权贵对抗，正如林先生说的：“李白的政治生涯在许多方面是与屈原十分相像的，然而屈原还是一个贵族，是以一个贵族中进步分子的身分来反映‘两种文化’中的对抗性。李白却更进一步，以一个平民，一个布衣的身分来反映了这个对抗；屈原还不得不采用的‘从容辞令’，到了李白就表现为更解放、更无顾忌、更尖锐、甚至于说是更放肆的语言，他的愤怒有时简直没有把统治阶级那般人放在眼里。”他之所以敢于如此对抗，就因为在他的观念之中，有民本民贵、载舟覆舟的古代“民主”精神，“布衣与统治阶级矛盾斗争的本质；这就都统一为李白的布衣感”。

    殷璠《河岳英灵集》说李白“《蜀道难》等篇，可谓奇之又奇”，独标一“奇”字，以状其风神。奇者，正之反也，出人意表，变幻莫测，即宋敖陶孙评李白之所谓“如刘安鸡犬，遗响白云，核其归存，恍无定处”（《臞翁诗评》）。古人评诗文以奇正，犹近世之言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是文艺史上两种主要的创作方法。李白的“奇”，属于浪漫艺术，远绍庄（子）屈（原），近承建安（曹植），而称雄于三唐，成为这一流派的代表。林先生指出：“他的浪漫的豪放的性格，就正是盛唐这典型的时代中典型的性格。”风格即人格，这种浪漫的性格自然表现为浪漫的艺术风格。所以林先生接着说：“至于他的《蜀道难》之交响乐般的雄伟，《庐山谣》之雕刻般的明晰，《天姥吟》之戏剧般的发展，在那惊险壮秀的山峰上，在那奔腾明丽的江流中，在那古代遗留的传说里，那里有自由的呼吸，那里有民族的血脉，这些又都汇成为李白飞动的、长篇巨制的歌唱，代表了盛唐解放的朗爽的风格。”这种自由的飞动的解放的朗爽的风格，必然在形式上突破初唐流行的五言，而代之以七言，突破初唐定型的律体，而代之以古体，所以林先生说：“李白正有许多五言的杰作，就是在四言上也还有绝佳的成就，然而我们却无妨说七古七绝乃是李白最杰出最典型的成就，这里而且说明着李白的性格”，林先生认为，七古和七绝继承了“歌”的传统，“这‘歌’的道路，表现了诗歌从六朝带有贵族气息的骈俪中真正解放出来，而回到平民手中；也正是这样的发展，唐诗才走上了诗国的高峰，这就是李白在民族形式上所走的进步的道路”。李白的浪漫艺术选择了适合其个性风格的形式，也选择了适应其个性风格的创作方法，以抒情为基调，以兴寄为旋律，以夸张为节拍，综合成一曲动听的浪漫交响乐章。李白诗歌基本上都是抒情的表现，而不是叙事的再现，所以很难以他的诗歌证实历史事件，不同于一般所说的“史诗”，即便是表现政治思想，也是采用抒情的方式，可称之为政治抒情诗。情所由生，离不开现实生活，所以抒情并非缺乏现实内容，只是采用不同的方式来反映社会现实，认为李白诗“文而无质”（宋李纲《书四家诗选后》），是一种极大的误解。其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内容乃表现在兴寄之中。李白论诗，恰恰主张“文质相炳焕”（《古风》），鄙薄梁陈的“艳薄”，肯定“兴寄深微”（《本事诗》）。比兴是中国诗歌的一个重要传统，乃至是国人思维的一个显著特性，“立象以尽意”（《周易》）从上古沿袭至今。李白的所谓“兴寄”，就是比兴，通过诗的意象，来寄托所要表达的思想内容。林先生说：“民歌中‘起兴’的传统，启发了诗歌语言丰富的比喻与联想，也丰富了诗歌表现上的变化；人乃能人以外的事物来写自己，这也就是中国民族风味的特色。”诗歌的主旨寄托于意象，而意象的创造，李白往往采用极端夸张的语言，从而达到警醒的效应。例如“白发三千丈”，林先生说：“历来诗人没有过这样的奇句，然而谁能说这句诗不好懂呢？这杰出的表现就成为诗歌语言典范的例子。”又如“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林先生说：“这也是千古未有的奇想，但是对于李白来说又是出之于那么自然的。”夸张的语言是出奇的，多半是超现实的，不是现实的真，却是艺术的真，之所以富于感染力，妙谛就在于此。李白奇之又奇的浪漫艺术，抒情的情绪化，兴寄的深微化，夸张的虚幻化，有时不被理解，乃至被曲解，以为脱离了现实，是“虚幻之说”（宋赵次公《杜工部草堂记略》），其实，只要具有音乐的耳朵，仔细聆听他那浪漫的交响曲，一定能感受到那活生生的现实世界，所以林先生曾把它归入“现实主义的传统”。

