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 浴火校魂不灭 重生作育栋梁
个人日记
香港文汇报：南开 浴火校魂不灭 重生作育栋梁
由嚴修、張伯苓創辦的南開系列學校始建於1904年，是中國近代教育史上最早的私立學校。甲午戰爭後，日本對中國開始了從“蠶食”到“鯨吞”的侵略步伐，早期的南開學校，也正是在這一歷史背景下創辦、起步和成長的。因此，“抗日愛國”成為南開的最大特色。學校自創立之初，便一貫秉承教育救國理念，以“允公允能，日新月異”為校訓，為國家、民族培養了大批棟樑之才。其中，文化名人、政商英才層出不窮，不僅有共和國兩任總理，還有中外院士100多位。 -香港文匯報記者趙大明天津報道
1891年，15歲的張伯苓考入北洋水師學堂，如飢似渴地“師夷長技”，畢業後到北洋水師從軍。甲午海戰大清國一敗塗地，張伯苓憤然選擇了棄武從文的教育救國之路。適逢天津名紳嚴修倡辦新學，二人兩赴日本和美國考察，回國後創辦了南開中學。十幾年間，相繼創辦了南開大學、女中、小學及重慶南開中學、自貢蜀光中學，形成完整的南開學校體系。
校鐘警示師生 國恥銘諸心坎
1931年“九一八”事變東北淪陷後，張伯苓校長令校工每日敲響校鐘，先敲九下，再敲一下，再敲八下，用以警示全校師生勿忘國恥。他召集全體學生慷慨陳詞：“中國之前途較日本有為，吾不應畏日人。”他要求，南開學生把此次國恥“銘諸心坎，以為一生言行之本，抱永誌不忘、至死不腐之志”。師生們隨後組織了“國難急救會”，張伯苓親任主席，集資購置勞軍慰問品，以實際行動支持長城抗戰，慰勞前方將士，鼓舞抗敵士氣。同時，學校還接收當時東北淪陷區的學生免費入學。
1934年10月10日，第十八屆華北運動會開幕式在天津北站體育場舉行，市政府邀請了包括日本在內的各國駐津領事及武官出席。300多名南開學生組成的啦啦隊在看台上打出“毋忘東北”、“毋忘國恥”、“收復失地”、“還我河山”等旗語，觀眾報以雷鳴般的掌聲和歡呼聲。看台上的日本天津駐屯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惱羞成怒，氣勢洶洶地向大會提出“抗議”，要求嚴懲南開這些“膽大妄為”的學生。作為大會總裁判和南開校長的張伯苓，對日本人的“抗議”不予理睬。
日機狂轟濫炸 名校幾成廢墟
南開人的愛國抗日，被日寇視為眼中釘、肉中刺。“七七事變”後，平津相繼淪陷。1937年7月29日凌晨，在日軍已經完成對天津事實上的軍事佔領後的第三天，天津駐屯軍司令香木青司悍然下令對南開學校進行毀滅性轟炸。南開大學、中學受到幾十架日機的狂轟濫炸和炮擊，甚至連女中、小學也不放過。轟炸持續了兩天，日寇又派出騎兵和數輛滿載煤油的汽車，在校園內到處縱火。經此劫難，南開大學成為一片廢墟，儀器設備被毀殆盡，珍貴圖書典籍和成套外文期刊遭洗劫一空，那口重逾13,000斤、曾為“毋忘國恥”而鳴響的校鐘亦被劫掠。
據1943年9月25日《私立南開大學抗戰期間損失報告清冊》統計，房屋、圖書、儀器設備、標本、機器、傢具等財產物資損失，按戰前價值共計法幣663萬元(約合當時200萬美元)，佔抗戰時期全國高等學校全部財產損失的五分之一。轟炸過後，日本憲兵隊和各類走狗漢奸紛紛出動，佈下天羅地網，大肆搜捕以張伯苓校長為首的南開師生，必欲趕盡殺絕。在廣大愛國市民和租界內歐美國家同情者的掩護下，大多數師生倖免於難。南開學校被毀後，悲憤欲絕的校長張伯苓發表公開談話說：“敵人此次轟炸南開，被毀者南開之物質，而南開之精神，將因此挫折而愈益奮勵。”
日寇妄圖毀滅南開的暴行，不僅沒有打垮南開人的精神，反而更加激發了他們同仇敵愾的抗敵決心。抗戰期間，大批南開校友誓死不當亡國奴，懷對日寇的仇恨，義無反顧地投身到抗戰的第一線。
