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行者

红卫兵代表们出去了，不久，为“将革命火种点燃全国各地，大江南北”，闸门开放，普通的红卫兵也可出去串联了，来往吃、住都免费了。

红卫兵们开始争先恐后地到全国各地“传经送宝”了。

我家庭出身不好，爷爷尽管是“民主人士”，父亲是工程师，但是，要算1949年前老家那十几亩地，那也是许多人一辈子都要被算的“原罪”。因此，我是最后一批才被批准参加红卫兵的。

当时很苦闷，心想自己祖辈怎么不是“贫农”或穷“工人”？

许多年后，我感悟到，也正是因祖宗的那十几亩地，自己成份不好，才让我在文革中谨慎、自律，有所忌惮，也因祸得福，没去主动去批斗老师，更没去参与打、砸、抢，参加武斗等，冥冥中似乎有祖宗先人的道德影响和保佑。

出去串联的同学越来越多，学校渐渐空荡起来。

我们几位一·五班的男女同学，最后商量着去北京串联，去见毛主席。他们是滕宝娣、王丽英、康丽萍、季昌等。

一切准备妥当，我们兴致勃勃地赶到火车站，正是下午，列车晚点。（自从红卫兵串联开始，火车就经常晚点。）

直等到夜黑星稀的夜晚，秋风飕飕，北上的列车快来了，我们正欣喜，突然，火车站的广播雄赳赳地厉声说，只有“红五类”才能去北京，否则，即使上了车也“格赶无论”。

我们有几位同学的家庭出身不算好，大家彼此相望，站在冷风中彷徨，因都不愿意放弃串联的机会，同学们也不愿意因此分开。

正巧，一趟向南的客车也驶来了，人不算多，不像那北去的火车，只能从窗口爬入。为稳妥，我们一行就爬上了这趟南下的火车。
    火车上塞满了红卫兵，货架上挂着各式各样的红卫兵旗帜，写着什么团，什么兵团等等，哪怕是几个人，都虚张声势地表白着。他们发放着传单，宣传着北京或各地的“革命运动”，特别是到北京见到毛主席的红卫兵，更是激情满怀地挥舞着“红宝书”，用沙哑的嗓音告诉大家，说是他们的“一生最大幸福”。他们一直说到累了、饿了，才静下来。

车厢挤满了人。一排坐三人的座位挤着五人，座位下躺着人，货架上躺着人，过道人挤人，东倒西歪，空气混浊，弥漫着汗臭、尿骚臭，让人呼吸困难。列车餐厅的服务员热情地招呼红卫兵们去吃饭，只是列车员来往困难，已不能扫地，打扫卫生了。

入夜了，人们都昏昏地瞌睡着，有人实在受不了了就在人丛中蹲一会，然后再站起来，如此反复……人们在黑暗中熬着，天蒙蒙亮又穿过了几个小县城，中午时分到了武汉市。此时，大家又饥又渴感到透不过气来，实在受不了，就决定跟着大队人马涌下车——心想，武汉多少也算是个大城市了。

下了车，武汉火车站就有“红卫兵接待站”，我们即被请上接待站的卡车，一直拉我们到武昌镇的一个中学校，住进了打地铺的教室。

武汉没有毛主席，所以，红卫兵们都不怎么激动。在武汉街头红卫兵们悠闲地游逛，吃武汉特产“豆皮”，尝孝感麻糖。武汉长江大桥上或长江两岸龟山、蛇山上，游山逛水的红卫兵很多。

我们几同学考虑到串联的“革命任务”，瞎逛了一天后，第二天，即跟着红卫兵们“串联”进了当时武汉文化革命著名的武汉大学。

武汉大学校园很大，树木茂盛，校园里，大门口外到处贴满了大字报，校园内小路两边支着贴大字报的竹蓬，贴满了大字报。那些大字报写得很长，有的一贴就是连载的十几张，许多字我们都不认识，也有骂人的话，粗俗的话，个别的大字报还插有一段诗歌，我们更看不懂。

看了一些大字报才知道武汉大学校长，“马列主义理论家”李达，已“畏罪自杀”了，全校的大字报正进一步在“痛打落水狗，深入批判”。

学院的小路上，有红卫兵和“工人阶级”押着胸前挂着大牌子，头上戴着高帽子的教师、教授们，他们被驱赶着在校园示众，教师们战战兢兢地，有的自敲锣鼓，边走边自诉“罪行”……我们看着，跟着窃笑。从文革开始，我们就喜欢看别人灰头土脸，喜欢看别人被虐，也符合当年狼孩们的心理，经过“阶级斗争”反复说教的我们，很自觉地加入到周围一些麻木的“大快人心”的看客里，认为自己就是参加“文化大革命”了，胜利了。

在那个肆虐知识，肆虐知识份子的反智时代里，“红卫兵”越来越骄狂，学生们凌辱老师、侮辱教授等是常事，破坏社会伦理与秩序被诩成“革命”，以为这就是“不破不立”，就是“革命”，是“阶级斗争”。在那个年代，让人具备了一身的杀戮欲和乖张戾气；没知识，没文化的“大老粗”等成了天然“革命者”，他们不讲人性，没有人性，更没有道德的羁绊，在“革命”要彻底的口号的下，什么事都敢做，要“你死我活”的“革命”，无所忌惮。

那时，全国只有“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每天用大字标题来报道文革，如“红卫兵”和“革命派”在全国的活动，那时的纪录片是这样的画面：百万名戴着红卫兵袖章的青少年游行通过天安门广场，毛泽东与红卫兵领袖在天安门城楼上握手，背景则是红墙、红旗、红色标语和毛泽东的小红书，一片红色的海洋。欢呼雀跃的红卫兵成为革命的标志性形象。死人、杀人的事情在沸腾的红色海洋面前是微不足道的，不计数的，就当没发生过。

