怡然

撰文：黄夏

1936年，在纪念里尔克（ Rainer Maria Rilke，1875 —1926 ）逝世十周年的演讲中，斯蒂芬·茨威格有这样一段动情的话：“在我们的时代，纯粹的诗人是罕见的，但也许更为罕见的是纯粹的诗人存在，一种完整的生活方式。”

若是里尔克地下或天堂有知，一定会对这位一战时期军事档案局同事的溢美之词，生出一种伯牙子期的知音之感。

但在美国学者拉尔夫·弗里德曼（ Ralph Freedman ）看来，这样的评价很大程度上屏蔽掉了里尔克作为“纯粹诗人”之外的“存在”，何况一个诗人根本不可能生活在精神的真空之中。在他为里尔克所作的传记《里尔克：一个诗人》（ Life of a Poet: Rainer Maria Rilke ）中不乏如茨威格那般既高妙又诗意的评价，但奠定整本书基调的因而也是最让人难忘的，则是临近传记结尾，也就是里尔克走向艺术和人生终点时，作者所发的感慨：

“若不能完成（一生的志业），里尔克的人生也将完全不同。多少次，他彷徨踟蹰，在天堂和尘世之间，在空缺和充实之间。对于那些曾爱过他的人，他的彷徨踟蹰是那样的残忍，可最后，那一切证明并非虚耗，他心灵与生活的流转反复最终在诗歌中结出最绚烂多彩的奇葩，那不仅是他个人藉以傲然屹立的高台，也是整个世纪的一座丰碑。”

△拉尔夫·弗里德曼

我都能感到弗里德曼写这段话时哆哆嗦嗦的庆幸劲儿——还好，里尔克完成了他的诗歌，要不，他就是一个铁定让今天（勿论百年前）的人们所不齿的奇葩。后人已经很难理解唐璜年代的浪漫主义了，他们会干脆利索地贴上一个人渣的标签，而这正是里尔克终其一生拒绝人们从人生或者心理学角度对他进行解读的原因（虽然他又汲汲希望他的大名弘扬四海）。

不过，弗里德曼的这本《里尔克》虽称不上为传主贴金，倒也无意搞臭他的名声，他只是从茨威格们的话语中还原了一个真实的里尔克。

让我十分钦佩的是，他在写里尔克的人生，尤其是“那些曾爱过他”、又被他残忍背叛的女人时，充分调动起当事者海量的日记、书信和回忆录，从中拣选出对他的诗歌产生影响的材料，说明这些女人并非唐璜单纯渔猎的造像，而是引领诗人走向创作巅峰的女神，以致入诗、入画、入精神，而没有沦为一部八卦大集锦。
 

里尔克出身中产阶级，他的父亲是一个小职员，母亲则活脱脱像是莫泊桑小说《项链》中的马蒂尔德，夫妇两人一心一意向往更高贵的阶层。

除了母亲爱读诗和爱祈祷日后对里尔克的诗艺产生影响外，父母留给他更多的是对攀龙附凤的痴心妄想。

而里尔克从小体弱多病，气质抑郁、消沉，运动无能，打架更不行，在同龄男孩眼中，他就显得有点“娘”，这就使他容易产生对他人尤其是女性的依赖。

整本《里尔克》展现的就是里尔克与这些女性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而从深层意义上来说，与女性的关系也恰恰折射出里尔克在创作自由与人情需要之间难以弥合的罅隙。

 
 

我们会看到，他一生吸引了那么多女人，其中不乏名媛、淑女、贵妇，来充当他的情人、母亲、金主、向导、打字员和老妈子，甚至还有女儿！但他临终时，却拒绝她们中的任何一个陪在身边。这不免使笔者产生一个恶毒的想法，里尔克从女性身上汲取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一俟创作完毕，就寻找下一个，如此循环往复，乐此不疲。

