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风

彭长城，1953年12月生于甘肃兰州，祖籍河南罗山。1969年12月兰州工农轴承厂工人。1978年3月兰州大学历史系历史专业学习。1982年进入《读者》，历任杂志编辑、副主编、主编、社长，现任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是《读者》办刊思想的奠定者和《读者》品牌的打造者之一。著有《让<读者>御风而行》、《<读者>的人文关怀》等。曾获韬奋出版奖，中国百名优秀出版企业家、新中国60年优秀出版人物。

彭长城自1982年大学毕业后进入读者杂志社，在《读者》工作至今30余年，一直关注文化产业发展，作为人大代表，彭长城积极提交议案，建言献策。文化的最终目的在“化人”，彭长城的所有提议，最终都将回归于此。从他身上体现出的知识分子情怀和精神坚守，激励着每一个人承担起文化建设的社会责任与民族担当。他的笔尖从来都在唤起人的觉醒。

一 人的现代性：从知识素养到理性确定
作者：彭长城

中国现代化的过程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又是一个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它要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个层面交错展开，又要期待文化思想领域的电闪雷鸣，提升人的人文素质，实现人的现代性。

《读者》传播文化，关注社会，但归更到底是以“人”为中心的，即社会的发展、知识的完善、感情的慰藉都是为了人的成长。如果把西方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中国的“五四”成果归结为“人的发现”“人的启蒙”“人的觉醒”，那么，《读者》的文化指向，则是在对人尊重的基础上，培养人的现代性，从而实现人的价值。从这个角度来看，《读者》是对人性的尊重、传承和发展。


《读者》提升人们的文化素养，培养人的现代性，是通过知识到理性来实现的。

首先，《读者》中的人文素养体现为知识。这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对传统文化的反向追溯，二是对人类多样文化的横向跨越。当然，我们要看到，知识虽然丰富多元，但与专业的媒体相比，《读者》的深度也许不够，以曾国藩为例，《读者》中含有“曾国藩”一词的文章共59篇，时间横跨1983年到2012年。坦白地讲，它们是分散的，不成系统的。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一篇篇浅显的文章却构成了一项浩大的知识普及工程。专业的科学常常因为其深度和复杂难以为大众所接受，因为专业，所以小众。但《读者》却提供了另一种了解文化知识的途径，形成了一种让每个人都能够理解的表达方法。很多读者不订阅专业杂志，而仅从《读者》上了解科技、文化、历史、教育等各类知识，一方面在于各类知识互为印证，互为补充；另一方面在于社会并不需要每个人都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但丰富知识、开阔视野却是人类的共同需求。对于大众而言，《读者》恰恰提供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人们可以轻易找到了解和掌握的途径。


其次，《读者》中的人文素养体现为教育和理性。阅读是一个自我教育的过程。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说：“教育本身就意味着：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知识即信息，当这些积极的、向上的、美好的信息不时在读者眼前跳跃时，会在某一刻触动我们的神经。通过与曾国藩有关的59篇文章，我们可以看到曾国藩的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和仁爱忠恕的道德精神。知识能够祛除愚昧，道德使人们有所敬畏，而我们生活的时代赋予了鲜活的时代精神。当一篇篇这样主题的文章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组成了一个精神世界。在这样的世界中徜徉，人们会自然而然地完成自我教育，培养积极的心理和价值观念，甚而变成自觉的行为习惯系统。

周国平说：“文明之对于不同的人，往往进入其不同的心理层次。进入意识层次，只是学问；进入无意识层次，才是教养。”一个人现代性的成长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对于《读者》来说，惟有长期努力，才能帮助读者实现自我生成，最终使人的现代性特征得以确立。

二 《读者》：关注人性，尊重人性
作者：彭长城

办刊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也是一场长途跋涉。《读者》的人文关怀的理念并不是创刊之初就提出来的，而是在长达三十多年的办刊历程中，一步步总结提炼出来的。

人性是文学的永恒主题。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著名作家莫言曾说，作家最终探讨的还是人性，“必须站在人的立场上，把所有的人都当做人来写……如果一个作家在人性方面没有他自己的发现，他的作家称号是值得怀疑的。”票房颇佳的《唐山大地震》、《一九四二》，之所以能够感动人，都是在灾难大背景中展示着人类共同的人性。《一九四二》影片男主角扮演者张国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在这个灾难面前，没有什么精英，没有什么地主，大家都是一样的，甚至你承受灾难的那种能力还不及一个普通的长工。”

