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行者

这是离县城江津几十里路的山村，陈家大院内几间大房，正大门上有棕色木质竖匾，上刻祖训：家有藏书，仕食旧德。数几代人的读书守德耕耘，积下了五十多亩地，百多担谷子的殷实之家。

陈家上祖多是秀才，听说还有明朝的进士，岁月久远，只是不可考了。食禄为官，守本分之陈家，几世清白。那时，除了仁、义、礼、智、信外，乡里乡村的都笃信“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伦理报应，当不当官和做不做得一个好人相比，在乡里显然后者更重要。田野鸡鸣鸟语，周围人们的口碑铄金削银，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敬天法祖，婚丧喜庆，慎终追远，民风淳朴，倒也是一派田园风光，平安景象。

陈老太爷老伴死了，身边就剩下十七岁多的幺女儿了，一双杏眼，个子高，脸蛋红，她读过几年私塾，还会扎漂亮的鞋底。一年来，记不清的媒婆打灯笼，踩门槛来提亲，村子里人也热心撺辍，都想成就这方圆十几里的好姻缘。当然，看上的不单是陈家殷实,也有陈家女儿她那与生俱来的旺夫相，都说她能生贵子，能富子孙。

陈家的婚求不高，只需同是乡绅即可，不要家财万贯，也不求良田百亩，听陈老太爷说，不须完全温、良、恭、俭、让，只要老实本份，有仪有表，谦让小女，男耕女织，小康家庭即可矣。

也是有缘，转来转去最后相上了河对面山那边的张家孩子，相貌方正，淳朴诚实，虽说远了点，那也算是门当户对，他家老爷子在外教书，平日寄钱回家，多余的银两老伴就买了地，积少成多，家里年收三十多担谷子（十斗为一担，一担约五百斤），来往也是勤俭，忙时吃干，闲时喝稀，一头牛，请一长工。

陈家要筹备嫁妆，还需照村里的老规矩花花绿绿地走一趟，想起来都是一番热闹。村子里的过场也多，挑红箱抬彩被不算，还要请戏班子来村里唱几场，届时，家家都会来朝贺，热闹得一村子昼夜不眠。

可惜，十八堡不是世外桃园，国共内战，四年烽火刚熄，有趁哄打劫，李代桃僵；有翻天覆地，阶级斗争，乌托邦之图，民众不知不觉又开始另一番涂炭。

一天，镇上匆忙来了几个挎枪的军人，叫“人民解放军”，白天来晚上走，初来乍到，村里人都惊动了，好奇的人不再谈婚姻和戏曲，开始神秘地谈枪，谈军人，“他们来作甚？”几天过去了，才听说叫“土改工作队”。

来回镇里十几里地，来去也不便，陈家老爷子即按过去的老规矩，差老杨请工作队到家里来吃住，工作队倒也客气，跟长工老扬说他们要回镇里，是“纪律”。桌上吃饭间长工老杨还说“工作队”问了他许多话，问做长工是否自愿，问东家怎样。老杨说我给东家做了十来年，东家没把我当外人，吃饭一桌，衣服添置，年底不仅有工钱还挑几担谷子回家，一家人全靠他做活养家。工作组无语，私下说话老杨听不太懂，老杨信佛，懂一句佛语：“觉悟不高”。

一家人当听希奇，陈老爷子听了默然，当夜无话。

春天的山村子里莫名其妙地沉寂了下来，天气阴冷昏暗，大路小路上无人，村里的狗也夹着尾巴，听不到风吹草动。

几天后，河对面张家托人来了，他一进门就东张西望地心神不定，说聘礼谈嫁妆时都心不在焉，陈老太爷问，他就小声说他们那儿也来了“工作队”，并开始收缴各家武器，开大会，还搞什么“四大运动”，说的都是些没听过的事。晚饭没吃他就要赶回去，临走时惶惶不安，说他们村里人出门要报告了，特别是田地多的人家。

关上大门，院里吹进来了一股冷风，把屋里人激了一下，人人都感到了一种不祥之兆。

果然，没几天，十八堡村子周围，各路口也有民兵把守了，各村也忽然冒出了以游民和贫农等为主的“积极分子”，他们成立了“农协会”，也开始一路盘查行人。这些“积极分子”大多是好吃懒做的痞子、无赖、惯偷、赌徒等，因赤贫而被工作队垂青，更因他们少读书，而没有良心和道德上的思考和顾虑，容易听从和被摆布。
    从此，十五岁以上的人走路出行都要拿“他往证”（即北方的“路条”），规定了出门的所在地，返回时间等，那都是由各村“工作队”写的字条，“农协会”的人不识字就盖章，也算，出门走路办事要有理由了。

