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树(不是老树画画)

时髦一词本与批评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但，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两个词汇牵强地组合在一起，作为本文的题目呢？实在是因为“赶时髦”这一抒情的社会运动，已经涉及到各个层面，就连批评这样的事，也要去赶一赶时髦。

时髦一词在古汉语里是指时代或者当代的俊杰，然则赶时髦却多半属于现代词汇，重点在于这个“赶”字，“赶”也有尤恐不及或者随大流的意思在里面。

现代人热衷于赶时髦，古代人也同样热衷于赶时髦。就像孟子对于孔子的一个总得评价为“圣之时者也！”《孟子·万章下》

孔子是圣人，这似乎毋庸置疑，你随便去问一个中国人孔子是什么人，多半会回答“是圣人啊！”但是，孟子对于孔子的这个评价，重点在于这个“时”字，关于这个“时”字的解释，学界一直争议不休。鲁迅先生把这个“时”字解释为时髦的时，认为翻译成现代汉语除了“摩登圣人”实在没有别的解释办法。《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当然，先生的关于“摩登圣人”的解释多少有些戏谑的成份在里面，这么说并不是对于先生的不敬，很显然，先生的解释有着很鲜明的时代色彩，以此比喻来讽刺批判权势者们利用粉饰孔子，来达到一个统治民众思想的目地。

关于这个“时”，另一种观点解释为“时务”，也就是说孔子是所有圣人当中最识时务的。当然，这个观点还是值得商量，倘若说孔子识时务的，他老人家也不至于晚景凄凉。
孟子评价的这个“时”字，我们不妨把它理解为“时机”的时，或者说“时代”的时。孔子生逢乱世，到了孟子的时代就更乱的一塌糊涂。乱世出英雄，当然也会造就圣人。就像李零先生所评价的，“老师做不了圣人，弟子怎么能做圣人？！”《李零·丧假狗，我读论语》孔子这个圣人做的实在是充满了鲜明的时代色彩，以至于孔子学说被利用曲解的面目全非。

而我们今天的话题，就从时代的角度出发，来探讨一下时下所流行的一些批评或者说是批判。正如前面所说，那种赶时髦的批评。

不知从何时起，批评又开始流行开来。网络上，现实里，批这批那的，层出不穷。时下，最为流行的似乎莫过于对于政府，甚至对于共产党甚至是毛泽东的批评，诸如此类的文，网络上比比皆是。

毛泽东时代已经属于过去式，对于我们只是一段过去的历史。无论那段历史是黑暗的还是光明的。毛泽东被请下圣坛，也可以看做是国人思潮的一个进步。

究竟是毛泽东创造了一个新的时代，还是一个新的时代造就了毛泽东，实在不好简单的下一个定义。毛泽东对于现代来讲，不过是一个历史人物。如何去看待一个历史人物，是应该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

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来讲，无论他是圣人还是伟人，首先他是一个人。而我们在对于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上，往往会忽略这样的一个最简单的事实，要么将一个历史人物过度神话，要么就是过度妖魔化。评价往往会有失公允。

从反思文革开始，到批评执政党，到批评政府，直到批评毛泽东，在时下，似乎形成了一种潮流。作为一个执政党，一个政府，直至具体到某一位领导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或许会存在一定的错误。有了错误，自然应该受到批评，这点毋庸置疑。社会中的一些有识之士，通过对历史错误的反思，积极探索制度中存在的缺陷。这与其说是批评，倒不如说是一种建设性的意见，来的更确切一些。这样的批评或者说是建议，相信大部分人会赞成。

