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眼、词眼个人日记

诗眼、词眼

个人日记

古人写诗作词，讲究锤炼字面。凡在节骨眼处炼得好字，使全句游龙飞动、令人刮目相看的，便是所谓“诗眼”、“词眼”。微云、河汉、疏雨、梧桐，何等寻常的景物，而孟浩然炼就“淡”字、“滴”字，写成了千古不磨的“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宋祁的“红杏枝头春意闹”、张先的“云破月来花弄影”，如果去了“闹”字、“弄”字，所写景色原也平淡无奇。而着一“闹”字、“弄”字，就境界全出，顿然改观。“诗眼”一词，最早见于北宋。苏轼诗云：“天工忽向背，诗眼巧增损。”范成大也在诗中写到过“诗眼”：“道眼已空诗眼在，梅花欲动雪花稀。”范温的诗话更以“诗眼”为名，题为《潜溪诗眼》。“词眼”一词，首见于元代陆友仁的《词旨》。《词旨》分八部分，其六专论“词眼”。虽然“诗眼”、“词眼”的称呼出现较晚，而注意炼字，可以说与诗歌创作的历史一样久远。《诗经·周南·芣苢》：“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每两句只在关键处换一个动词，而采—→有—→掇—→捋—→袺一→襭，逐层推进，同中见异，摇曳无穷，堪称为“诗眼”。南朝民歌《明下童曲》：“走马上前坂，石子弹马蹄。不惜弹马蹄，但惜马上儿。”一个“弹”字，墨光四射，如石韫玉，令人耳目一新，与后世所说的“诗眼”已毫无二致。两晋南北朝时，随着声律论的兴起与骈俪文的盛行，在文人创作中追求警策、秀句（其中也包含了对诗眼的求），成为一时风气。这不仅有陆机提倡于前（见《文赋》），并有许多文人追逐于后。“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谢朓），“亭皋木叶下，陇首秋云飞”（枊恽），“夜雨滴空阶，晓灯暗离室”（何逊），“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王籍），“行舟逗远树，度鸟息危樯”（阴铿），等等，锤字炼句得其神韵，历来传为美谈。而“识”、“辨”、“下”、“飞”、“滴”、“暗”、“逗”、“息”等动词（“暗”字为词类活用，形容词作动词）与“逾”、“更”等副词，都不失为句中之眼，起着画龙点睛的传神作用。唐代大诗人杜甫，历来被视为锤炼字句的圣手。他的《曲江对雨》诗，宋代题院壁，其中“林花着雨胭脂湿”句，“湿”字驳落，苏轼、黄庭坚、秦观、佛印分别以“润”、“老”、“嫩”、“落”补缺，都不及“湿”字鲜明生动。宋、元时代的诗论家，正是在千百年来诗歌的语言艺术日益精进的基础上，在诗人们愈来愈自觉地注意锤炼字句的情况下，概括出“诗眼”、“词眼”这些诗学的新术语的。诗眼、词眼在句中的作用不一而足。

