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行者

在一片“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声中，我考上了“洛阳市第四普通中学”。考中学前，我就读于第六冶金建设公司职工子弟小学校。

那是1965年9月，夏去秋来，天气凉爽。不再温和的风似乎在空中飘忽不定，用当年时兴的说法，即是所谓东风与西风正在较量。

那年，各个中、小学校都组织学生要看的一幕话剧就叫《千万不要忘记》。剧情说的是一个工人家庭，“女婿”因打野鸭子拿到市场卖，挣外快，花148元买了一套西服，（当年，在市场上买卖被斥为“投机倒把”，只能偷偷摸摸地交易；当年的工人工资平均五十元左右，工程师百元左右。）然后被当工人的父亲质疑，斥责他被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后来，经过车间书记的教育，将似乎差点脱离工人阶级队伍，掉进腐化堕落深渊的女婿挽救上岸，回到了工人阶级队伍。最后，女婿觉醒，丈母娘被批判。

其实，“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从小学就开始了。

那些年，从小学开始就要填一张表格，其中“家庭出身”（或“家庭成份”）一栏必须填。那是将1949年以前，因家庭的经济条件不同而对人所属不同阶级的确定，也是将一些人划属了不同的阶级人。1949年前经济条件好的，有钱的，特别是雇工的，不论你是否勤劳致富，日积月累，此家庭就被归为另类，曰：“剥削阶级”。其中有：地主、富农、富裕中农、小土地出租、资本家、小业主等等，似乎经济条件越好越有罪，是监督、专政、斗争的对象，下一代说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反之，家庭一无所有被称为“无产阶级”，也不论你是否因懒惰无为，赌博败家，此阶级最“革命”，下一代也是天生革命了。

当时，报纸上也有一些解释，说是由家庭的经济的来源确定本人的家庭出身。（此类划分，就成了文革中“黑五类”，“红五类”的区别，文革1967年元月出台的“公安六条”中被监督、管制、专政的“二十一种人”也由此而来。在那些年，几乎不用看人的表现，凭一纸上的家庭出身即可认知一人，人的是非美丑，黑与红等也由此注定了。）

我的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技师，爷爷是“民主人士”（1949年前我爷爷在民国政府广西省教育厅任主任秘书）。照说我的生活来源是父母亲的工资收入，不存在剥削。但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填法，要看爷爷那一辈上曾有过的经济来源，看老家的那十几亩地。包括小学的老师们也这样认为，他们还提醒学生要认真填写，唯恐隐瞒。因此，许多靠父母工资收入生活的职工子弟校的小学生，被无知地填上“地主、富农、资本家、富裕中农、小业主”等家庭出身，成了后来的“黑五类”或更多的另类。在那个“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时代，此类不光彩的家庭出身，一直像阴影压在许多学生的身上。他们被歧视，被冷遇，包括上学、入团、提干等等都要被特别考核，以致许多有天赋的，优秀的孩子们被贻误一生。（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六十年代、七十年代，“讲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年代，很多地方，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尽管成绩优秀，也不能读重点初中、高中，只能去一些教学质量差，资源差的民办中学或“半工半读”学校就读，至于大学和重点大学更是一层一层的“政审”即政治审查，当然不会考虑他们了。）

那年，我进了四中普通学校，被分到初一·五班。

洛阳四中在涧西区，是个初中学校。大门紧靠马路，进校门，穿过一栋青砖教学楼，就见校园中央的足球场，球场四处散落着几张砖石砌的乒乓球桌。操场一边坐落二栋教楼，楼前数株不高的几棵桉树在风中默默站立。

一·五班教室在操场右边，二层楼房底楼，依次是一·六班、一·七班、一·八班。

进了教室，就有老师开学致辞，至今仍记得一位女老师激昂地说：同学们！新的学期开始了，战斗的号角吹响了，同学们要抓紧时间努力学习！

当领到厚厚的十几本中学课本，闻着那书香，走进新教室，明白新的学习开始了，我们面前又要有一片新天地，需要我们去开垦了，哪一位同学不是心潮澎湃？

开始听老师旁征博引地讲课，内容丰富，道理明白；课堂上，老师请同学发言，用整个手掌邀请……我顿时感到明显的变化，感觉到中学与小学是不一样了。

还记得中学的语文课，特别是《梁生宝买稻种》那一篇，那是柳青《创业史》小说中的一章。叙说1953年农村互助组初立，梁生宝，这位互助组组长从渭河下游的家乡，到太白山下产稻区为乡亲们买稻种的故事。记得梁生宝怀揣互助组大家的钱进城，为买稻种，自己舍不得买吃的，买最便宜的白馍，就着馍喝免费的面汤，找不到最便宜的旅社，最后就在车站度过寒冷的一夜……那说的是一种克己为集体的精神，也是那个年代宣传和需要的精神特征，时代特征。