只是某些看似“爱国人士”的批评，却表现的满不是那么回事，总是会令人品味出一种异样的味道来。

网络上类似于这样的批评，相信各位朋友们应该看到过很多。曾经在某位好友的空间看到过这样的批评，公正的说，这位好友的言论还算客观，存在的差异，充其量也只能说是对于事物的观点不同。只是跟帖的某些评论，却实在令人不敢恭维。出于惊诧，从这位好友这里拜访了一下这位“有识之士。”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真可笑。这位老兄的空间内容多半都是批评的言论，从毛泽东到马列主义，到执政党直到现在的国家领导人。老兄也算有点小才，无一例外地给这些批判的对象，编排了一个绰号，(恕不一一列举)。只是看这些批评的内容，即没有列举事实，也没有自己的观点，更没有支撑自己观点的依据。只是转载了一些热点的时事，然后配以个人的说辞，再然后利用这样的说辞将“国骂”发挥到一个“极高的”境界。相比泼妇骂街有过之而无不及。

类似这样的批评或者说是言论也好，直看得人瞠目结舌，哑口无言。甚至让人无法反驳，因为从这样的言辞里，你根本找不到一个可供反驳的观点。有的只是恶意的谩骂，攻击和污言秽语。即便你想通过其转载的时事热点里提出一个反驳的观点，估计也不会得到什么公正的待遇，多半会被冠以“毛粉”，“走狗”之类的名号，只好三缄其口。

不反驳归不反驳，但却不能不令人引起思索。曾一度对于这些“人士”的心里或者是心态无法做到很好的理解。直到有幸读过季羡林先生的《牛棚杂记》，才似乎找到那么一点答案。

季羡林先生在文章中指出，对于当年某些“红卫兵”们惨无人道的行为，似乎只能用一种理论来给予一个定义，那就是“折磨论”。在批斗中，这一“纲领”贯彻始终，无所不在，无时不在，左右一切。至于这一条纲的心理基础，思想基础，不过是以虐待他人为乐。人类的劣根性一旦以某种形式得到“解放”，折射出来的就一定是人性极度的扭曲。

当然，网络中的这类“人士”不好以“折磨论”来给与定义，我们不妨把它称之为“宣泄欲”。这也正好可以印证“时髦”一词的基本含义中的一项：时髦是一种发泄不满或被压抑情绪的表现。

支撑这类“人士”恶意攻击，谩骂的心理基础正是这种长期被压抑的情绪得到突然释放而发展成为一种“宣泄欲”的表现。即人权的基本内容之一：言论自由权。一种长期被压制的权利，或者说一种长期被禁锢的思想，一旦得到空前的解放，往往会产生一些不和谐的甚至是负面的东西。就好比一个长期饱受饥饿的人，一旦获得可以吃饱的条件一样，很多时候会产生暴饮暴食的现象。

这样讲并不是反对言论自由的开放，这也是时下比较热门的一个词汇。要想真正的理解言论自由的含义，首先要弄清什么是自由。

自由具有多种含义，我们来看其中的两项。第一种;任性意义的自由，即想说什么说什么，想做什么做什么，自由放任。第二种;自律意义下的自由，就像法国大革命纲领性文件《人权宣言》中所说的
“自由即有权做一切无害于他人的任何事情。”

这样看来，要想获得真正的自由，首先要做到无害于他人。批评并不是完全有害的，相反，理性，客观的批评往往会起到积极的作用，使我们能很快的认清错误，以便及时改进。当然，批评也不能等同于恶意的攻击，谩骂。这类“人士”的看起来貌似“言论自由”的行为，不过是一种盲目追赶时髦，人云亦云的一种表现。因为赶时髦也是一种掩饰自身平庸的途径。这种非理性的自我表现，自我的标新立异相比于那些理性的客观的批评，结果只能是贻笑大方。而这种为了赶这样的时髦而产生的群体，实在只是那些有识之士和广大民众当中的“一小撮”。

