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行者

两张桌子，摆上瓜子、花生和一些糖，请几位亲戚朋友，大家吃完饭就算结婚了。两个家庭就合在一起了。

一间陋屋，二十四平方，住三代人。对方有一老母，三个女儿，大女儿患肺结核；母亲带来二个儿子，二个女儿，外婆跟着大舅去了（奶奶已故）。

母亲虽然很累，她想到自己也属于“工人阶级”一员了，她感到了几分安慰，今后的“教育和改造”等“革命”、“运动”或许再不会找到自己了……让母亲没想到的是，工人阶级带来的安稳后面还有债务，债务婚后才更清楚。

没多久，那大女儿医治无效，死了……如此，欠债更多了。

不容迟疑，母亲拿出自己仅剩的一块金条和其它首饰，还有银元等用以还债。东西交出去后，一无所有的母亲成了新家的主妇。随后，母亲开始学缝纫，学修改衣服，订扣子，缝纫衣服，给街坊邻居做手工活，以补贴家用。

大姐见家庭的窘况，为了自食其力，她悄悄地拿出户口本去外面报名，最后，被重庆二钢厂录取，参加工作。那年，大姐不到15岁。

每天晚上要铺地板而睡的哥哥此时已知事，他开始到江边去捞“沙虫”，到人民公园路口卖给一些养金鱼的人家。早上，他赶到江边那污水流处的排污口，那既脏又臭气熏人的污水沟里捞沙虫。日晒雨淋，中午也不吃饭，至傍晚才归，如此捞一天，能卖几毛钱。

后来，哥哥高兴地写信告诉大姐，说自己能挣钱缴家里的伙食费了。大姐边看信边抹眼泪，随后，每月寄十元钱给母亲，说再不让哥哥去捞沙虫了。

哥哥小学毕业后，填表考中学，“伪军官”的家庭出身依然如影随身，读书只能到条件很差的民办中学“广播中学”。那就是一个将好柴扔进烂灶，让人自生自灭的地方。哥哥读了不到一学期，见石油单位招工，即报名，到石油野外勘探部门，去外地工作了。

因家境困难，母亲曾一度将小弟送给别家抚养。后来，那人家又生了孩子，小弟即受白眼，不断受到虐待。有一次，那户人家竟将小弟手打断……母亲闻讯愤然，抢上门去，将弟弟带回家来。

两家人合一起，母亲精打细算地维持着。贫贱夫妻百事哀，一家的锅碗瓢盆难免有一些磕磕碰碰，也难免顾此失彼，由私情而因小失大。

贫困的日子最长。那些年，母亲常在下午去菜市场，买几分钱一堆的脚菜，回家打理后煮上一大锅。

母亲还到杀鸡的摊点，守着买点便宜的鸡油，熬炼之后，每次舀点到青菜汤里，母亲说喝起来就象鸡汤，还有营养呢。

碰上吃肉的日子，如果我们没回家吃饭，母亲总要想法留给我和哥哥、弟弟。那时没有冰箱，菜碗搁在一边，即使盖着一张报纸，也很显眼，多多少少地引起继父、和他二女儿、三女儿不快。

母亲后来靠继父商店组长的关系好不容易谋到一份工作，在两路口综合商店当售货员。那一年，她早出晚归，工作认真、积极，上连班时带饭，中午不回家，工作也没出过什么差错，还得到顾客的好评。

母亲正欣喜，“四清”运动来了，毛泽东“重新提起阶级斗争”并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母亲过去的历史又被“讲”出来了，说她还是“伪军官太太”，不久，商店即“精简人员”，母亲被清理回家。

在那讲“阶级斗争”又说“为人民服务”的时代，母亲又靠缝纫维持生计了。

“文革”中的1970年，四川、湖北修建“襄渝铁路”（湖北襄樊至四川重庆）需要大量人工，铁路即招募临时工。当时，农村“知青”们都想摆脱干农活，踊跃地参加，还需分配名额；城市街道也在动员。母亲不管修铁路餐风露宿的辛苦，也报名参加。二天后，她背起被盖就和那些年青人一道，到綦江县修铁路去了。

修铁路的地方也不是世外桃源，不久，“一打三反”运动又来了。它是“文革”左倾深入“斗、批、改”，打击所谓各类“反革命”犯罪分子，贯彻“公安六条”的运动，母亲每天边劳作边看批斗会，看各类人被挂牌子，戴高帽子，被批斗，被打骂，被游街等等，看得怵目惊心，看得战战兢兢。

不久，即有人告发母亲原来是“伪军官”的老婆，接着就有几双冷眼盯上了母亲……正风声鹤唳之时，也是冥冥间的天意吧，哥哥和我一起碰巧赶去看望她。

至今我仍记得，在红旗飘舞，标语口号遍野的工地上，衣衫褴褛的母亲正蹲在铁路边一堆石块中敲打着碎石，碎石尘灰无情地飞溅到母亲的脸上、身上。当母亲抬眼看到我们一行，立刻站了起来，如同见到了大救星，张口欲言又咽回去，她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最后，只见她欣喜地大声说：“你们来接我啊！”——声音在颤抖，我们一时纳闷。随即母亲带我们钻进简陋的工棚里，她却匆匆地收拾东西，母亲低声说，她刚才是故意让周围的人听到——哦，母亲以此表白，虚壮声色。

母亲马上去请了假，饭没吃，工资也没领，便和我们一道迅速离开。

我们一路无声地疾行，深一脚浅一脚地赶到车站，气喘吁吁地登上车厢，待列车开动后，母亲才小声将此变故告诉我们，大家才松了一口气。母亲因此逃过一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