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者

 改革开放之初，为了清除枷锁于人们思想深处，影响改革开放的思想观念，服务于“以经济为中心”的决策，提出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同时打破“天下大同”的观念，鼓励“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实事求是”的思想指导下，渐渐开启了唯物主义的金钱观和财富观。改革开放设计师的用心，在于刺激人们致富追求以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因此推行“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的实用观念，把致富、挣钱的利益驱动转化成强大的发展力量。然而人们记住了“发展致富”而忽略了“守法致富”，因为“守法致富”的观念与法制尚未建立健全；人们记住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忽略了设计师的下半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因为共同富裕需要创设一个社会机制，其目标尚遥远渺茫，自己致富才是眼前的首要。因而在八十年代，“万元户”成了社会的热捧与人们的追求。一时之间“一切向钱看”成了社会的时髦口号。建国以来数十年以毛泽东思想为核心建立起来的精神层面的高尚追求的思想长城崩塌了，迅而下降为物质层面的现实的庸俗追求。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曾经提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然而在致力于发展市场经济的历程中，始终存在着左右手不平衡的问题。人们激发起来的欲望裹挟着人性中自私的恶性因子,随西方自由思想和财富观念的长驱直入喷涌而出。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在迅速转变。官员的权力观也在向着庸俗化发展。传统的“内圣外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圣贤内修观念和毛泽东思想的“人民才是权力的真正主体，共产党员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因而权力必须用来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权力观为腐败官员所抛弃，继之而来的是西方资产阶级自由思想。在腐败官员那里，权力的神圣色彩消失了，跌落到地上成为手中可以用来博取功利的实用工具。于是腐败滋生，官商勾结，权钱交易。以致出现两次以反腐败为口号的学潮，成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利用学生发起运动的借口。

 进入九十年代，为了进一步加快经济发展步伐，要求“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对的就坚持，不对的就赶快改，新问题出来加紧解决。”于是“超常规发展”成了腐败官员叫得最响的台词。他们记住了“胆子要大一些”而忘了总设计师的后半句，忽略了“大胆闯”还存在着“对”与“不对”的差别，因为“对”与“不对”缺少一个考量的机制。对于执政道德已经沦丧的官员来说，就找到了以权谋私的借口。于是“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盛行，挥霍公款、贪赃枉法、权力寻租、房产别墅、小蜜二奶愈演愈烈。腐败官员不再有道德良知的谴责，甚至恬不知耻地鼓噪“牺牲我一个，幸福一家人”。
    二是经济发展的偏差使权力掌控失平衡。
    由于思想建设的失误和经济发展的迫切，先富起来的群体中，虽然不乏依靠勤劳守法的佼佼者，但不可否认的是，很多却是通过直接或间接的腐蚀干部、权钱交易发家的。这部分在发展经济大潮冲击下率先腐败下来的官员,同腐蚀社会伦理道德长堤的腐朽势力沆瀣一气,侵蚀着政权的肌体, 毒性在政权肌体里扩散。另一方面，在推进市场经济发展的工作中，造就了越来越多的腰缠亿万的市场经济骄子，而官员自己却身处计划经济的区域之内，依然领着计划经济的低工资。市场经济致富了别人，春风却吹不到自己身上。
    社会经济在迅猛发展，物质财富在快速丰富。当整个社会都在追逐金钱与财富的时候，甚至当“笑贫不笑娼”的观念都为多数人所接受的时候，社会的天平已经严重地向着金钱倾斜。拥有金钱与财富便成了社会骄子，两袖清风一身正气就成了榆木脑瓜茅坑石头为人们所抛弃。而两袖清风的“党员干部带领人民群众发展致富”也便失去了权威性，成为一句空话。
    人是要有追求的。传统内修的圣贤人格追求已经被西方自由思想和财富观念割断，与传统一脉相承的毛泽东思想的党性修养也渐渐成了口水而非实际行为。对于思想腐败的党员领导干部来说，“三讲”、“三个代表”等等所有的政治学习、思想建设都停留于书本之中，在现实的诱惑面前统统忘得精光。于是，面对亲身参与推动而发展起来的物质财富，甚至在亲手造就的兖兖大款面前，经不起考验的官员掌控权力的心理失去平衡了。他们拜倒在孔方图腾之下，沦为金钱的忠实信徒，成了地地道道的“钱奴”，滑落腐败的泥潭越陷越深不可自拔。于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私欲膨胀，“一切向钱看”，不管是环境重度污染还是短期行为，只要能够来钱的项目都以发展的名誉实施。以权谋私，中饱私囊，见利忘义，唯利是图，成为名副其实的蠹虫，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的同时，也严重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
    三是权力设置与掌权思想的错位被腐败钻空子。