只有我们不时接到各地红卫兵小报、传单等能看到批判斗争的消息：知道北京曾在1957年批评“党天下”的民主人士，“大右派”储安平被批判后“失踪”；上海的翻译家傅雷夫妇一起上吊自杀……

那年月，红卫兵小报每天都有触目的报道，这些报道似乎要越触目惊心而引人注意。

学院里人们里三层外三层地看大字报，许多人都在手抄，我们怕回去两手空空交不了差，也学着抄。我抄的是引人注意的揭发批判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字报，那时，批判刘少奇的题目已不新鲜了。

我很吃力地来来回回抄了几天，三天后，总算抄完。

后来我们一行又到了长沙，望岳麓山，远眺橘子洲头，然后也是认真地抄些自己都不太懂的大字报，每天来回跑。

到韶山想看毛泽东的故居。当时全国各地红卫兵如潮水般地涌来，工人、农民等也加入了“大串联”的队伍，来传播“革命的种子”。

往韶山没有火车，汽车站也是人挤人，人头攒动，板凳上躺着疲惫的人。坐车登记要排十几天后了，有的红卫兵们等不及，干脆就拉起队伍，举着红旗走几天山路奔去韶山去了。

听说到韶山后，能得到一枚“革命圣地韶山”的长方形胸章。当时，此胸章算是很精致的，可以换数枚其它的毛泽东像章。许多红卫兵朝思梦想就是渴望想得到这样的纪念章，为了这样的一枚像章在所不惜。

可是，后来当我看到一份红卫兵小报描述说：我国著名的小提琴家马思聪逃离大陆，偷渡到香港，当他一踏上香港的海滩，就将胸前的毛主席像章摘下，丢进海水里……我奇怪，当时没感到有什么大逆不道。

我们个子矮，望不到车站登记的窗口，旁边一位高个子红卫兵，也许是大学的红卫兵学生吧，看到我无奈地垫脚探头，在一旁小声微笑地对我说：毛主席，所称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毛主席，他的家在当地算是一“小地主”——韶山的几间房子，里面是床柜，桌椅板凳，几样简单的农具，其实没什么看头，不如去看看湘江，看一下其它地方……他的话音里有明显的不屑。我一惊，在那个人人欢呼万岁，万万岁毛泽东的狂潮时期，在迷信个人，全国一个嘴巴，一个皇帝时期，这声音不亚于一个炸雷。看着他，我久久没说出话来。

我们离家日久，身心疲惫，无心久留，都想回家了……至今记得一次在长沙湘江边行走，饥肠辘辘，看到江边的一家人围着小桌，端着碗吃饭，直觉口舌生津，馋得吞口水。

一路上已听说了脑膜炎盛行，有红卫兵死在串联的路上了，我们也顿觉惴惴不安。

那时，红卫兵们年龄不大决心大，再苦再累也要出去串联，趋之如骛。大多数是十几岁的孩子，在拥挤的路上，疲惫不堪的在外得了大病，救治不及时就死去了，当时，“革命串联”第一，死者家属能得到一张及时的通知，草席一卷掩埋就不错了。

我认识的一位故乡桂林的邻居，聪明、漂亮的雷姓姐姐就因得“脑膜炎”客死在大串联的路上，年仅17岁。

这次回家是北上的列车了，赶去北京的红卫兵人流依然，车厢里到处塞满了人，像罐头般。火车到站车门也不开了，我们就敲打窗户，请里面的红卫兵开窗，让我们硬爬进去……

过道依然站着人，货架上都坐着人、躺着人，厕所里也站了人，人挤人，车厢里恶臭混浊，加上褴褛的衣裳散发着奇味，让人不堪呼吸。

火车还经常晚点，半路上停车几个小时没音讯，有人受不了就爬出窗外在铁轨边撒尿、拉屎、喘气。

那时，火车上已有了被押送，遣到农村去“改造”的“坏分子”，还有一家一家被遣送的，那些男女老少的“坏分子”，他们穿着褴褛的衣服，背着被盖卷，提着脸盆、口盅等生活用具，惶恐不安地被赶着走，旁边就是提着木棍、举着皮带，不时吆喝着的红卫兵，周围是喜看热闹的漠视人群——依然如此，人们喜欢看这些人狼狈的样子，“坏分子”们显得越卑贱，越畏缩，他们看来就越兴奋——和那时的许多抓坏人的电影一样，周围的看客似乎都是好人，以为这就是革命胜利了。

终于回到了洛阳，此时，校园已空荡荡的，一片萧瑟，革命气氛都没了，都到外地去热闹了，偶见几个红卫兵神思不定地在操场来往，许多同学串联回来后又赶着出去了。

免费的火车，外面的世界似乎才有火热的革命——为了表示自己“革命”，我还是认真地誊了几张大字报贴到学校教学楼的青色墙上，落上我们“钢筋铁骨战斗团”的名。别人怎么写我就怎么抄吧，几张大字报还是醒目。

串联的师生们前赴后继地出去，火车、汽车等运输不堪重负……这时，有红卫兵组织号召徒步串联，减轻运输压力，学当年的红军“走长征路”，发扬“革命英雄主义”，顿时得到“中央文革小组”周恩来总理的肯定，一时多方响应。

洛阳四中也不例外，马上有相应徒步串联的几张大字报出现了。接着，就有个别年级和班级的誓言表态了。有立誓走北京的，走延安的，走上海的。

秋风渐渐，天气也一天天地冷了。“革命圣地”延安离洛阳不算太远，大约一千二百里路程，我们一.五班也有同学报名了，要参加徒步延安的“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