那么，这类“人士”的这种极端的行为的思想基础又是怎样的呢？这或许多少和我们的文化有那么一点关联。

我们的文化内核是“群体意识”，我们生活中的种种现象都可以从这种“群体意识”中找到原因。所谓群体意识，就是认为个人都是群体的一部分，群体的利益就是个人的利益，群体的价值就是个人的价值。我们长期受的就是群体意识教育，群体意识的积极作用是为集体主义奠定思想基础，负面作用是缺少独立人格。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时，不是首先思考“理”，而是首先看“公”看“婆”。这种群体意识很多时候会转变为从众心理，而我们的从众心理往往会体现在消极的一面:当一群人犯错，而只有一个人受到指责时，往往会受到这样的反驳“别人也同样犯错，为什么就批评我一个人？”这种反驳一般都会显得理直气壮。这可真是“你和尚摸得，偏偏我就摸不得？！”延伸下去，自然就是你能批得，偏偏我就批不得？！而这种盲目的从众意识，往往看不到别人批评里的理性和客观，剩下的只能是无谓的谩骂和攻击。

像这样的盲从在生活中还是比较常见的。曾经在一个知名文学网站下属的一个社团里 ，就曾遭遇过这样的情况。

起因则是因为某一天这个文学网站的首页刊登了一篇绝品文章。客观的讲这篇文章的文学手法，和主题思想还是可圈可点的。相信网站的主编们也是有一定的眼光，才将这篇文章列为绝品。然而，这篇文章的结果却是由于有人反对，而又由绝品改为精品。这个结果多少令我感到有些荒唐。

反应最激烈的是我所在的社团，原因很冠冕堂皇，看起来也似乎符合网站的宗旨“弘扬正能量”。实际上这篇文章的作者，不过是通过人性中“食”与“色”两个要素，来揭示了人性的丑陋的一面。而文中对于“性”的为数不多的描写恰恰成为了被攻击的目标。而这种批评或者说攻击却看起来似乎有失偏薄。

首先发难的是我们社团的一位老主编，从文章中的错别字到标点符号的错误，再到对于所谓的色情描写的批评。客观的讲，我们老主编的批评还多少有些道理，只是最后的结论却陷入了门户之争，大体意思是这样的文章都能作为绝品，为什么我们社团的文章却名落孙山？！这就显得有些小家子气了。而最让人无法接受的则是社团里其他人员的反应。

主编一出手，其他成员的批评便接踵而至。批评的集中点多在文中的关于性的描写。由最初的批评而转变为恶意的人身攻击，文章的作者被冠以“无耻的流氓”，“下流坯子”等侮辱性的称号。反对的原因出奇的一致，即与网站推崇的“弘扬正能量”不符。这种观点好歹还可以把它理解为对于正能量理解上的差异。其实，所谓的正能量，并不见得就是从正面来做一些口号式的文章，对于人性中“恶”的揭露，也可以看做是一种弘扬正能量的表现。只是体现的手法存在差异。

而对于作者的人身攻击，就显得不够厚道了。公正的讲，能够进入这种文学网站的基本上都是爱好文学或者说喜欢摆弄文字的人，一篇文章的完成往往倾注了作者极大的心血，个中滋味想必写文的人都深有体会，即便是作者存在一定的问题，是不是也应该给予作者一个起码的人格尊重？！

而最让人瞠目结舌的是最后粉墨登场的一位自称“专家”的人。上来就是一句“让我这个专家来看看这篇文章，再做评论。”
五六分钟以后，这位专家再次粉墨登场。对于作者的人身攻击，谩骂甚于前者，能在五六分钟内看完一篇近万字的文章，不由得令人“佩服”他的才气，果然不愧于“专家”的称号。这种不分是非，盲目的从众心理，折射出的不过是一副十足的奴才嘴脸。呜呼，悲哉啊！！某些所谓文人的行径，居然下三滥到如此境界。。

类似这样的盲从心理所带来的伤害性，不仅仅体现在精神层面，有时候也会具体的体现在肉体层面。

作家梁晓声先生的一次偶然遭遇，则很深刻地揭示出这种盲从心理所带来的危害性，以及这种危害在我们社会生活中的随意性。

九十年代初，作家梁晓声应黑河市市委市政府的邀请，到当地参加一个活动。活动之余，梁先生独自一人前往当地一家著名的中俄贸易区参观。途中发现市场内的一群摊主集中围打一个小偷，起因是这个小偷偷了其中一位摊主的东西而被当场发现。