 翻开所有关于腐败问题思考的文章，几乎都指出了一个问题：权力的高度集中是产生腐败的原因之一。可惜都未能分析权力高度集中为什么会造成当今腐败的深层原因，而只是按照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提出权力分立和权力监督作为预防腐败的重要措施。这就难免有隔鞋搔痒之感。殊不知当意识形态都腐朽了的时候，再分散的权力，再精致的权力监督机制的设计，所有的执掌权柄者同样会因为利益的驱动而结成一个利益共同体集体腐败。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是适合集权政治的文化思想。儒家的“内圣外王”、“吾日三省吾身”等等一系列文化思想，造就的是具有内省精神的圣贤人格的社会精英。正是这个原因，儒家思想才为中国两千年的封建专制政治奉为正统。所以才造就了中国历史上的汉武帝国、贞观盛世和康乾盛世，国人因此称为汉人，民族称为汉族，海外华人称唐人，纽约有了唐人街。可惜封建社会的更多时间里，因为一家天下的极端自私需要，以政权的强力扭着儒家思想向猥琐的方向发展，改变了儒家思想的初衷，服务于皇家的权力。比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思想，原意是以君的榜样当君，以臣的榜样当臣，以父的榜样当父，以子的榜样当子。翻译成现代的话，就是无论处在什么职位，就要以该职位所必须的榜样努力做好，体现了儒家最基本的圣贤人格追求。皇家政治却把它发展成“君要臣死，臣不死不忠；父要子死，子不死不孝”，孔孟的儒家思想被篡改得面目全非。致使上世纪二十年代新文化运动以来，错误地彻底否定传统文化，主张全盘西化。实际上，每一个朝代的腐朽没落，都因其执行的并非真正的孔孟之道。
    毛泽东同志继承和发展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的精华，比如：把内省的精神继承和发展为“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党内组织生活方式，把圣贤人格发展为共产主义的党性。同时把马列主义精髓推演成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和适合中国国情的理论，同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一起共同创造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体系。正因为如此，才完成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伟大事业。在这样的革命文化思想指导下，创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一切的新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学习和发展市场经济，同时也把西方的政治文化思想迎进国门。与中国传统文化追求精神高尚不同的是，西方的文化思想追求物质的现实层面，所以改革开放之初走出国门的国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触：他们的生活观念与我们有很大的不同。西方的民主与自由是基于市场经济这个基础的。他们的自由，从社会的角度看，是法律框架下的自由，但从心理的角度看，则是在宗教皈依下的自我，作奸犯科后向天主忏悔以转移良心谴责，减轻罪恶感。他们的民主，是中产阶级以上的社会阶层的民主，而不是真正的广大公民的民主。即使是最能体现西方民主的美国总统竞选，据统计，参加投票的美国公民也不过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左右，与毛泽东思想的人民民主绝非同一个概念。我们延续了精英掌权的权力设计，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接受了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这就发生了一个错位：以坚定的党性修养或者内省的圣贤人格精英为对象的权力高度集中的权力设计，权力是通过精英的操持来为人民服务的。而市场经济基础上接受西方自由民主所产生的是追求物质层面的实用思想，他们行使权力的服务对象必然是物质和财富，是个人的私欲和中产阶层以上特定对象的“公民”，因此腐败官员权钱勾结、暗箱操作、弄虚作假、作奸犯科，诚如古人憎恶的“奸贼窃据国家神器”，全然忘却了党、国家、和人民。这就是权力设置与掌权思想的错位，是权力高度集中为腐败提供便利的深层原因。因此，围绕权力设置所进行的改进，就成了预防腐败的关键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