顿时，大路小路上串门的人少了，各村子也肃然起来，来来往往赶集的买卖人也少了，买盐巴买油的人来去匆匆，集市上也顿时冷清起来。最先慌神的是村子里有土地出租的农家，众说纷纭，他们人心惶惶地打听消息。河对面的张家也好久没人来了，陈家女儿心里盼着，陈老太爷的心悬着，他想：婚姻大事冷了下文，眼前如花似玉的可怜女儿落寞地在一旁无所事事。

倒春寒的日子，田里的秧苗在风雨中颤抖，一阵阵的冷风也让人发冷。

多年来，村里的田，只交很少的公粮赋税。过去，国民政府的“田赋管理处”只需各村选举的乡长、保长出面，尽义务催各户农家交即可。一时交不起公粮的可以欠帐，以后补不上也没人来催，大多是不了了之了，很少见“官府”来人。陈老爷子还记得过去乡里修桥修路需筹款，富的多交，穷的少交，甚至不交，乡里的事务大都是由富户们承担，有钱出钱，有粮出粮。在抗日战争期间，四川重庆成了陪都，是大后方，百姓万众一心，支援国民军川军抗战，有人见川军穿草鞋打绑腿，陋枪寒衣，衣衫单薄奔赴前线。后来获悉川军出川350多万人，伤亡64万人，陈老太爷听了更不胜唏嘘。抗战数年，十八堡村和其它各乡村一样，一年交几次公粮，陈家不但多交了近百担公粮还捐了钱款，各村富户们也跟着主动交粮，捐钱和布匹，那时，全村人真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唯恐人后。
   前几年因钱币贬值也多交了几多，陈家的几家佃户也好说话，逢灾遇旱减产就少交点，抬头不见低头见，年底大家商量也是常事。有田佃，有好的佃户双方也会省不少心思。

晴几天阴几天的刚过去,村子里忽然破天荒地要开大会了，全村人都象风车般转了起来。工作队挨门逐户地通知，陈老爷子和女儿去开了几次大会，有的叫动员大会，有的叫斗争大会，那是人人都要去的。有从长、短工中找的“积极分子”们，一家一家地敲门叫人。

等到陈家老爷子刚分清楚“四大运动”，即清匪、反霸、减租、退押，才搞明白“减租”是要“收租吃饭”的减去佃户25%的租；“退押”是要将田地租佃户的信用押金全数退回时，“公审大会”已经在各村如火如荼了。

那一阵在地坝开动员大会、斗争大会、公审大会，会会都触目惊心，所见所闻象一个接一个的噩梦，至今仍让全村民众等安分良家胆战心惊，都是一辈子没见到的事情……

“清匪”、“反霸”一开始“土改工作队”就抓了十几个人。这十几个人全关押在距工作队部不远的几个谷倉里，听说都是“土匪”、“恶霸”等“坏人”，要等开公审会宣布“罪行”。他们一日三餐均由家里人送，看守则是各村派来的农协武装和民兵。老杨有个远亲也被关了。

动员大会和斗争公审大会都是在坝子开的，那坝子中央搭了几张桌子，并排约有二丈多长，被斗争审判的“坏人”就要跪在上面，会场周围一圈武装民兵站立，远处有巡逻，子弹上膛，大刀闪亮，气势萧杀。开会时村民们鱼贯而入，五人一排规规矩矩地盘腿坐在地下，双手要垂直两边，不许说话，不许走动，解手都不准，会场内男女老少鸦雀无声，人人如坐针毡。

此时，破衣烂衫的“土匪”、也有称“恶霸”的十几个人就被架来了，押到桌子上跪下。其中有本村的“土匪”，是穷人家，二十多岁，过去，只传说他们抢过江边的铁船，没听说抢过村子周围的老百姓；“恶霸”其实就是乡里的乡长、保长，还有到城里抓回来的旧政府人员，旧军职人员，有的还说是潜伏的“特务”，那时，只要是在县城里为旧政府和军队做过事，在村子里都是了不得的罪，“罪行”都是由工作队说了算，说你是什么就是什么，“积极分子”们不落后，也跟着说，栩栩以为能。在大会上他们被捆绑低着头，一声不吭，“罪行”都被工作队念几条，条条似乎都该不赦，也不容分辩；其中还有几人上前去揭发，更数落了一条条“剥削压迫”的罪状，然后有人带头呼口号，人人要高声，要举手，那真是桌子上的“坏人”都该杀。