1947年1月，在南京的南開校友為張伯苓一行舉辦茶會，校友會召集人、中央通訊社記者唐際清在致辭中說：“在(南京)被立案懲處的漢奸之中，沒有一個是戰前的南開學校畢業生。”3月，張伯苓回到天津，南開校友、天津市市長杜建時也向他報告：“平津二市被立案的漢奸之中，沒有一個戰前南開畢業生。”張伯苓笑答：“這比接受任何勳章都讓我高興。”
愛波斯坦筆記揭日寇早有預謀
時任《京津泰晤士報》記者的波蘭人愛波斯坦，用他的筆記錄了南開被炸的情景：“他們的飛機，一隊隊飛到南開上空，飛得很低，簡直是把炸彈放在校園。那座輝煌的圖書館和內部藏書，連同其它建築毀於一旦。”愛波斯坦還保留了一份日軍轟炸南開後，舉行各國記者招待會的記錄。透過這份記錄，日本人對南開“必欲除之而後快”的報復之心昭然若揭：
記者：“為什麼要轟炸大學？”日軍發言人：“因為這些暴亂的中國人在那裡駐軍。”記者：“我在那裡沒見到中國兵。”日軍發言人：“但那裡的建築物很堅固，中國人會加以利用。”記者：“你怎麼知道？”日軍發言人：“如果我是中國的司令官，我會利用。”記者：“難道這成為轟炸一所世界著名學府的理由嗎？”日軍發言人：“諸位，南開大學是一個反日基地，我們必須摧毀所有的反日基地。”
1927年，南開校長張伯苓赴東北考察，深感「不到東北，不知中國之險」，回津後組建滿蒙研究會（翌年改名為東北研究會），開展東北三省實地調查，搜集日本侵華罪證。他還在南開中學設立《東北地理》課，由東北研究會主任傅恩齡自編教材授課。
近日，這套與「九一八事變」同時印行的《南開中學東北地理教本》在南開大學圖書館被發現。該書雖為地理教科書，實為一部民族危機、國難當頭之時的憂患之書。編者並非專門介紹東北地理，而是隨時將愛國精神、憂憤情懷融會於字裡行間。編者有感於東北屢遭列強爭奪、他人環伺的危險情景，及時提醒國人：「強鄰侵蝕之結果，血痕斑斑，幾無完膚」，「倘國人急起直追，力圖挽救，或迅速殖民，或開荒墾殖，危亡之局勢，庶可挽回；否則甘作俎肉，任人宰割，三百餘萬方里之沃土，行將淪於虎狼之口矣。」
1995年，南開校友會會長申泮文(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聯同張伯苓嫡孫張元龍，以及嚴修家人曾啟動對日索賠議案。後來，索賠之事擱淺，張元龍說原因有三：一是到日本法院起訴索賠的人，不僅受盡屈辱，而且希望渺茫。“我們為什麼不能在中國建立專門處置對日索賠的專事法庭？”張元龍說。二是索賠需要大量的證據。因為當時是私立校，而現在是公立校，財產過渡的證據，沒有相關部門的配合很難收集到。三是索賠不能只是金錢的補償，賠償的目的是能夠保證歷史的悲劇不再重演，必須對當年的罪行有所追究。
對於索賠的依據，張元龍解釋說，從1972年的《中日聯合聲明》到1978年的《中日友好條約》，再到1998年的《中日聯合宣言》，它們的基礎或者說我們放棄索賠的前提，都是日本不再走軍國主義道路。但是，從近年的教科書事件，到參拜靖國神社問題，再到釣魚島爭端等，已經可以看出日本一步步走向軍國主義復活的險境。
張元龍說，當年《中日聯合聲明》中方草案第七條是：“為了中日兩國人民的友誼，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放棄對日本國要求戰爭賠償的權利。”但是在聲明最後正式發佈時，草案中“權利”二字已經換成了“要求”。一詞之差說明，我們放棄的是“要求”，而保留的是固有的“權利”。“也就是說，南開也保留隨時向戰爭罪行追償的權利。”張元龍說。
编辑： 赖鸿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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