在人性上，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中国文学界对人性的肯定，源于进入20世纪，在启蒙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文学创作对生命个体的关注。郁达夫说，“五四”的最大成就，第一要算“人”的发现。也就是说，这个时期人们开始注重人性的揭示，深刻而真实地展现人们的精神世界。梁实秋是国内第一个研究莎士比亚的权威，在美国哈佛大学留学时，曾选修美国新古典主义大师白壁德的《十六世纪以后文艺批评》课程，在文艺思想上深受白壁德的影响。他一再强调：“文学发于人性，基于人性，亦止于人性”，“人性是超阶级的，资本家与工人他们的人性并没有两样，他们都感到生、老、病、死的无常，他们都有爱的要求，他们都有伦常的观念，他们都祈求身心的愉快，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人性正是梁实秋文学创作的核心与唯一标准。


《读者》创办者认为，只有人性的东西才可以征服人心。一本杂志要想获得长久的青睐，必须打破各种局限，站在人性的立场，从全人类的角度，去表现普遍的人性。

三十多年来，《读者》的办刊团队一直延续一个基本的共识，即从来没有把《读者》当做印刷品来看，而是把她当做一个活生生的“人”去培养，把《读者》人格化，努力使她有思想、有风骨、有情致、有志趣、有格调、有性格、有风韵，有自己的喜怒哀乐，有自己的幸福家园，有自己的自然环境和自己的祖国。她简直就是一位中国公民。

三 影响我一生的三篇《读者》文章
作者：彭长城

每个人的命运都在时代裹挟中向前。印象中，我小学没毕业“文革”就开始了。在中学学习了一年零三个月后，16岁那年，我就到了兰州工农轴承厂当工人。工厂是新厂，很多事情都得自己干，后来当了班长，接触《反杜林论》等马列原著，寻找各种图书丰富自己，写工作总结和搞技术革新，不知不觉就干了八年。1977年冬天，中断十年的高考制度终于恢复，很多人由此改变了命运，中国也由此走向了尊重教育、尊重人才的新时代。在几个月紧张的复习后，我顺利考入兰州大学历史系。四年的大学生活紧张有丰富多彩。毕业后，我被分到了甘肃人民出版社。报到时是1982年年初，大街上洋溢着春节来临的气氛。春节之后，我正式成为《读者》编辑部的一员，在万象更新之际开始了编辑生涯。


每个人的成长都与环境密切相关。记得报到时《读者》杂志编辑部一面墙上的一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世界上有许多美丽的花，往往开在无人知晓的地方。”编刊本身也是一个学习和成长的过程。很多文章深深影响了我个人的性格和价值观。其中，记忆深刻的有三篇文章：《一个人一生只能做一件事》《上帝变了》《把信带给西亚》。《一个人一生只能做一件事》告诉我人生精力有限，要明确自己的目标，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不要受各种诱惑的干扰。《上帝变了》告诉我，一个人在世界上可以不逞强，但绝不能软弱，遇到事情的时候要勇敢站出来，否则可能一事无成，最后沦为一个可有可无的人。《把信带给西亚》则时时提醒自己要忠于职守，不管做编辑还是经营还是管理，既然组织把事情交给我，就应该想尽办法把事情做好。这既是对组织的忠诚，也是对自己良心的负责。这三文章都发表于20世纪。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人的选择就逐渐多起来，社会变革加速，很多人在时代的潮流中一显身手。时间飞逝，转眼三十年过去了，对我来说，庆幸自己有着不变的坚守，《读者》成为自己持续一生的工作，并成为生命的一部分。

《读者》是一个奇迹。其成功的理由有千条万条，但归根到底，还是定位的成功，思想的成功，内容的成功，文化的成功。“博采中外、荟萃精华、启迪思想、开阔眼界”的办刊宗旨奠定了《读者》的基本文化架构，使刊物能够立足中国传统文化，包容世界优秀文化，同时关注人性，关注爱，关注成长，关注社会，虽偏居中国西北一隅，却具有世界的视野、现代的眼光，符合人类进步和时代发展的大趋势。



每个人面临一个不断取舍的问题，《读者》今天的成功是在坚守信念中实现的。我们在三十年办刊生涯中，遇到很多杂志，因为迎合读者被打得七零八落，失去了自己的阵地，甚至消失在时代的洪流中。《读者》用真善美征服了读者，这些传统美好的东西总是显示出一种强大的力量。《一九二四》热映后，徐帆在第三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上说，如果没有冯小刚、刘震云内心的坚持，可能就没有这部电影。原来，早在1993年，冯小刚看到刘震云的小说《温故一九四二》后，深受震撼，但多次筹拍都因各种原因而搁置。梦想从种下到变成现实，整整过去了十八年。当然，一本杂志不能解决人生的所有问题，很多人在杂志陪伴了自己一段时间后，离开了她。种种原因，不一而足。但在相伴的那段时光里，某句话，某篇文章，某个故事，可能会在一个人的内心潜伏起来，悄悄生长，在某一刻，这些隐藏在心灵深处的道德和正面的力量被触动了，便显示出不同的作用来。这是这本杂志的不同之处，也是她在人生发展和时代进程中的独特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