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妈的故事之六《信仰与尊严》
个人日记
1948年11月2日，东北野战军一举攻克沈阳。沈阳的解放，比共和国的建立，提前了将近一年。那时，父亲27岁，已从鞍山调往沈阳一年多。和银行的所有同事一样，他成了旧政权的留用人员。这既不是敌人也不是友人的群体，大多是国民党政府各部门的业务骨干。
父亲很幸运，很快得到了党派来的新领导的信任。那段时间，父亲的心情是愉快的，工作也是顺心的。由于他历史问题很清楚，而且沈阳刚解放，就主动向党做了交待和登记，所幸那时党的政策，极左的味道不浓，所以在三反、五反和反右运动中，父亲的职业生涯没有什么大的波折。
解放初期，银行实行供给制，他的待遇在同龄人中，也算是很高的。后来工资改革，以他原有的工分额度，对应到了行政十七级，即传统的县处级。每月还另有红糖、黄豆等物质待遇。他不断被送往北京参加各种学习培训。记得一次父亲从北京回来，带回一张珍贵的照片，是他在北京学习时，受到毛主席、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的合影留念。尽管在众多人的排列中，父亲的头像很小，也不靠前，可这足以让父亲受到极大鼓舞，让全家人倍感幸福和快乐。后来，他被提拔为基层机构的业务股长，再后来又被选调到人民银行市行机关。
父亲晚年时，我曾试着问过他，您解放后有没有想过要加入共产党？他对我说，有过，却夭折了。
从父亲平静的叙述中，我感觉得到，由于经历过几任政权的统治，他从切身的体会中，在不断的学习中，对我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了一定的理解，并因党对他的信任，产生了感恩心理，于是，他主动提出了入党申请。只因一位基层党的领导，在与父亲异常期待的一次谈话中，伤了他的心。
有一天下班后，父亲接到通知，党支部领导要找他谈关于申请入党的问题。对这位既是非常熟悉的同事、又是解放后党培养的第一批领导干部，父亲十分尊敬，尤其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谈话。他兴冲冲赶往领导所在的办公室，坐在办公桌的对面。可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位领导半仰在皮椅上，翘着二郎腿，两只穿着铮亮皮鞋的脚，高高举在整洁的办公桌上，至谈话结束，一直没有离开。父亲永远不会忘记，那位领导颤动着脚尖，问他的第一句话：说说吧，对党有些什么认识呀！相信，这时的父亲，已经打消了入党的念头。
我清楚，这一次，父亲的行为，与信仰有关。如果当时的父亲，对我党的纲领和目标，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有着深刻的认识并坚定为之献身，他就不会因党内的个别成员，对他的轻视或轻蔑，而轻易打退堂鼓。更不会仅为维护自己的尊严，而远离党的大门。
因为父亲的遗憾，更为我们的信仰，尽管走过许多曲折的路，我们兄弟姐妹五人，还是有四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哥哥在文革前，大姐在文革中，我在文革后。当弟弟在改革开放近三十年，坚定地走进党的大门时，已年近半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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