  或者用以翻出新意。如萧楚才改张乖崖“独恨太平无一事，江南闲杀老尚书”之“恨”为“幸”，“恨太平”是对天下太平的不满，“幸太平”是因天下太平而感到幸福，一字之改而诗意迥异。或者借以增添情趣。如韩驹改曾吉甫“白玉堂中曾草诏，水晶宫里近题诗”之“中”为“深”、“里”为“冷”，改动两个字，使得原来只是用以指示方位的“白玉堂”与“水晶宫”，转眼显得雍容高华，超凡脱俗。或者靠它加强形象性。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用“绿”字而不用“到”、“过”、“入”、“满”等字，是取“绿”字的色彩；韩愈帮贾岛斟定“僧敲月下门”，是取“敲”字的声音（上句为“鸟宿池边树”，已是关门上闩的时候候“推”是推不开的，只好“敲”了）；秦观的“山抹微云，天粘衰草”，是取“抹”、“粘”的动作勾画出的线条轮廓。此外，有的诗眼、词眼又关乎诗意的精确。如齐己咏早梅：“前村深雪里，昨夜数枝开。”郑谷将“数枝”改为“一枝”，使“一枝”与“早”意丝丝入扣。有的诗眼、词眼还有助于铸就诗词的意境。洪瑹《阮郎归》词写春光：“绿情红意两逢迎，扶春来远林。”凭着一个“扶”字，我们感受到了从树林深处步步走近的春天。
  怎样去锻炼诗眼、词眼呢？古人有所谓五言诗以第三字为眼、七言诗以第五字为眼的说法，如“孤灯然（燃）客梦，寒杵捣乡愁”（岑参），“危峰入鸟道，深谷写（一作“富”）猿声”（郑世翼），“万里山川分晓梦，四邻歌管送春愁”（许浑），“莺传旧语娇春日，花学严妆妒晓风”（章孝标）。因而主张五言诗要在第三字上着力，七言诗要在第五字上着力。这种说法是不无道理的。五字句与七字句的节奏多作上二下三与上四下三，如“孤灯——然客梦”与“万里山川——分晓梦”。而意义单位又往往与节奏单位相统一，在五言诗的完全句中，常常上二字是主语，第三字是动词所在；在七言诗的完全句中，常常上四字是主语，第五字是动词所在。动词是叙事、写景、状物、抒情的关键宇，因而自然成为锻炼字眼的重要对象。但若把诗眼定死在五言诗的第三字、七言诗的第五字上，则又未免偏颇。原因在于，诗句的语法结构多种多样，并不都取上述完全句的格式，而诗眼也并不局限于动词一个类别。“身轻一鸟过”、“白玉堂深曾草诏”，便是不受诗眼在第三、五字说法局限的例子。这在词里，句子参差不齐，句法千差万别，当然更无从咬死第几字方得为眼，所以“绿肥红瘦”（李清照）既不妨以二、四字为眼，“宠柳娇花”（前人）又不妨以一、三字为眼。
  应该说，锻炼诗眼、词眼，并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条例可循。有的诗词本来无需在字眼上追求，如谢灵运的“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写病后初见的春色，已是形神毕肖，就无需乎再加炉锤之功。韦庄的“暗想玉容何所似：一枝春雪冻梅花，满身香雾簇朝霞”，意境浑成，也就不必要再在字眼上煞费苦心。如果是有待锻炼的字句，那么，最重要的是要处理好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刘勰说得好：“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文心雕龙·章句》）字句之所以需要锤炼，从根本上来说，是为了全篇的整体美。如果不能在宏观的背景上斟定字眼，就会象作画的人“谨发而易貌”（《文心雕龙·附会》），头发惟妙惟肖，面貌却走了样。明代诗论家谢榛无视篇意而轻改古诗字句，难免招致非议。他认为谢朓的“澄江净如练”（按：“净”应作“静”），“澄”、“净”字意重出，意欲改为“秋江净如练”。殊不知这是一首写春天的诗，下一句便是“喧鸟覆春洲”。忽春忽秋，颠三倒四，还谈得上有什么诗意呢！在意辞关系上，前人是有过不少精辟的见解的。《文镜秘府论·南卷》提出“精练意魄”。杜牧《答庄充书》说：“凡为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辞彩章句为之兵卫。”这些与刘勰所说的“振本”、“知一”都是同一个意思。韩愈帮贾岛推敲字句，正是从前后句文意的关联上选定“敲”字的。王夫之认为“‘僧敲月下门’只是妄想揣摩，如说他人梦……若即景会心，则或推或敲，必居其一。”（《夕堂永日绪论内编》）看似有理，其实是架空立论，未能从贾岛原诗的情景去判定选用“敲”字的妙处。
其次，锻炼诗眼、词眼还有待于掌握多种修辞方法。修辞的格式不一，古人大致分为赋、比、兴三类。现代修辞学分类细密，多达几十种（见陈望道《修辞学发凡》）。辞格本身并无高下之别，运用之妙全在于恰到好处地叙事状物、传情达意。但就各种辞格相比较而言，在诗词中出现频率较高的，则是拟人化的手法。诗人、词家既“能以奴仆命风月”，又“能与花草共忧乐”（王国维《人间词话》）。风月花草，在诗人、词家眼中莫不可以被人格化，因而拟人的辞格被广泛采用。“坐看黑云衔猛雨，喷洒前山此独晴”（崔道融《溪上遇雨》），“衔”与“喷洒”一经入诗，“黑云”便具有生命，犹如神龙一般活动了起来。此外，夸张、通感等手法，在锻炼字眼时也常为诗人、词家所瞩目。“寺多红叶烧人眼”与“红杏枝头春意闹”之动人心目，给人以强烈印象，正是由于巧用夸张、通感，炼出了“烧”字、“闹”字的结果。
  最后，大量掌握词汇，精通词类的活用，对于锻炼诗眼、词眼也至关重要。我国古典诗歌以精炼见长，前人有所谓“五言（律诗）如四十个贤人，着一个屠酤不得”的说法。一旦诗中出现屠夫、酒贾（“屠酤”）这类充数的滥竽，就得换上适合身份的“贤人”，这就需要有丰富的词汇库存。王安石如果不掌握“到”、“过”、“入”、“满”、“绿”等十多个意义相近或相关的词，就难以在比较的基础上选定“绿”字。谢榛形象而风趣地把这种通过比较加以选定的方法称为“戴帽法”。他说：“譬人急买帽子入市，出其若干，一一试之，必有个恰好者。能用戴帽之法，则诗眼靡不工矣。”在众多的词类中，动词由于其特殊的性能，固然应该成为锤炼的重点，但对于其他词类，即使是似乎无足轻重的虚词，也不可轻易放过。周邦彦咏蔷薇：“长条故惹行客，似牵衣待话，别情无极。”用了一个虚词“似”，便使蔷薇处于与人似和不似之间，显出无限情韵。阴铿写送行迟到，只见“泊处空余鸟，离亭已散人”，虚词“空”、“已”若不经意进入诗中，对于描画诗人惘然若失的情状却有着画龙点睛的妙用。词类的活用，有时具有化腐朽为神奇的功能，在锤炼字眼时也值得重视。“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蒋捷《一剪梅》），形容词“红”、“绿”，用作使动词。诗人通过樱桃变红、蕉叶转绿的动态，抒写了对时光流逝的惋惜。如果“红”、“绿”仍作形容词用，说成“樱桃红，芭蕉绿”，就会味同嚼蜡。周邦彦的“风老莺雏，雨肥梅子”，将莺雏与梅子的变化与风雨联系到了一起，并且用叠印的手法清晰展现出变化前后的异同。由形容词转成动词的“老”、“肥”，有如灵丹，在句中起到了点铁成金的作用。
  当然，“作诗本乎情景”（《四溟诗话》卷三）。要写出好诗，要锻炼出足以振聋发聩的诗眼、词眼，最根本的还在于作者胸中有丘壑，眼底有性情。如果置真情实景于不顾，而只是在字句之间掂斤论两，那么，对于诗眼、词眼的追求，对于好诗、好词的向往，终不免象海市蜃楼一样，会化为子虚乌有的。

   ——本文来自北京四中网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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