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鞋子作为一种舆论武器

邹振东

司马南遭遇扔鞋子，舆论主要聚焦在观点的分野和法律的适用上，其实从舆论学的视角看，扔鞋子也是一个颇值得讨论的舆论现象。

扔鞋子作为舆论的武器，属于橡皮子弹系列，它不以杀伤对方为目的。作为街头政治最常见的一种舆论形式，扔鞋子往往和扔鸡蛋联系在一起。为什么是这两种东西常常被扔？显然二者是从无数可以扔的东西中，经过反复实践千挑百选，脱颖而出的。如果换成扔块砖头或者扔把菜刀，极可能被界定为凶器，受到刑事法律的追究。

相比之下，扔鸡蛋则显得温柔多了，它即使砸到对方，一般不会造成伤害，它让对方黏黏糊糊不舒服，却并不肮脏，如果换成扔一袋小便或者大便，虽然也不会伤及身体，但更可能卷入侮辱的罪名。扔鞋子也是如此，除非尖锐的高跟鞋或者钉鞋，而且直接击中要害，否则不会对身体构成威胁。

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扔鞋子还是扔鸡蛋，扔东西的人是要付出金钱损失代价的。特别是扔鞋子，除了价值比鸡蛋高很多，一旦扔出去且捡不回来，就要思考自己如何走路回家。这种伤敌一千，自伤八百的舆论方式，显然更看重的是一种简单的舆论表达，其表达的情绪也往往单一，不过就是不满和抗议。所以，绝大多数选择扔鞋子和扔鸡蛋的人，他们在扔这些东西的时候，基本上不以命中对方为唯一目的，而是采取弧线形，物体运动的轨迹十分优美，我把这种带拐弯的舆论，叫做“抛物线”舆论，他们在我的舆论学词典里，是归入“艺术舆论”的条目的。

无论如何，扔鞋子相较于打耳光，在舆论破坏力之烈度上，不可相提并论。舆论的情绪也不同，前者是不满和抗议，后者则是侮辱和教训。打耳光这种直击式舆论，不排除有表演的成分，但即使是表演，也不属于艺术舆论的范畴。只有采取布莱希特式的间离效果，在别人的脸附近拍一下自己的巴掌，没打在别人脸上却发出了响亮耳光之声，这才算得上艺术的舆论！

扔鞋子尽管归入艺术舆论的范畴，它也属于破坏型舆论，是对抗性的一种艺术。扔鞋子在许多国家都采取现场驱散，立即逮捕也随即放人的做法，显示它虽够不成刑罪，却也往往轻微违法。因此，扔鞋子作为舆论的一种武器，应该慎用。对谁扔鞋子，在什么地方扔鞋子以及如何扔鞋子，有着舆论法则的约定俗成。

回到司马南被扔鞋子，有三处不当。其一，对象错误。一般来说，扔鞋子的对象应该是权力政治人物，特别是那些拥有保镖护卫的人，抗议者由于无法近身，只好借助臂力，把鸡蛋和鞋子远远地扔到抗议对象的附近。由于司马南不属于权力政治人物，对他的扔鞋子，属于用力过猛。

其二，地点错误。扔鞋子一般发生在街头政治，大学是传授知识、传播信息的地方，是讲道理的地方。大学的讲座，应该允许不同的声音，有不同意见，可以采取辩论、拒听、另开讲座或者讨论会表达舆论，大学讲堂是抛观点的地方，不是扔鞋子的场所。否则，任何老师的讲课，都可以被持不同观点的同学扔鞋子。

其三，方式错误。扔鞋子发生的合理情境应该是在正常对话被堵死之后，由于对话的权利被剥夺，只能一扔发声。但司马南留给了扔鞋者提问的机会，扔鞋者也已经拿到了话筒（话筒是一种舆论权力），他完全可以用正常的对话表达自己的观点，却令人遗憾地选择了破坏型的舆论表达。

在对的时间、对的地点，向对的对象，用对的方式进行舆论表达，是实现舆论目的的最优选择。能够对话就不要对骂，宁愿对骂也不要对打。故意使舆论的破坏力升级是会付出代价的。最近，记者在报道台南为什么吸引不了大陆游客在台南深度消费，很多台湾旅游业者在检讨为什么陆客变过客的原因，不约而同地谈到张铭清在台南被袭事件，2008年张铭清在台南参访孔庙时遭到民进党台南市议员王定宇等人暴力攻击，张铭清被推倒在地。王定宇付出了代价：同党切割，立委落选，求刑一年二个月；而台南则付出了更沉重的代价，张铭清事件对台南的负面舆论，要台南付出多少的正能量才能够挽回呢？

因为观点的不同就可以扔鞋子、打耳光，支持者在喊一声爽的时候，其实也就在默认一种野蛮的舆论法则，那么反对者，也可以依据这样的法则，采取同样的行为。不要忘记，按照舆论破坏力的烈度高低排列，舆论武器的谱系非常宽广，在扔鞋子、打耳光这个当量级别之下，其实，有无数的舆论形式可以选择。

（本文发表在2012年10月18日《南方周末》评论版自由谈，责任编辑蔡军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