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草

2000多年来，为什么国人不敢说真话？(黑白先生）

所谓东方神秘主义，就是装逼主义，从历史上看，国人说话必须含糊才能生存，因为说真话是有危险的，皇帝随时会要你的首级，所以，只好躲在多义含糊的语境里，这种名实指向的不明确导致思维混乱，投机取巧和邪恶隐身其中，所谓中庸，就是使自己始终处在游刃有余的位置。

国人选择中庸，其实也是无奈之举，不能说、不愿说、不敢说真话，原因是说真话成本大、会挨骂、被笑话、甚至生命都会受到威胁。归根结底，还是体制问题，特别是官场，从上到下，谎言连篇、毒害至今，结果每个人都戴着面具，说一套做一套，口是心非，真话只有私密场合下才会出现。在这种假面社会下，中国人人格扭曲，活得很累。

在中国历史上，皇帝是最高统治者，掌握着臣子的生杀大权，臣子们在皇帝面前，谨小慎微，都不敢说真话，因为说假话最容易最保险。大小官员都不得不用官僚主义的一个妙诀，就是‘瞒上不瞒下',最后就只瞒着掌握最高权力的那一个人。等到那一个人也觉得他是被瞒了的时候，事情已经糟到极点，无可挽回了，导致社会崩塌，最后大家一起玩完。像唐明皇，在安禄山已经达到潼关的时候，唐明皇和杨贵妃竟然还在御花园中，游赏秋景，浅斟低酌。

在中国敢于说真话的历史人物中，一个人是司马迁。他因为在朝堂上因为为李陵说了句真话，结果惹得武帝大怒，竟被处以宫刑，生理和心理同时遭受伤害。另一个是海瑞，他的结局比司马迁幸运一点。海瑞因上书直陈时弊，惹恼了嘉靖被罢官。说真话很容易受到打击报复，是人们不愿说真话的重要原因。

说的通俗点，敢不敢讲真话不取决于说者，而取决于听者。这是一个体制的问题。体制遏制住了人的真性情。比如历史上还有个奇葩皇帝，叫李世民，由于信奉道教，道教治国。所以善于容人，才会有魏征直谏敢言。

这就是权力专制和帝王思想主导的假话社会。几千年来，从古到今，我们早已习惯了听好话。说真话的人不是被砍头就是被流放。清官不如贪官活得舒坦，说慌的人活得比不说谎的人悠哉。从上骗到下，官骗民；从下骗到上，领导只要听好话，层层欺骗，最终谎话成了畅通无阻的通行证。我们的社会其实一直处在这种病态中。

再给大家讲一个段子：光绪一直以为鸡蛋是奢侈品，一日问翁同龢：“此种贵物，翁师傅可曾吃过？”翁不敢说实话：“老臣在祭祀时才偶尔吃一次，否则不敢食也。”四枚鸡蛋，御膳房开价三、四十两银子，市场不过十二、三个铜钱，可怕的不是皇帝被蒙蔽，更可怕是翁同龢作为光绪老师都不敢拆穿。所以说，病入膏盲的满清，结局可想而知。

在正常国家，讲真话是社会的常态，正常社会讲真话比较容易，既不需要勇气，也不需要牺牲。而讲假话则需要很大的勇气，因为你骗人需要承担后果，搞不好要身败名裂。而我们的社会正好相反，讲假话很容易，张口就来，天天讲月月讲，脸不红心不跳，而讲真话需要极大勇气，一旦不小心被人曝光，甚至要冒丢工作、坐牢的风险。时至今日，说假者阵容之庞大当属世界之最，西方人指责中国人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

古人说，无诚无物。明清时期，专制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是还是有很多读书人，秉持士大夫精神，大胆说出“皇帝没穿衣服”的真话。现在，我们是21世纪。更需要敢说真话的人，因为一个社会创新的前提是，能够正确的描述世界。不敢讲真话不愿讲真话，如何正确描述世界？如何创新？

在一个专制社会，最需要的就是有良心的人，敢说真话的人，对待社会的不公，大胆说出来。嫉恶如仇，才是兴利除弊的利器。报喜不报忧的隐恶扬善，正是藏污纳垢的渊薮！以监督批评为主的西方社会，反倒社会稳定。

我们国家的文化必须主动融入西方民主文明，这需要各级领导干部要有具备胸怀宽广、 包容贤能气度，才能听进不同意见，才能容纳敢讲真话的人。忠言逆耳，只有容得下尖锐批评，才能兼听则明，才能保证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使我们社会回归正常发展，否则难免也会沦为满清的结局。

巴金说:"一个美国人敢站出来说真话，因为他知道身后会有千万个美国人用行动支持他。一个中国人不敢站出来说真话，因他知道周围同胞会默默与他保持距离，至多用眼神支持一下，剩下就自求多福吧。"茅于轼说：不敢说真话是个人的耻辱，不能说真话是时代的耻辱。

（黑白先生写于唐山201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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