那是个只讲“阶级”，讲集体主义，只讲国家，不谈个人，羞于谈个人的时代，个人显得无足轻重（只有领袖个人倒是要更倍添歌颂的了）。

讲道德、讲集体，无视个人的权益，甚至牺牲自己，讲起来很高尚，很精神，也很容易打动人，描述的图景也很美丽。但是，如果超出了人性的自然面目，难免不虚伪。

前不久，我就发现了当年写的一篇作文，内容如下：我和孟同学放学回家的路上，偶遇一工人推着装有水泥的推车。适逢下雨，孟同学就将自己的衣服披到水泥袋上遮挡，我接着也脱下外衣，照样去遮盖（孟是班上的学习委员，是学习榜样），还帮拉车工人一直将车推到工地。最后，尽管我们被雨淋湿了一身，但是我们很高兴，很自豪！因为水泥是“公家”的，是集体的。此事的真实性已不可考了，今天只能看到自己这篇幼稚的文字，单纯地见证着当年推崇的思想和主义。（当时，不会考虑到自己是否会感冒、发烧，直至住院，不考虑做好事的成本。）

梁生宝的互助组因此能从互助组发展到低级社、高级社，最后响应伟大号召到了“人民公社”也是依据这样的时代精神。

到了“人民公社”，思想大一统，吃大锅饭，吃食堂，大家在一起劳动，报道说每天“笑语歌声”，皆大欢喜，似乎美好的“共产主义”就在前面不远，要什么有什么。

殊不知，讲集体主义，搞集体劳动本是违反人性的事，那是乌托邦理想，脱离实际的空想。人是自利的，人性如此，“三个和尚没水吃”讲的就是此道理。中国还是小农自然经济状态，一家一户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给自足，企望“帝力与我有何哉？”这是符合中国农村的国情，这才是中国村民几千年的社会理想。而违背人性，违反社会规律，企图跨越历史时期的任何“拔苗助长”最后都会适得其反，颗粒无收。

果然，漂亮的“人民公社”图景在1959年至1962年三年人祸导致的饥荒中，以饿死三千万人左右的惨痛代价结束。

在那三年农村饿殍遍地，全国人民浮肿的年代，估计道德高尚的梁生宝也难逃家破人亡的厄运。（官方说是“三年自然灾害”,将灾难一推给老天爷了之。）

人最可怕的是忘记过去，不吸取教训——为何到1965年了，灾难刚过去，还给学生们讲这一课，而不是讲教训呢？

我们不懂，老师们刚经历过饥荒的三年，心有余悸，懂了又不说，只管照本讲课；因此，这些事就当没发生，自然也没个教训。中国依然“运动”不断，“阶级斗争”不断，“人民公社”照样办，因此悲剧不断，这也是那个时代的特征。

尽管老师不是先知，传授知识也有限制，但世事懵懂的我，最喜欢的还是语文课，听梁长青老师的语文课真是一种享受。

梁长青老师三十岁左右，英俊潇洒，普通话标准，在课堂，他半眯着双眼，右手缓缓伸向前方，吩咐同学们要“我手写我心”；他朗诵课文抑扬顿挫，生动活泼。其间，能根据课文引出许多典故和有趣的故事，课文在他跌宕起伏的朗诵中，同学们的感情也随之起伏，那样的新颖，吸引人，还让人回味。因此，梁老师的每节课时间都过得很快，经常是同学们听得正痴迷，呆若木鸡时，下课铃声响了，唉！同学们余兴未了，望着梁老师走出教室的高大背影，大家只好牵肠挂肚地盼望梁老师的下一节课了。