小偷的行为引起了众摊主的群情激愤，集体围攻小偷，直至将小偷打的奄奄一息。梁晓声见事态严重，出面制止。人群中却传来一句高喊“他们是一伙儿的，打他！”随即，梁晓声也成为被摊主们围攻的目标，幸亏市委秘书及时赶到制止了事态的发展。

打斗中梁晓声从一位摊主手里抢过来一个“武器”，一把崭新的鱼竿。事情刚刚结束，这位曾使用这个“武器”围攻梁晓声的摊主过来讨还鱼竿。梁晓声气愤的质问:你为什么要打我？！我又不是小偷？！
这位摊主讪讪的笑着回答“我和你又没有仇，只是看见大家都在打，我也就跟着打几下！”

好一个“大家都在打！”这理由看起来显得那么的随意，那么的顺理成章，可听起来却让人感到不寒而栗。而由这种盲从心理所引发的行为，在我们社会生活中很轻易的就可以发现他们的身影。

八十年代末的“六四”爱国学生集会，以及前几年的反对日货运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盲目跟从而最后引发流血事件。西安的一位日系车主在运动当天，被愤怒的群众用U型锁打成植物人。我们能把这样的极端暴力行为与爱国行动画上等号吗？！

事实上，我们文化当中的这种“群体意识”，在我们的思维模式中占有很大份量的主导地位。在这种“法不责众”的心理支撑下，对于事情本身的是非判断似乎显得无足轻重，重要的是“大家在怎么做？别人怎么做当然我也可以怎么做！”而由于这种心态所引发的行为，后果，往往需要我们用血的代价来偿还。“文化大革命运动”正是因为法律失去了其所拥有的约束作用，才使我们饱尝“十年浩劫”带来的苦果。其后果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当然，网络上也不是没有相对于这种谩骂，攻击而显得比较理性的批评。这样理性的批评起码有自己的观点和事实依据。存在的差异不过是观念上的不同。

也曾在一位好友那里见过类似的评论，(实在想不起来是哪位朋友的空间了，如果这位朋友偶尔读到此文，千万不要把我的言论当做攻击，我的目的只是想借这件事来阐述我的观点。)评论的大体内容是用国民党和共产党相比较，来推导出蒋介石和毛泽东谁更适合做领袖。

而且这位朋友用了两个生动的例子对于这两位领袖人物做了一个比较:即抗日战争期间的花园口决堤事件和建国初期的“大跃进”运动。支撑这位朋友的观点的是由“大跃进”运动引发的“三年自然灾害”中的死亡人数远远大于花园口决堤事件的死亡人数。利用这样的比较来反驳蒋介石相比毛泽东不适合做领袖的观点。(这也是时下比较热门的一个争议。)

这位朋友观点很有些意思，举得例子也很生动。但似乎忽略了这样的一个事实。从主观上来看，花园口决堤惨案和三年自然灾害所带来的危害预知性，显然前者要高于后者。也就是说花园口决堤事件的所带来的后果可以比较直观的预见，以至于蒋介担心手下执行消极，一再通过口谕、电令催促手下扒堤，不要有“妇人之仁”。(两件惨案的具体内容，请自行参阅史料，篇幅关系，恕不累述。)

那么，从客观上来看，三年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死亡人数虽然远远大于花园口决堤事件。但这却是两位领袖级的人物，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做出的两种错误的决策。既然同样是错误的决策，你就不能利用后者的错误来证明前者的错误是正确的。或者说用后者的错误的严重性来试图淡化前者的错误性，从而推导出蒋介石更适合做领袖。我们都知道历史是不可以假设的，这是史学研究的一个基本常识。也许有的朋友会提出，花园口决堤事件的决策是为了考虑抗战的全局利益来进行反驳。这也正是我们文化当中的一个缺陷，总是过多的强调群体意识，而忽略个体意识存在的价值。殊不知所谓的整体利益正是由一个一个个体利益来组成的，今天牺牲一个个体利益，明天牺牲一个个体利益，到最后集体利益何从谈起？！