    李白和杜甫是“诗国的巨星，他们并肩站在那时代的顶峰上，然而心情是两样的”，一个上山，一个下山，“上山的时候似乎只望着天，下山的时候就不得不望着地了”，望着天，会异想天开，表现为浪漫的；望着地，自然要脚踏实地，表现为现实的。所以一般认为，李白属于浪漫主义，而杜甫则是现实主义。他们的诗歌都表现了那个年代的时代精神，都放出耀眼的光芒，即韩愈所说的：“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调张籍》）他们的身后，历朝历代不断地加以褒贬抑扬，或扬杜抑李，或扬李抑杜，这只是不同时代不同政治理念、不同社会思潮、不同文学流派的不同观点，对于这两颗巨星的折光，这种折光无损于也无益于巨星的万丈光芒。所以对李杜褒贬的研究，与其说是李杜研究的课题，不如说是社会思潮史研究的课题，因为对于历史人物的研究，“历史视野总是包含在现时视野中”（姚斯《走向接受美学》），所以总是能从这种研究中感受到觉察到社会思潮演进的轨迹。林先生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所写的《诗人李白》，同样在历史视野中包含着现时视野，文中所提出的“盛唐气象”、“少年精神”、“自由”、“解放”、“民主”等等诸如此类的概念，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不难理解，这些都是时代的烙印。四十年代后期，进步士人，大都赞同反对国民党独裁、专制，提倡自由、民主，五十年代建国之初，平民颇有解放的感觉，经济恢复，社会也出现蓬勃的气象，林先生对于这种社会的变革自然心潮澎湃，在李白研究中把这种当代视野和当代心境，融化到历史视野中去，所以说这《诗人李白》就文学意义而言，就像是他的一首长篇歌行；在后来的修改当中，我们可以觉察，林先生经过学习，懂得一些阶级斗争的政治理论，也学到诸如典型性格、现实主义等文艺理论，所以努力地往这上头靠，虽然并不自如，却也说得头头是道。这就是所谓当代视野。假如这本书写在1957年以后，林先生必定不会写成这个样子，或者说，也许他就不想写了。文学的历史性是在历时性与共时性的交叉点上显示出来的。我们今天读这本书，是在读盛唐时期，读李白，也是在读建国初期，读林庚，用心的读者一定能从李白到林庚这古今两位杰出诗人身上得到诸多教益。

                                    2011.6.15于京华清风馆

                         （林庚《诗人李白》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1年7月出版）

                               本文又刊登于《名作欣赏》2012年第二期

    如果不是他去世的消息被媒体报道，林庚似乎已被人们遗忘了。今年中秋节的前两天，这位97岁的老人在睡梦中辞世，人们这才又记起早年与吴组缃、李长之、季羡林并称“清华四剑客”、后来又与吴组缃、王瑶、季镇淮并称“北大中文四老”的林庚先生。

    10月4日，与往常一样，他吃过晚饭，上床休息了一会儿。晚7时左右，家人发现，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这位杰出的诗人已经停止了呼吸。

    “他赤条条地来，又赤条条地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说。他曾告诉自己的每一个学生，要去接触林庚，拜访林庚，因为这位老人有着故去的知识分子们身上最深厚、最值得传承的精神财富。

    这笔精神财富近20年来一直隐居在北京大学燕南园里。上世纪80年代林庚从北大退休，便一直居住在这里。他在园子里种了花草，学生们从门口偶尔路过，能看到在那扇油漆有些脱落的大门里，林庚先生正静坐在藤椅上，看着花丛思索，阳光洒在他身上，他的侧影清癯而安详。

    这些学生再也听不到林庚讲课了。

    据听过课的人们回忆，林庚讲课，有时身着白衬衣，吊带西裤，有时身着丝绸长衫。他腰板挺直，始终昂着头，大多时间垂着双手，平缓地讲着，讲到会心关键处，会举起右手，辅以一个有力的手势。他从不用讲稿，偶尔看看手中卡片，但旁征博引，堂下鸦雀无声，仿佛连“停顿的片刻也显得意味深长”。

    北大中文系教授张鸣还记得，一次听林庚讲“独立小桥风满袖，平林新月人归后”，讲到“风满袖”的意蕴时，他平静地、引经据典地讲着，站在写满优美板书的黑板前，静静地看着学生。张鸣忽然“感到了先生绸衫的袖子仿佛在轻轻飘动”，虽然那时教室里并没有风。

    “从那时起，我才感受到了诗的魅力，那是一种静默中的召唤。”张鸣说。

    林庚退休之前，中文系特意为他安排了一堂“告别课”。尽管从1933年在清华大学给朱自清当助教开始，林庚已经执教半个世纪，但他的讲课题目还是几经更换才定下，讲课内容也斟酌再三，教案足足准备了一个多月。这一课，讲的是“什么是诗”。

    讲课那天，他穿一身经过精心设计的黄色衣服，配黄皮鞋，头发一丝不乱。照钱理群的说法，“美得一上台就震住了大家”。然后，他款款讲来，滔滔不绝。但是，课后当钱理群送他回家，他一进门便倒下，大病一场。

    晚年，燕南园里这位坐在藤椅上的老人，已经少问世事，不接受媒体访问，淡出公众视野，甚至，连那些从他门口路过的学生，有些也已经不知道他是谁了。“功利、名望，仿佛已经完全从先生的心里消失。”张鸣说。