说是“坏人”，可那些“坏人”却特别老实，都没坏到设法逃跑，如想逃跑那是比较容易的：在村里关押时，有的没捆，身上捆绑也并不牢，那谷倉是用木板、竹篾和泥浆糊的，很薄，经不住一拳头；乡下都是土坯泥墙，用力一顶也能打开一个洞，可是被关押的人都没想到跑，很听话地老老实实地在那蹲着，也许，他们想到命中注定，更渴望能等到儒家的仁政和恕道，他们祈望着，坐着，颤栗着，象鸡笼里的鸡，等待着来人，等着挨人宰杀。他们等着，在有望和无望中等着，尽管有人知道大多是在等死。

陈老太爷怵惕不忍，此前，他不见新朝的大赦和仁政，却惊恐地知道，如今批准杀人权力就在区一级，那些不识字的“农协会”干部，“贫雇农主席团”主席，年青的区委书记和区长每天就根据乡里上报的材料勾勒枪杀的名单，只要土改工作队点个头就行；有的“贫农代表”甚至就把公章系在腰间，随时掏出，盖个章就杀了，不需要书面记录；有布告也是用毛笔随手写的，只需识字的人当众念一遍，便把要杀的人捆绑住，插上死标就是。

陈老太爷惊愕杀人这么简单，不需要任何法律。近二千年前的古人在《尚德缓刑书》中都知曰：夫狱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复生，絶者不可复属。《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过去，清朝杀人也要县衙门上报，还要待每年八月中央各部院“秋审”，以至于清末也有杨乃武与小白菜之慎审明鉴；更不用说民国政府了，一级一级审查，层层落实，岂敢谬然定谳。人命关天之事到如今竟如杀鸡杀鸭一般，鱼肉作践，真令人毛骨悚然。

一审判完，就是在审判现场枪杀，会场上马上由区公安武装扎成人墙划成警戒线，警戒线线外是“农协会”民兵武装。
    现场示众枪杀，工作队要村民们都去看，人越多越好，大概算是杀鸡儆猴的威慑吧。“积极分子”们敲着锣，一家一家敲门，还叫外村的也赶来看，“革命”马上要开始，参加公审会的乡亲群众人挤人地前后涌，胆大的向前，胆小的靠后，最后围成了一个大半圆圈，等着看。
    那时候，有人准备着用麻绳线吊一块铜钱，用来沾人血，据说挂在自家门上可以驱邪；有个别的还带上了糯米团，准备用来蘸血，说吃了可以治痨病……他们中许多是“积极分子”和他们的亲戚和家属，也大胆地帮别人取，只有“翻身了”的人才“不畏惧”，自从工作队进村后，经过了“革命”，他们的胆子也越来越大了。

“罪犯”们仍跪在那几张并排的桌子上，手臂伸直与身子捆绑一体，老实地跪着，他们不叫唤，不求饶，不分辨，表情绝望，流着泪。一位只因临“解放”时为逃遁到香港的人开过车也被抓来，苦苦哀求也没用，公审后，都是死刑。每人背上的死标写着名字，被打着叉，武装人员一个个地站在后面，握住长枪，他们要从后脑勺下朝天顶盖斜射击。有人特意取出子弹在石头上擦几下，据说子弹头因此打出后能开花。随着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人群一阵阵涌动，快开枪了，他们快被枪毙了，要“敲沙罐”了（四川方言，比喻人头的脆弱，形容人轻命贱），接着，人群嘈动起来。

此时，奇特的景象照例出现了,围观的人群惊讶地叫着，望着天空，说：“来了,来了,又来了……”，话语处，只见从远处开始飞来了黑压压的一群又一群老鸦，扇着灰黑的翅膀，象乌云片片，遮天蔽日般扑来，呱呱地聒噪着在天空中盘旋……平时，这些老鸦都很少见，只是零散地扑飞在荒坡野岭处，它们常被人认为不吉利，主凶兆而让人敬而远之，人们厌恶它那阴鸷，黑灰的形象，更讨厌它肆无忌惮地呱呱鼓噪。今天，它们从四面八方扑来了。

