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行者

1970年初春，公社来人通知开“知青大会”。
    队长和我早早就出门，紧赶了一个半小时，才到公社所在地元明镇。进镇不远，就见到一石阶门口挂着“元明人民公社”的牌子。

不是赶场天，小镇上人不多，只见一些知青已在小街上闲游。一眼就看得出，他们穿着打扮，说话走路都和当地人不同。男的黄军装，戴军帽或青年装，小分头，大都是甩空手；女子稍白的脸和长短头发，眼睛明亮清澈，衣裳干净利落，不背背篓，都是城里人的扮头。看起来就是休闲的“红卫兵”了，被夺去斗争激情的，失落的“红卫兵”。

太阳照在山坡上，也照在镇上，有人在公社门口吆喝开会了，知青们陆续涌进公社。

公社驻在镇上一个旧时家院，也是会堂院子。四周为两层楼的上下有数间厢房的院子，中间是一空坝，大门入口内还架着高高的戏台，是旧时富裕家庭院落的格局。一看便知这是“土改”时没收乡绅土豪的财产。

随着知青们涌进来，整个院落即黑压压地被占满了，闹烘烘的。

我呆在一角，张望主席台，听一旁的知青们叽叽喳喳。那熟悉的口音，也让我倍感亲切，就象孤雁归队似的，尽管周围都是陌生面孔。

不一会，书记、社长开始讲话，无非是鼓励知青们安心务农，要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

接着，一位女知青就被邀请到台上发言，她是“知青代表”。

她中等个子，看起来健康饱满，白皙的脸，矜持的表情，穿洗得近发白的军装，有点文化味。后来了解到她果然是高中生，重庆四十一中高中二年级。

她用普通话读讲稿，一字一句听得还清楚。她没有照例读多少“语录”，就开始谈了自己到农村的感想，讲城里、谈乡下，讲自己，讲思想怎样改变，感情怎样转变，最后爱上了农村广阔天地。

当她说到自己今后的打算时，读到大家熟悉的一段话，会场静了下来。那是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写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主人翁保尔·柯察金说的一段话。文革开始，新华书店只剩下“毛选”和一些马列著作还在书架上，其它的书籍，包括这本书都因“有问题”被撤下。

这段话是这样说的：“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他可以说我已将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人类最壮丽的事业——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终身了”……

全场的人都在细听，她缓缓地读。我知道这段话，那似乎已是很遥远的事了。中学开学，我们都读过、讲过、讨论过，那时想到的是以后当科学家、教师、文学家——后来我们就讨论“毛主席语录”了——在这儿也可以这样回首，务农也可以回首吗？我想。

她还引用保尔向冬妮亚说的：“在你看来，我第一是属于你的，第二才是属于党的；可我却是第一是属于党的，第二才是属于你的”。

这些话听起来真有点振聋发聩，她下面的发言我已听不清了，肯定是再表决心，讲扎根农村同吃、同住、同劳动，同闹革命了。这是真话、假话，或半真半假？大家都明白，在那个年代，公开说假话、套话已不是秘密，区别在怎样说得巧妙，说得更像真话而已。

我真不敢相信，才到农村几个月，当农民就是她的理想了。她是高中生，我看她那白皙的脸还没晒黑，她穿得也和贫下中农还大不相同——如果真象她说的那样，倒是够让我汗颜的。

她读完了，知青大会散了，幸好不是赶场天，知青们已铺满了小镇。三两一伙，四五成群的知青在小镇上游逛，小镇唯一的一条小街不足百米，他们买油、买肉、下馆子，提着瓶子穿来穿去。

我和队长无事也在镇上来回遛了一趟，商店里的东西寥寥无几，货架上，白糖、黄糖，黑黄的水果糖都凭票供应。城镇居民、知青每月供应糖二两，菜油三、四两，农村人是没有的，他们要靠种菜籽榨油。

我买了两包八分钱的“经济”牌烟，顺手给了队长一包，他笑得咧着大嘴推辞。另一包我带回去，请其它的村民。队长买了两把挂面，说回家给母亲煮鸡蛋面。

归途上，队长笑着说不少女知青挺有“麦子”（土话，意思就是漂亮），让他左右流连。队长遗憾我怎么不认识她们，认识了聊一下天也好啊。

我笑着，说他不知道知青都来自重庆市四面八方。

一路上我想：如果让我上中苏边境战场保卫祖国我会毫不犹豫；如果让我到工厂造机械我也会义不容辞；眼前我只是在农村，默默地出工，默默地挖地，没人知道你的名字，在公社镇上都没人认识。我就像一棵谷草，也象田里的秧子，被插在地里，自生自灭，哪儿谈得上什么事业，什么“大有作为”？……只是知青代表提起的那格言让我不平静。

队长见我一路少语，问我想什么，我说在想下午是否还要出工呢。

我是不能跟他谈保尔·柯察金的，他只知道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公社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