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天昊：地方自主权萎缩害苦中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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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两年，改革处于攻坚阶段，先收权才能搞改革，否则政令难出中南海，这是很多人，甚至包括市场派的通行看法。
不过，不久前发生的平江事件，或者隐喻了集权模式的忧患。
原平江市委书记田自力因为当地火电项目叫停而主动辞职的事件，引起了广泛争议。当初，平江火电项目的落户，因为当地民众的反对而搁浅，而这引起投资方华电集团震怒，为平息各方情绪，田自力不得不选择辞职。
关于火电项目，平江官方和民间，都十分纠结。华电的火电项目如成功，将带来80亿投资，以及6亿的财政收入，大约是2013年平江工业税收的4倍。同时，火电项目对于环境的影响，也难以预估，官方和民间，均担心对于当地环境，造成毁灭性破坏。此前，平江属于国家生态示范区，拥有优良的生态环境。
一个地方主政者，因为央企的震怒，而不得不辞职，在国内尚处首次。田自力属于湖南少有的高配干部，即以副厅级而担任平江县委书记。一叶落而知天下秋，田自力的个人困境，以及平江发展的困局，凸显了中国地方发展主导权的逐步萎缩。
11月，平江县教育系统召开的火电事件反思会。与会者发言、表态，并签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迅速崛起，其实是得益于前期的持续放权，通过放权，激发了各个地方的发展积极性，最后造就了整个国家的飞跃。正如著名华人经济学家张五常所说，地方竞争，是中国改革开放腾飞的重要因素。而放权，则是地方腾飞的制度性保障。
但是，最近十五年来，中国部分领域改革，似有倒退的迹象，最明显的体现，就是地方发展权的日益萎缩。
地方发展自主权，包含两个领域，一个是财权，一个是事权，而这两个权力，都逐步受到了侵蚀。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推行的分税制改革，最后演化为地方财权被变相剥夺。此前，中央和地方的财政，主要靠抽成，即地方按照一定比例上交税收，其余的留给地方自主使用。这种抽成式的财政分配机制，后来由于三个方面的原因，逐步引起了中央不满。一是，部分地方为了少上交，隐瞒当地发展情况，少报GDP，二是，中国改革初期，实行的是非均衡的发展模式，部分后发地区，需要辅助，三是，国家需要相当财力，重点建设一些项目，并发展公共事业。
分税制的推行，很快就造成了地方财力不足。实行分税制后，中央的财政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从1993年的22%上升到2013年46.6%。其中，刚实行分税制的最初一年，甚至达到了57%，其后一直在50%以上，直到2012年才跌破50%。
而事实上，分税制之后，中央当初的目的，多数没有达到。地方隐瞒收入，其实可以通过稽查纠正，无需分税连根拔起。而中央的支付转移，则严重畸形，最后演变为大众诟病的排队分钱，比如中央的投入，奥运和世博，就至少在北京和上海身上各自砸了数千亿。而其它很多地方缺钱，嗷嗷待哺，国家也顾不上。严重偏离了分税制的初衷。
其实，财富集中于中央。最后体现在两个方面特点，一个是财政支出分配不公，国家平衡区域发展，平衡贫富的战略目标没有落实，反滋长了跑部钱进的歪风。中央有钱了，却没有用到刀刃上，最近十几年，国家的机构改革，日益延缓，财政供养人员不停增加，吞噬了增加的税收。地方省下的钱中央并没有用好。
另外一个隐藏的特点，是央企和国企的重新坐大。整个国家经济效率低下。朱镕基主导的国企改革，特点一个是抓大放小，一个是在竞争性领域退出。而分税制改革，削弱了地方的同时，却逐步壮大了央企和国企。特别是在竞争性领域，很多国企本来应该退出，但是，在得到强大财政补贴之后，低效的央企和国企不仅没有退出竞争性领域，反而上映了国进民退的荒诞剧。最典型的是钢铁行业，低效的山钢，非要兼并赢利能力三倍以上的日钢。最后整个行业产能过剩。
有一个被忽视的问题是，央企坐大，使地方发展的自主性受到强大打击，各个地方以前展开的发展竞争，更多的是发展本土经济，发展民营经济。而央企的坐大，改变了这种模式，地方竞争，不再是发展本土经济，而是去抱央企的大腿，各个地方，都以和央企联姻为荣，有些地方，动辄引进数千亿甚至上万亿央企投资。类似天津滨海，重庆两江依靠央企崛起的投机主义模式，竟然被追捧，而实实在是发展本土经济，发展民营经济的模式，则被视为落后的模式。纵使是民营经济大省的浙江，广东，最近几年也不得不低头，也开始加大引进央企，广东的东西两翼，大力发展石化和钢铁产业，而浙江的西线，也引进了千亿以上的石化产业。
不见湛江亲吻市长否?一纸批文，威力如斯，市场的力量，早微如轻风。央企的霸气和地方的卑微，逐步成型。
地方财权的被削弱是显性的，而地方事权的萎缩，则是隐性的，这一点被很多人忽略。
自2003年至今，与权力对市场干预日益加强同时进行的，是中央对地方发展的干预日益加强。最近十年，地方事权被逐步削弱。部委的权力，则日益膨胀。尤其是发改委，最近十几年日益膨胀，成为“小国务院”。啥事没它不行，什么都管，从行业来说，汽油定价，药品定价，他都管。从地方来说，谁搞开发区，它都要插一杠子，不批准就不能搞。谁是国家级，都要它亲自加冕，亲自戴上帽子才算数。
某种意义上说，地方去北京跑部钱进，不仅是求财，更多是去求名分，求政策优惠的。中央剥夺了地方相当多的事务决定权，统一收权，但是放权的时候，则是试点式的，很多有益的地方改革试验，此前只需要自己决定，现在却都需要上头的“恩赐”。
中央对于地方事权的掣肘，主要体现在发展战略的不独立。自2008年以来，国家推出了数十个国家级战略，相对改革初期十年一个国家战略，简直就是大批发，而到底扶持哪个地方，往往不是看当地潜力，而是长官意志，或者看谁跑的欢。光是国家级新区，除前期的浦东、滨海和两江，后面的8个新区，竟然在两年内突击完成。而且分布极度不均衡，东部和西部密布，中部却一个也没有。事实上，放开让地方自己搞规划，谋发展，更为公平，也更贴近当地需求。
由此，中国未来要避免再出现“平江事件”，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重新给地方放权，给予地方充足的财权，和充足的发展自主权。同时，对削减部委的权力，所谓的简政放权，最大的放权应该是中央对地方放权，政府对市场放权。
小贴士：罗天昊，本名罗建法，湖北红安人，现定居北京。罗天昊主要研究国家、城市与企业的竞争战略，产业经济与商业模式，其研究成果曾被美国智库、全球智库（中国）引用。曾为长江商学院高级研究员、中共中央直属《求是》杂志旗下《小康财智》杂志顾问。现为独立学者，英国《金融时报》FT中文网、《人民日报》、《新华社》、《半月谈》，《财经杂志》、《南方周末》等中外顶级媒体撰稿人。早年在知名企业从事战略研究工作，曾游历粤、沪、浙、渝、黔等地，考察了数十座国内城市。
文章评论
小荷月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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