中学老师除了上课，平时话是不多的，他们下课就走了。课堂上是以启发为主，让学生们多自习，同学们能在课堂上提出问题，老师就很高兴，哪怕问题有些幼稚，老师也是笑脸解答。同学们也感觉到，老师的批评与表扬都能给人鼓励，这也与小学不一样。

那时，因为才上中学，同学们很兴奋，上课认真，包括晚自习，教室都坐得满满的，安静的教室，能听见笔与纸摩擦的沙沙声。

老师不断地启发同学们，一直在教我们思考，梁长青老师讲课时就说过，不要说别人说过的话，要写出自己的话。他爱用焦裕禄的话，“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

梁长青老师还要求同学们写文章不能只描写表面，要有思想，写出自己的思考。他还说，要多读课外书，书本是前人经验的总结，要多观察，多问个为什么，随时记下来。古人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教一·八班等语文的尚瑾章老师也如此，她经常邀请一些同学到家里，拿出好书给同学们看，介绍一些世界名著。她指导同学读书，要学而不厌，循序渐进，规划详细。她还为同学们描绘将来的人生图景，告诉同学们中学毕业后争取去读北京的哪些重点大学和哪些专业。

中学老师真是不一样，他们站得高，看得远。我感到过去眼前只有一棵树，如今，老师似乎带着我走，我看到了远方和森林。

有的同学听了老师的吩咐，就去图书馆借书，有的书一时借不到，有的老师就帮同学去大图书馆借，或尽量让同学先睹为快。当年，梁长青老师就将自己才看一半的《欧阳海之歌》借给了同学。

少年不言愁，那一年，同学们都很努力，每个人心里都揣着许多憧憬，做着许多彩色的梦。许多同学立志要当作家。

几十年后，我才听说了“教师是国家教育的母鸡。”此话说得多么形象逼真，让人铭记。她是已仙逝的作家冰心说的。

当然，四中不是世外桃源，也非净土，一些爱动脑筋的同学们看到了袅袅的人间烟火。

进了中学，似乎也真长大了，有主见了，也似乎正义在手，要管闲事了。“阶级斗争”的弦在脑子里，嫉恶如仇多，宽容大度少。不懂爱情的孩子，竟然要干预老师的情感生活了。

当年，学校里师生公共场所不多。唯一的是师生共用厕所，那是人人都要去的。简易的厕所在操场一角，里面也没个遮挡，彼此直面相对，惹得一些女同学们好奇起来。

初中的小女孩怀揣美好愿望，看人大多看表像，标准也大致统一。

一位老师的老婆年轻、漂亮，两条又黑又粗的大辫子，黑亮的大眼睛、高高的鼻梁，脸庞粉若桃花，身材苗条，同学们疑惑：她怎么嫁给了某老师？

同学们只看外貌，哪里知道婚姻中还有坛坛罐罐的考虑？何况，更不知光靠读的那几本书怎能看清世界？

那位男老师，几位女同学都看不顺眼，觉得有点猥琐，当然不门当户对。

疑惑不解的几位女同学一见他家属如厕，有机会就在她面前叹息，找机会示好，聊天、对话，然后引出主题，勇敢地指出那老师的缺陷，只要对方听，就得寸进尺，觉得责任在身，你一言我一语，纷纷揭露，全面解剖。

几位同学轮流将看不惯的言行都抖搂出来，包括那老师上课娘娘腔，讲课心不在焉，批改作业不认真，穿着邋里邋遢，还垂涎其它漂亮女老师，欺负个别女生，臭显摆，其丑其陋一一数落……

大的学生在幕后，小学生当炮筒，如此几番下来，就想立竿见影，破釜沉舟了。

童言无忌，口舌翻飞的小女孩那时怎会顾及大人的感受？只是为一意愿，为一正气，有勇无情，直数落到他老婆脸色一白一红地，最后，她气得直指该同学，发抖地大声说：你不要挑拨我们的关系！

花开花落数载后，那老师果然离婚了，孩子们一语成箴；几十年后，那老师信佛行善，追求另一天地的圆满了，也算是人生因缘。

那一年，我们几位男女同学还相约，每天凌晨去原苏联专家大楼前绕大花园跑步锻炼。大家互相照应地几圈跑下来，起码有几千米，每人都跑得汗流浃背，然后回家吃饭上学。那一年，我们读书学习，浑身都是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