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风

今生难忘的宁县师范

窦世荣

母校，在人一生中既是理想的灯塔，又是进步的阶梯。学前令人向往，学后让人怀念。我是1960年7月小学毕业，经保送进入宁县师范的第二届，也是最后一届学生。学了两年后，1962年因国民经济调整，师范撤并宁县二中。虽然只有两年，但那艰苦岁月的学校生活及师生们苦教苦学的精神，至今让我刻骨铭心，难以忘怀。
宁县师范是1959年三县合一（合水、正宁并入宁县）后，8月在西华池原县委院成立，招收初一级三班学生，并在宁县庙咀坪开始新建的初级师范学校。1960年8月开学，学校由西华池迁到宁县城北庙咀坪。当时正值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饥荒年月，即所谓三年困难时期。那时天雨合时、五谷丰登。因大跃进、大炼钢铁、大办食堂、浮夸冒报而导致了西北以至全国大饥荒。全村人在一个大灶上吃饭，各家铁锅都集中起来，砸碎炼铁。又集中农村精壮劳力，用石头炼铁，挖深坑翻地。千里农田，五谷倒伏，颗粒霉烂，无人收割。到1960年饥荒来临，农村人每天只能吃三四两玉米、高粮、糜谷等杂粮，全靠掺合野菜、苜蓿、树皮充饥。那时，饿殍遍野，不是瘦骨嶙峋，就是面容浮肿，连鸡（饿得）不叫鸣了、狗不咬人了、亲戚不上门了。当时我14岁，从焦村原背着被褥过马莲河大桥，第一次爬上庙咀坪走进学校院子，学校院敞无门。面前是一条土路，路东面是两排教室，教室后又是两排宿舍。西面是一排教师办公室兼宿舍，后面是一排停工未建的空房架子。一律的青瓦、白墙、黄门窗、亮玻璃。水泥黒板、红漆桌凳。宿舍靠前后窗安两排木板床，上面铺毡或褥子，有些在木板生铺麦草帘子。冬天不生火炉，晚上就寝，被褥冰冷如铁，同学们靠互相拥挤，供热取暖。学校后背紧靠马莲河，沟畔是一排教师和学生灶房。高高的烟筒上冒出的滚滚浓烟与白云一起飘浮在学校的上空，给我一种新鲜神奇，充满希望的遐想。我一见就喜欢上了师范，比古庙改成的小学强多了。学校仅有一、二两个年级，每级三个班。二十多个教师，共三百多学生。首次到校一周未回家，想家想父母，加之肚饥腹饿，常独自一人跑到马莲河畔看着河水淌眼泪，也和同学们利用课余跑到河畔农田里寻找埋在地里的油菜根，挖出来在草丛里擦擦泥就拿上往嘴里塞。那时只有盘克、九岘等山后生活较好，学生还有麦面锅盔吃。他们吃时，我看着就流口水。每周回家就下地采苜蓿，到山沟拾野菜。记得有一次饿得无奈何，母亲就把玉米芯儿砸碎，倒在石磨上，人抱磨杆掀着当粮食磨，因玉米芯不下磨眼，我就用筷子边往下捣边抱磨杆转圆圈。磨下的面全是玉米芯沫子。周日下午背到学校，次日早饭，我倒在水缸中，用开水一冲烫，本以为是稠稠的面糊糊，谁知，烫后的面糊糊竟然是半缸清水、水上瓢浮着半层玉米芯碎沫，吃起来麻木无味，喉涩难咽。后来县政府给学生每人每月补助15斤粮，生活才有了大的好转，凭票可以上灶吃馍馍和饭菜了。
那时生活虽艰苦，但教学抓得却很紧。以培养小学教师为目标，要求学生德智体音美全面发展，毕业后啥都能教而打不住手。校长范炯新，厚嘴唇、长方脸，横眉毛，扁平眼，是个面孔森严、管教严厉、人见人怕的好人。一次，范校长在学生大会上批评有些男女生偷看《性的知识》，我想，看“写信”知识，有啥不好？一问，同学骂我是傻子。教育主任王志仁，抓教严格，脚勤嘴快，面面俱到。国庆、元旦、五一，各班都要办壁报、换黑板报。我为班上写的黑板报，真、宋、粗各种字体变换，红、黄、白、蓝各色搭配，显得美观花丽，王志仁老师就站在我身后，评头品足，称赞说“远看是花，近看是字”。王景涵老师的古文教得生动传神，引人入胜。他讲课爱说：“把你们收音机安好，我的烂喇叭开始广播了”。教室墙上那“逆水行舟用力撑，一篙松劲退千寻”的隶体标语，字体苍劲有力，以致我常看得入神，肩膀和手也随着笔划上下忽高忽低的鼓着劲。