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行者

今天是父亲节，我的父亲离去已三十多年了，缅怀之际，写下一段父亲的故事，以示纪念：
    父亲从小喜读书，经常捧着一本书在柴房里读，直到叫吃饭。（94岁的姑妈去年还说：你父亲那时就喜欢看书，也不与人多说话，像个女孩子。）

父亲生于1927年，虽经抗日战争，国内战争之乱，他还是能遵循祖训一心读书。他渴望知识，爱提前看教科书，初中没毕业就读高中的书，高中没毕业就看大学的书了，所以他的学习成绩在班上一直名列前矛。高考时填了三个知名大学都被录取，分别是湖南大学、广西医学院、广西大学。

奶奶希望父亲学医，治病救人。父亲觉得人有两百块左右大小骨头，太难记了，另外有关人的生命，责任重大，他三思后决定放弃学医。爷爷随父亲的喜好，报到前，父亲问爷爷去哪个大学好，爷爷说随便吧。父亲考虑到湖南大学历史悠久，师资完备就去了湖南大学机械制造专业。那时候，家里不太注重后代的教育培养，也不太计较实际利害，爷爷认为要随孩子的天性，顺其自然。

五十年代初父亲湖南大学毕业后，就分配到东北鞍山，参加“鞍钢”的建设。那时，叫“建设新中国”。

鞍山有日本人留下建设的钢铁厂，几番战乱，又被苏联军队掠夺后，只剩下一些空架子，在一片狼籍的烟火废墟中建工厂。中国四面八方的人涌入，当时搞的都是人海战术，吃喝拉撒都在工地，艰难困苦，孩子是累赘，他只好把我暂托付给桂林市的外公外婆。四十多年后，我看到外公当年写给父母亲的毛笔信：“……民昌从幼儿园回家，到各房中望望不见父母，半夜想起来又呜咽几声，小儿思母，人之天然也……”由此看来，父母是趁我晚上熟睡时离去的。

当年，父母都是刚大学毕业的技术员，初到北国鞍山，行李简单，随身携带就两个皮箱。单位发一张床就成了家。上班远，早出晚归，两头黑。新工厂经济吃紧，工资只是半个月半个月的发。没钱买家什，想有个闹钟，也买不起。一筹莫展时无意中发现隔壁邻居的挂钟靠墙，夜里钟点声音依稀可辨，因此就倾听隔墙人家打几下钟点声上班。一天凌晨，父母匆匆赶到车站，觉得等了好一阵也没见班车驶来，冷风袭袭，天色仍暗，疑惑的母亲就摸索到附近的学校传达室看挂钟，才知道听错了钟点，时间还早。两人相视无言，只好匆匆往回赶，到家时既困又累，又恐睡着，只好和衣躺下，然后发誓领到工资后不吃不喝也要先买个闹钟。

当时尽管誓言掷地，父母也不敢睡，只好睁只眼，闭只眼再细听隔壁的钟声……

父母是南方人，刚到北方，生活也不习惯：啃窝窝头,泡红高粱米，冬天冰天雪地,刺骨的风刮，没膝的雪迈不开步……天不亮出门，中午带“饭盒”蒸，晚上饥肠辘辘赶回家。星期天，洗衣服、打扫清洁、补瞌睡……那时人们不分东南西北地挤在鞍山，在为“新中国”“添砖加瓦”，建高炉，并象“苏联老大哥”学习，跑步进入社会主义。工作之余还有“学习”，有知识分子的“改造”，有各种声嘶力竭的“运动”。都要加班，不能缺席；有口号、有主义、有批判、还有远远近近的敌人。批完“武训”批“胡风”，小组学，大会批，人人要发言，要表态，要“换脑筋”，从那时起，人们知道说话、言语也要惹祸，因言获罪，还有新名词“阶级”和“阶级斗争”……知识分子不属于排在前面的“无产阶级”，所以特别需要学习，改造。

一时也不能允许人们多想，学习、上班，依次参加陌生的各种各样的“运动”，人人新鲜而紧张地工作，活着，尽管生活条件差，个个都很积极，充满了对新国家，新生活的希望，人们一夜之间似乎都学会宏大的叙事，呼喊口号。