里尔克实实在在是一个女性吸血鬼啊！

当然，弗里德曼写得就比较客气，也比较圆滑。他说里尔克追求的是只知给予不知索取的理想爱人，里尔克为了报答她们，将她们在诗歌中塑造成英雄、女神和永恒的精神。这些神圣的爱人，“不会让自己的爱侣有丝毫牵挂，也不会挡住他的前途；或许，她会被抛弃，可她明白，正是由于自己的存在，自己的爱侣才能向着艺术的终点拔足飞奔”。弗里德曼是顺着里尔克的心意来写让里尔克感到动听的话，但暗地里又向读者挤眼示意里尔克的姿态是多么伪善。
 

更厉害的是，他用了很多篇幅来证明里尔克是如何用诗歌来回报那些被他汲取完了就扔在一边的女性，就如一滴假装无辜的松脂包裹住某只不幸被其窒息而死又注定流芳百世的甲壳虫。

鲍拉·贝克尔之于《给一位朋友的安魂曲》、
玛格达·里希琳之于《杜伊诺哀歌》第三篇、
露露·拉萨德之于《哀歌》第四篇、
巴拉迪内（梅尔林）之于《遗愿》。

这些女性在附录书后的参考资料中都是有血有肉的真实人物。她们中的大部分是有成就的作家、画家、艺术家和女权主义者，她们各自都有一肚子关于里尔克的话要说，而弗里德曼也努力做到让她们畅所欲言——把考证做到这样的水准，弗里德曼确乎有满满的自信来堵众“里粉”的嘴。

当然，这样的写法也难免有阐释过度之嫌，弗里德曼解说里尔克的剧作《白衣妃》（ Die weie Fürstin ）时，就有硬拉人对号入座的牵强附会之感。

 
 

我们从里尔克对女性的态度上，可以预见这是一个对家庭不忠的男人，相较诗歌，前者只能算是可有可无的小三。但里尔克并不自始就是巨匠，他缺乏像荷尔德林、托马斯·曼等德语大家的学养，他少时的诗歌也多无病呻吟的练笔，那么，是什么让他达到“蝶蛹之变”的境界呢？

与女性的关系、尘世的苦炼、特别是一战期间对生死的考量，固然充实了其诗歌思想的层次和深度（书中作了大量分析和阐释），但同样还有承载思想的容器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里尔克》作了很好的解答。只消我们稍稍从细节俯身，就可以看到眼前赫然耸起一幅泛欧洲艺术地图，里尔克就如早年游走四方求艺的工场学徒，努力吸收其中的养分：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和绘画使他将视觉语言转化为诗歌语言，俄国和北欧之行启发他对融合空间、图像、神话思想的思考，北非和西班牙艺术让他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想象之间游刃有余，而在巴黎与雕塑大师罗丹亦师亦友的过从，更是让他体悟到凝聚动与静、生与死、艺术激情与感官需求、固定有形的自我与倏忽易逝的生活的辩证魅力。

可以讲，欧洲就是一个流动的大学堂，里尔克从三流诗人到一代宗师的“蝶蛹之变”，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种开放性。而考虑当时欧洲泛起并进而影响里尔克的现代派思潮（他后来又反哺了这种思潮），其本身就与古典艺术一脉相承（我们从罗丹身上，就可以看到波德莱尔等人的影子），有这样的传统，才有现代艺术鼓动不绝的脉息。

里尔克至死未能脱贫，他卖了一辈子诗歌只够他一个人糊口，因而，他能够活下来而且还活得很滋润，又与欧洲对艺术的尊崇、保护和赞助的大背景息息相关。

《里尔克》结尾挽歌的气氛浓得不得了，就是因为一战的爆发结束了欧洲地图的开放性（这种开放性至今没有恢复），以及里尔克赖以为生的贵族体系，无论是艺术上的，还是政治意义上的。就此而言，弗里德曼最后流露的哀伤，不仅是对里尔克，也是对战前那个生机勃勃、海纳百川的欧洲的致敬。当然，还有他无法释怀的纠结心情：这个欧洲成就了里尔克，又把自己推入了万劫不复的地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