后来才知是王景涵老师的手笔。从此我爱上了隶书，并坚持写了一生。权礼老师的几何讲授得法，推理清楚，用粉笔依三角尺逆画抖出的虚线，一次到位，成点排列，十分匀称，令人叫绝；马衡麟老师的美术，第一堂一笔画了个大和尚，神形逼肖，同学们鼓掌称赞。还有郭茜梅老师音乐的声腔、靳瑜老师唱戏的武功等等，使我至今记忆犹新。老师教得认真负责，学生学得积极主动。各项活动搞得热火朝天。每周有文艺晚会、体育比赛。我曾作为宣传队一员，每周六晚在宁县大礼堂和宁县二中宣传队同台演出节目，互相攀比，暗自竞争。演后晚上11点多回到学校，灶上为我们每人发一块玉米面或荞面黄儿，是对我们演出最好的奖赏。平时学习，我以背诵为主，夏天在树阴下、房背后，冬季在南墙前或避风的向阳窝，端一杯水，拿一本书，边念边记，以日取暖，以水充饥，苦学苦记。当时因和苏联关系好，学校开设的都是俄语，很多单词记不住，我就采取用汉语怪话偕音记忆。如“星期天”俄语为“BockpceHbe”，我就理解成“袜子塞到鞋壳里”，意为星期天把袜子塞到鞋里边上床休息。学校“школа” ，就理解成“吃过啦，到学校去”。这样就记下这个单词了。
由于每生每月有11元5角的助学金，我就在伙食之余，用钱买了大量的书籍，那时书很贱，一本《红岩》才3角钱，《三国演义》连环画小人书，一本才几分钱，我断断续续买了60本。《红日》《红岩》《红旗谱》《苦菜花》《迎春花》《青春之歌》《林海雪原》《保卫延安》《水浒》等名著，都是这一时期买读的。可惜这些书，后来多因被人借读，黄鹤一去不复返了。特别是那套《三国演义》连环画被同学、邻居零星借去，至今踏破铁鞋无觅处。若全套还在，其价值也该连城了。
那时，同学年龄多比较大。刚上初一，结婚者有之，抱孩子者亦有之。我14岁，是同学中最小者。每次往返学校，除了肩背炒面、菜干粮外，随身带一根三尺多长，安有小铁斧头的木鞭杆，作为打狼防狗护身之用。若遇天雨往返回家，常把鞋提在手里，赤脚趟水爬坡，生怕弄湿了鞋。
1962年6月，新麦子收上场，农民们多饿得等不到麦子晒干磨成面，急忙把湿麦颗粒放在锅里或炒或煮抢着吃，以填咕咕饥肠。8月开学，我背上新麦面锅盔，兴冲冲到学校去报名。谁知一进院子，一片寂寞，同学老师多唉声叹气。原来上级通知，学校撤了，并入宁县二中。我小时那学父亲、当教师的梦就这样破灭了。
到1978年9月，经省计委批准，宁县师范又在原址上站起来了，而且升格为中师。首任校长是宁县以至庆阳党政文化教育界颇有名望的王钊林先生，虽未睹颜，名却早闻。当时我已上了西北师大，听到消息，心里很高兴，我的母校又复辟了。后来得知，王钊林进校后，带领师生，在蒿草遍地、瓦砾满院的旧址上，整修校园，粉刷校舍，购置桌凳，麦草铺床，自己动手，编写教材，硬是敲响了第一节课的钟声。
因对母校的留恋和再复的喜悦，离校四十年后，我去采访过母校，对母校变化之大，由衷高兴，并写了一篇《长在摇篮里的心》的报告文学，发表在2001年陕西出版社的《杏坛烛光》上。到2002年，听王景孝校长说，宁县师范又撤并了。我心又为之一沉。心想，宁县师范咋这么命苦，竟然两起两落。第一次两岁就夭折，第二次未及而立，又撤销了。这可能是教师水平提高了，小学教师大学化了，不需要中师了。当时想，大中小学生，年龄、课本、知识、阅历各不同，课本、教法也各异。用大学生教小学，是用金条作教鞭，大材小用了。不过又一想，她虽然命短，但功劳著世，二十多届学子，子孙相传。学高为师，行端为范的师表血脉，一代一代传承在无数学子的身上。至今活跃在宁县、庆阳城乡小学、中学的无数骨干老师，还有如我等省内外其它行业的学子，不正是她培育出来的后代吗？也不正是宁县师范“为人师表”风范的传承和继续吗？想到这里，我那沉郁的心，顿时热乎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