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行者

黑沉沉的夜晚，母亲带着我们赶回重庆，只见继父在家门口吧嗒吧嗒地抽叶子烟，面色从容，母亲惊魂未定的心才有点踏实。当夜无话。

出门看天色，进门看脸色，母亲知道她再不能出门了，在那个到处红旗飘飘，呼啸着阶级斗争，讲革命，讲得人人自危的年月，远离家门处处险，真如丧家犬，无处容身。在家里，毕竟有一个工人阶级的继父，也算半个安稳罩子了。

第二天，母亲早早地做好了饭，静静地守着我们吃完。看得出，她有许多话要说，可又不知道该从何说起。

两天后，为了生计，母亲又开始操持给街坊邻居缝补浆洗的事了。不同的是，母亲为了补一件衣服，改一条裤子在街坊邻里需更小心，逢人更和气，需陪更多的笑脸了。

恓惶的日子，母亲就是这样在苦海里强挣着笑脸，行着走着。她已没有希望，没有幻想，她感到自己一次一次地被“国家”、“革命”抛弃，她走投无路，没有自己的生活，今生似乎要和缝纫机一起日复一日地过日子了。

1976年的夏秋之交，毛泽东死了，接着“四人帮”倒台，重庆市万人空巷，150人的民间军乐队鼓乐齐鸣，绕城一周庆贺；1977年后，又一次“拨乱反正”，极左的阶级斗争结束，不再提阶级和阶级成份，不再将人分为几等，毛时代结束了，说是“第二次解放”。

曾经禁锢的大门打开了，曾经捆绑的手脚解开了，人们被压抑了多年的情感象火山一样喷发。电影院、戏院重新放映被禁电影和戏剧，人们排队观看，人山人海；书店开始出售被禁的图书和其它各国名著，人们早早来排队购买；阳光明媚的日子，公园里的空地上有人跳交际舞，人们好奇地围成一圈又一圈观看。

如此男女相拥的交谊舞，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前曾在舞厅盛行一时，后来就因“无产阶级革命”的毛时代消失了。如今，否定之否定，交谊舞再现在公园的空地上，周围有人弹着吉他，吹着口琴或拉手风琴伴奏……一切都那么随意、简单、朴素、无拘束，倒真像无产者的舞蹈了。

母亲平生最怕的就是“革命”，也分不清怎样算“解放”，自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听到这二个词，似乎都有血腥味，它让母亲看到了更多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它们都粗暴地遗祸母亲，让母亲心有余悸。

母亲还不知道毛泽东和他发动的历次革命“运动”已造成七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悲惨史实。

公园与母亲家在咫尺之间，公园里的交谊舞最后还是吸引了她。

父母亲抗战期间曾在苏杭一带，四十年代也曾滞留上海，在战争空隙间，也曾在大小城市灯红酒绿，在舞厅里轻歌曼舞。母亲当年天生丽质，聪慧可人，也算是交谊舞明星。

1978年，母亲已年近六旬，只见她到公园后，耐不住性子就挤进圈子里了。她跳着、转着，那年青的知觉似乎都回来了，手脚也听使唤了，周围的人们赞不绝口。后来，她教年青人们跳舞，一会儿三步、一会儿四步，耐心地讲、认真地教，很自信。可要教会那些只在电影里看过几眼交谊舞，别手蹩脚的年青人，谈何容易？看到母亲满额都是汗，我们在圈外挤不进去，干着急。当看见母亲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那又是唯一让我们感到慰藉的。

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重庆的解放碑（即1949年前的“抗战胜利记功碑”）开始热闹了起来。

当年，重庆只有市中区解放碑才有几个商店，东西多点。重庆周边人都喜欢到解放碑来买东西，顺便看看市景。有俗话说，不到解放碑等于没到重庆；还有说，解放碑，死猫货都卖得脱！

那时，因物质匮乏，信息不通，适逢改革开放，工厂有了奖金，人们有了点钱就趋之若鹜地赶到解放碑来。

当时，买卖自由，灵活点的人只需到商场批一点商品，然后将就纸箱或木板摆在解放碑沿途的路边，毛毯、衣服、鞋子、袜子等等日用品都可如此买卖。那阵子，卖出一床毛毯就能赚三十元左右（人们的工资普遍才近百元），卖一件衣服赚十多元，运气好一天能卖数十件。（当年，许多个体户就是这样“发”起来，成为“万元户”。）

不久，母亲也开始跟着到解放碑八一路，摆上商品，学起做“生意”来。

因没多少本钱，怕积压货物，母亲小心又谨慎。平时，她赶早去拿一件货，等卖掉了，再去拿。逢年过节生意好，母亲就来回多跑几趟，因此，母亲常要受人挤、车挤之累，有一顿没一顿的饥渴之苦了。

星期天，我们请母亲去公园，说别太辛苦了。母亲笑着答道，哪有赚钱不辛苦的事哟，躺着等钱跳到包包里来？

白天，母亲在外风雨无阻；晚上，母亲常大包小包地带回家来。撂下包袱，母亲见我们没吃饭或面有怨色，就笑着赶忙拿出一些零食安顿我们，自己却不顾一天的劳累，麻利地去厨房为我们匆匆做饭。

那时，我年青气盛，常认为自己有单位是正式的工作，还跟着当年学英语、读夜校的热潮，自认为追求人生理想，羞于谈金钱，可回家就躺着、靠着，家懒外勤，还颇有道理；自认为母亲那一代没多少文化，对母亲做那样的“生意”不屑一顾，认有些“投机倒把”之嫌。

几年后，当母亲拿出她的毕生积蓄为我排忧解难时，我终于明白了母亲之心、生存之道，这已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