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行者

母亲是小学文化，虽懂打仗残酷，却不懂政治险恶，她的人生认知都是从生活经验中来，直觉提醒她：生活还要坎坷，前面还有艰难之路在等着她，天地茫茫，人微物渺，她顿感精疲力竭，想寻路解脱。

万幸归来，父亲也有了新念，为不增添家庭负担，他开始学做伶人，给人拉京胡，唱戏以糊口谋生。

那时，朝天门码头人来人往，客船货船上下繁忙，船家和工人群众闲暇时，常有一些爱好者在朝天门的“海员俱乐部”聚会。父亲先被老友们引去拉琴唱戏，请得薄酬。而后，一来二去，人知地熟，父亲渐入它境，邀请也不断。那时，父亲能混同于光荣、豪爽的船员“工人阶级”中，只拉琴唱戏，没人来查历史，一时安全无忌，父亲也乐在其中。久而久之，会拉琴唱戏的李少知就小有名气了。

时光荏苒，不知不觉几年后到了“大跃进”，全国人民大炼钢铁的1959年。那是“人定胜天”的一年，赤焰弥漫，四川峨眉县等地甚至将佛寺内观音菩萨都敲碎溶化炼铁了。

秋风萧瑟，不过半年，城市食品紧张，货架空空如也。城市居民的定量粮食、食油减少，每人每月定量供应二两食油等等，饥饿在全国蔓延，许多人四肢上一按一个坑印，浮肿症成了人们的常见病，医生诊疗，喝糖水就是最有效的药方；农村也炼钢铁，在大跃进的浮夸风，办食堂风过后开始有人饿死，可是，农村糖水匮乏，最后，甚至出现了饿死百万人的“信阳事件”。

 据说，当年被赶出大陆，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叫嚣要“反攻大陆”。为防不测，公安派出所即将原国民党旧军政连长以上军职人员集中起来，送到重庆远郊的长寿县“学习”，父亲当然是第一批登记在册的人。

临行时，父亲的旧包袱上捆着乐器二胡，踌躇着出门了；母亲无力地回头，她告诉奶奶、婆婆，说父亲是去外地学习唱戏，不久就会回来的。那时，母亲已怀了第三个孩子了。

可怜的父亲，此去就渺无音讯了……在长寿的农场，军官们要在“思想改造”和“重新做人”的标语口号下，体验着“劳动光荣”。

被集中的军官们也不例外，人人被“节衣缩食”。 每一餐有半碗面糊糊，偶尔有一个小馒头，先是有人用一双皮鞋、一件皮衣、一块手表和同室换一个馒头。后来，饥饿日久，无东西可换了，饥不择食间，这些军人们就学会扒树皮、挖草根（土茯苓），吃观音土，以致最后煮皮带吃。

身背“反动军官”罪名的父亲是不让家属探视的。多年后从一位侥幸活着出来的老人口中得知（大多数军官饿死在长寿），父亲那时已经是由一位高大俊秀的军人变为一位骨瘦如柴，病体枯槁的人了……

后来，当长寿县的一纸通知到家时，父亲已逝。父亲的弟弟赶到长寿，看到父亲全身水肿，尸体乌黑后，才被告之父亲是到山上吃了一种有毒的草。

母亲闻讯，半晌说不出话来，昏倒在地。

那年，因为粮店没有粮食供应，母亲的抄手摊早已人去棚空，从父亲离家去长寿后，母亲和家人都在饥饿中度着岁月。

母亲看着奶奶、婆婆等逐渐消瘦下去，脸色苍白，手脚浮肿，她心急如焚，手足无措——此时，她能到哪儿去找糖水呢？

母亲卖抄手时，常过来吃喝，帮忙的人很多。有许多食客是不知道名字的，他们都没有父亲那样的俊秀高大。

一个女人在困苦中，对人心和物质的选择是第一的，为了糖水，为了家，也为了自己，那是母亲新时代的选择；不久，母亲认识了一位曾来过的工人，她已没有任何的矫情。或许是感恩，或许是自愿，母亲更不是“道德模范”，母亲怀上了孩子。

母亲没有正式结婚，她知道人言可畏，她试着数次尝试吃药堕胎、做重活，可都没用。肚子一天天的凸出，母亲使劲用布带捆着，此时，物质困苦和舆论都压迫着母亲，母亲又不能出去躲避。

在那个年代，户籍管理很严，人走要随户口，母亲能躲到哪里去呢？母亲只得在家，少出门，并做着舆论准备，告诉街坊自己已结婚了——哪怕对着白眼，哪怕是百口难辨。

其中，奶奶、婆婆的侧目，亲戚们，大姐的责怪，母亲都默默地忍受着，她在孤独中捱着日子。

几个月过去，母亲顺利生下孩子。数天后，母亲就将孩子送给一“无产阶级”拉板车的人家，此时，她终于松了一口气，她明白，这孩子不再是“伪军官”家庭的子女，也不会被歧视了。

最后，母亲与一老实巴交的工人结婚了，尽管与他性情不合，模样也粗俗，母亲还是感到满意，她认为自己在脱胎换骨，也在为整个“伪军官”家庭赎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