母亲当时怀着孕，虽然挺着大肚子仍要起早归晚，加班加点地赶去上班。那时的人似乎都有一股劲，很少考虑自己，更少考虑得失，一心只为“国家”的建设，人人都有理想，相信明天会好起来。母亲说那时工资低，月底捉襟见肘时，就将平时吃的药瓶拿到医院换回押金，以解无米之炊……

父亲听说一些不起眼的，很平常的人是“党员”。他们大多是工人，或刚穿上工作服的农民是“无产阶级”，平时他们工作态度技术都一般，只是特别对“学习”、“政治”热衷、敏感，不仅经常参加还常能发言，爱经常找领导。他们的出身大多贫穷，没读多少书，技术似乎钻不进了，可他们会走另一条路，会说话，会做事，能出众，爱做面子上的事，工厂领导特别喜欢。赶上工厂也提出要依靠“工人阶级”，他们入了党，接着就当上了小领导。人没变，地位似乎不同了，可以作指示了，有时还自作主张，对工厂进行“大胆地改造”。尽管那些改造有些玄：成功了就敲锣打鼓，失败了就说是“成功之母”……父亲有点疑惑：工厂似乎不太象工厂，不讲技术，不看能力，大学毕业的不如一行政科长。
    父亲学的机械制造，他感到建工厂装机器不能这样，要重技能懂技术，否则是科学的倒置。工业机械都是科学。书本不会有问题，旧的大学也不会教错，那些公式和公理，都有多次实验的证明。中国的工业不发达，正需要技术。鞍钢是日本人留下的工厂，看得出他们是内行，父亲明白技术以外的事不用证明。他对这些俗事格格不入，可也不便轻视，人各有志，他工作不敢懈怠，只是对这些有优越感的党员们敬而远之。

此时，有一本书《把一切献给党》正盛行。人人都争着看，父母亲也买回，也想无条件地献出自己的什么，加班加点地也干过了，最后想不出党还需要什么。

后来，有了一个简明的称呼：又红又专。红，是思想，是“阶级斗争”；专，是知识技术。思想是纲，技术是目，其实主要还是强调“红”，接着还有无穷的解释。思想的高低怎样衡量，哪里有标尺？因此经常要开会，永远要去听党别具一格的解释。

在鞍钢不仅要炼钢，还要炼思想，炼不完，特别是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期间，每天夜里都开会讨论，从那开始让人们填报家庭出身，再分成阶级，从家庭出身上严格地分，说经济条件决定人的思想立场，也决定人，不管你怎样努力。

出身决定了人的阶级，有了阶级就会有斗争，斗争就是你死我活，就象苏联，斗争不断，然后就跑步进入最高理想——共产主义社会。
    其实，鞍钢的苏联专家从经济、技术方面也提出了许多批评和质疑，比如小高炉问题；厂长与书记关系问题。苏联专家看不起群众运动，也不喜欢没知识，没文化的工人。

父亲他想只靠技术吃饭，他知道过去自己家里曾有十几亩田，不是“无产阶级”，一者有先天的距离；二者即要“炼”思想；三来他不勤找领导，这样离党和党组织就远。在思想改造期间，他诚实地填了“地主”，他没想到按爷爷的个人成分该算职员，爷爷在教育厅工作，生活来源是国民政府的工资。尽管1956年底党的组织曾动员父亲写入党申请书，父亲却一直在思考。当时周恩来总理有一个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并告知：党需要象父亲这样的知识分子。

那时，父亲实不理解共产党的领导人所说，做党的驯服工具是共产党员的最大志愿（刘少奇语）。在他酝酿写入党申请书的1957年上半年，六月八日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发表，“反右”运动突然袭来，“阳谋”之下父亲觉得再写什么申请书就不太合适。夫子曰：君子不器。父亲也不想做什么工具，从此就再没提申请书之事了。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六亿人口，周围的事许多都象寓言，这就是父亲的一段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