    但老人的隐居生活却似乎自得其乐。一次，张鸣去拜访他，请教学问。两人正高谈阔论，忽然屋里响起一阵响亮的鸡叫，随后锣鼓声大响。张鸣大吃一惊，不知所措。林庚见了，在一旁得意地拍起手，哈哈大笑。原来那是儿孙们送给这位年过九旬老人的一件玩具，只要说话声音过大，就会自动发出声响。这是林庚十分喜爱的玩具。

    林庚还喜欢孩子们送给他的玩偶“悟空”和“八戒”，特意挂在窗前，只要一碰，两个玩偶便手脚乱动。他还酷爱风筝，常到学校围墙外的空地放风筝。他在床头挂了一只花蝴蝶的风筝。在那只花蝴蝶的相伴下，他睡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纯真、率真、赤诚，就像一个真正的孩子。而这是做一个大师最大的特点。”钱理群说。

    这位九旬老人脸上孩子般的笑容，让为他制作遗像的照相馆师傅感到惊讶：“这么精神的老人，从来没见到过。”

    隐居中的林庚，惟独在有人请他为学生讲课时绝不推辞。“对学生，对年轻人，林庚有一种超乎寻常的感情和期待。”张鸣说。

    在他那间20多年毫无变化、简朴陈旧的客厅里，他面对来访的学生，很容易激动起来。阳光从东、南、西三面的窗户里洒进来，学生们“坐在他面前，甚至连敬仰的心都很难产生，他实在太随和，太真诚”。学生袁行霈回忆，他从不对学生耳提面命，疾言厉色，也不肯当面表扬，或者说些惯常的客套话。

    学生去看望他时，他起身迎接。离开时，又总是要送出大门，说声“谢谢”。北大毕业生余杰曾撰文回忆读书时他与林庚的一次接触。林庚站在料峭的寒风中迎接他，主动与他握手，说话总带着“歉意的微笑”，告别时走出很远，回头看，他仍“站在门外望着”。

    张鸣等人回忆，与林庚交谈，他从不爱提身边琐事，只谈论学问和文章。不过有时候，师生之间也会回忆起过去的北大。他还会谈到当今学术水平的下降，谈到校内草坪上盖楼是破坏了那里原来建筑的“和谐”，为完美景观的破坏感到惋惜。

    “他对学生是不设防的，更是宽厚的。”张鸣说。

    林庚写信给自己的弟子孙玉石，会提笔写道：“玉石兄如晤”。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林庚的一些学生创办刊物《红楼》，被打成右派，发配外地，颠沛流离。林庚一直挂念在心，直到他90岁生日时，仍然凭记忆列出他们的名字，嘱咐张鸣，把他们务必请来见面。

    林老先生讲究衣着，爱戴围巾，素来整洁。即使披一件夹克，不扣扣子，能让人觉得“高洁”。

    “他很干净。”张鸣评价说，“这种干净，是由内而外的。”

    这位曾经的北平现代派诗人、后来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一生追慕的是“寒士文学”和“布衣感”。他推崇不在权贵面前低头、“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尘埃。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的骨气。

    他的学生袁行霈至今记得先生的一句话：“人走路要昂着头，我一生都是昂着头的。”

    不过，“文革”中林庚曾被选调入“两校写作小组”。这段历史，成为有人指责林庚的罪名之一。但钱理群向记者转述，在一次为一本古书做注的讨论会上，江青曾送给林庚一枝花，托他“转交夫人”。林庚不卑不亢，接过花，随手放在桌上，没有任何受宠若惊的表情。

    “这起码说明林庚先生的态度。他是温和的，他不是激烈反抗型的文人，这与他的性格，一向相符。而他对政治里的事情，原本并不清楚。”钱理群说。

    他认为，此前和此后，林庚与政治，再无半点瓜葛，可以作为一个证明。而林庚晚年的隐居，被钱理群看作“从根底上是自由的精神”。

    “在做人上，他是成功的。”钱理群评论，“相比一些在世时被推上高位，被别人供奉的人，林庚的结局是最美的。”

    “他并不显赫，社会上的人也许并不知道他是谁，然而学生却永远铭记。”钱理群说，这是作为一个老师，可以得到的最高评价。

    而在北京大学的一间课堂上，曾有一名中年教师将手中的书掷在桌上，抬起头，眼睛望着屋顶，慢慢地说：“想当年，林庚先生，衣服整洁，风度翩翩地站在讲台上，那时候……”讲到这里，他有些陶醉，教室一片静默。接着，他又一低头，发出一声叹息。

    林庚给他的学生留下了这样的笑容：“他抬起头，微微含笑，望着屋宇的东方，目光中有坚毅，有安详，有回忆，有思索，有自足，有憧憬。”

    这样的笑容已经成为历史。2006年10月4日黄昏，林庚由保姆陪伴，又一次来到北京大学未名湖边。很快将是中秋，他有些失望地说：“怎么月亮不圆啊？”

    “快了，后天就是中秋了。”保姆答道。

    “好，到时候我们出来看月亮。”林庚有些高兴地说。这天晚上，他在燕南园62号的家中，永远地离开了。

    金宁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