枪响了，一阵排枪沉闷地响了，枪响处，一个个的头颅被朝天炸开，脑浆和血水迸出，一股股飞溅得数米高，直直地喷上天去，在空中散来，成了白的、红的、透明的粉末……此刻，只见盘旋的老鸦们飞扑而下，前赴后继地在空中翻飞，争抢着啄那粉末般的血肉，上上下下，你争我夺，然后又肆无忌惮地扑腾到桌上，地上……桌子上的一排人结束了“罪恶”慢慢地倒了下去，跌落到桌下，有的还在喘息、抽搐，此时，会有武装人员上前补枪……短暂的一阵平息后，那些“勇敢”的人们就提着铜钱和糯米团奔了过去，在那些还温热的尸体上飞快地蘸着，无所顾忌地在鸦群和血肉中蘸着。

在村子里，枪毙的死者家属先都被告知在家等待，悲戚的一家人颤栗着不作声，呆在家里用两根竹子编成一担架，准备用来抬尸；他们会小心翼翼倾听外面，听到一阵枪响过后，再等一会儿，慢慢地就可以出门去收尸了；有的“罪犯”因“罪大恶极”，或者家属已没，无人来收尸，乡里就叫人来填埋。只见死者手脚被捆绑一处，两人用竹杠穿过,就象牲口般倒垂着抬过村镇，那脑浆和血水就滴洒到石板路上。

那一阵，每次集合开大会，人们心里都发怵，知道又要枪毙人了，不知道又该是谁；那一阵，人们一集合，就听人说“来了，来了”，远处的鸦群就开始陆陆续续地飞来，在人们周围盘旋，聒噪，瞪着大眼睛在等待……（几十年后，说起当年的土改，老鸦飞天而下，人群涌动的情景，老人们还不寒而栗。）

死者尸骨未寒，刑场硝烟未散，“退押”就开始了——那可不是由东家说了算的“退押”。

说不定哪天，工作队已经持枪上门来宣布数额了，后面还跟着“农协会”的人,一路敲锣打鼓，摇旗呐喊地喧叫。

谁能有异议呢，东家们谁不是在大会上举手高呼拥护呢，打江山的要坐江山了，那都是在枪杆子下的响应号召呀。

如今，要“退押”了，一大群人跟着“工作队”站在大门口，陈家人赶忙出来迎接，那是不必翻帐本的，佃户说了就算，只是举着一纸大声读，公布数额。几个佃户跟随着，有的朝东家尴尬地笑着，些许歉意的眼神只有东家才能看出，他们说多少就是多少了，如今，在持枪的解放军工作队面前，一切都不由分说了，一四六九，不分你我他，陈家人等只顾点头听吩咐“退押”，然后让进大门院内担抬东西。

押了几担谷子的租户还好办，照样挑去就是了；押了银元的如今却已贬值许多，如今也是要照当年的物价退还，陈老太爷只得应承，陈家女儿帐也不敢细算，忙乱地取出黄的白的凑数，赔本退押。那时，有的东家若一时拿不出，那就要当场翻箱倒柜，拉猪牵牛了。

象刮一阵大风般，把屋里屋外乱扫了一遍，待陈家人手忙脚乱地应付完，一天的时辰也乱了，雾蒙蒙的天空灰暗一块。

喝三吆五的一阵后，直到天黑关门，陈家院内象散了架般，一片狼藉。暗夜里，人人都不作声，老爷子低着头，喘息着点上油灯坐下，他知道世道变了。孔子曰：礼失求诸野，如今求哪里？陈家女儿呆呆地站在一旁，长工老杨摊开双手说：“这样子怎么办？都不讲理了呀”。

老杨还见到村里村外有赶紧卖房子“退押”的，前村的一富户卖了房子还卖了牲畜，抬了整整一箩筐的银元交到农协会，他是先自租地后又转租给农户，按此“退押”，所以更要退得干干净净。

“退押”了，该交的都交出去了，帐目也清了，村子里鸡飞狗跳地一阵阵也过去了，大小富户们的心都提起来，惶惶不可终日，陈老太爷也觉得事情还远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