很显然，蒋介石领导国民党更适合统一中国的这种观点是来自于假设，而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统一中国，却是不争的史实。虽然我们的执政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错误，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存在即有一定的道理。

时下，对于毛泽东错误的批评层出不穷，由于盲从所造成的批评大有“墙倒众人推，破鼓万人擂”的趋势。实际上，将这种错误完全的归罪于一人之过，多少还是有失偏薄的。造成这样的后果，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我们盲目的个人崇拜。我们的文化里确实一直存在着这样的意识，人为的树立一个榜样，然后盲目的加以个人崇拜，直至将一个具体的个人神话。从而忽略利用制度来约束个人的行为。

榜样的作用有其积极的一面，当然也具备其消极的一面，而消极一面所带来的危害的承受者们往往正是当初树立崇拜对象的发起者们，也就是我们普通大众。榜样一旦被盲目的崇拜，甚至被神话的时候，对其的约束自然不复存在。在我们的意识里“神”会犯错吗？！

前些年被披露的浙江“张氏叔侄冤案”正是这种盲目崇拜榜样的结果。负责此案的主审官正是当地政府人为树立的“警界精英”。而这位主审官所采取的办案手法居然是主观臆断加上行训逼供，致使张氏叔侄含冤入狱十数年。实际上，当初此案移交浙江省高院时，曾被退回重新审理，理由是证据不足。说明高院也看出此案存在诸多的疑点，只是却没有人肯站出来说句公道话。原因是此案的主审官是被主流媒体多次宣传树立的楷模。而据查经此人之手审理的案件多大二百多起，联想起来令人不寒而栗。

最为可悲的是事件被披露以后，居然有所谓的“专家”跳出来为当年省高院的宣判开脱。言论是当年省高院的宣判功大于过。此“专家”对于这一观点的解释是，以当年张氏叔侄的罪行如果是事实来推断，完全可以判处死刑，而无期徒刑的宣判则是省高院对张氏叔侄的网开一面。

这简直就是他妈的放屁啊！！法律的严肃性，公平性被践踏的面目全非。而这种现象也这体现了我们民族的另一劣根性，不肯接受批评，不肯承认错误。

实际上，我们一直一方面勇于做出批评，而另一方面以种种借口来逃避批评或者不肯承认错误。

网络上这种现象也是随处可见，当一篇有争议的帖子受到质疑时，即便是这种质疑很有见地，往往也会引来无端的谩骂，导致帖子本身的意义被忽略，结果只是两方阵营的互相的人身攻击。正常的人际间的交流都无法正常进行，何谈学术讨论？！

实际上，网络上一直弥漫着一种浮躁的情绪。批评也同样存在“雷区”。起码有两种事你不能批或者说不好批。

时下，农民或者农民工的问题就不大好批评，即便这种批评有一定的合理性。只要有人对于这个群体进行批评，多半会带来“忘本”之类的攻击。事实上农民，农民工这个群体与社会其他群体一样，总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错误，为什么明星，专家，学者甚至领导人可以批评，而偏偏对于农民这个群体的批评却无法接受？！

另外一个“雷区”则是别拿国人的素质说事，尤其不要与外国做比较，做了比较就会被扣以“崇洋媚外”的帽子。难道我们的素质真的就高尚到相比其他民族不可批评地步？这种所谓的“爱国”举动不过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行为。易中天先生将这种表现解释为“精神鸦片”。而鸦片带给人的感受不过是幻想的成份多一些。这也从一个侧面反应出我们的批评很大程度上带有一定的盲从性。

对于我们的历史，对于我们的历史人物应该怎样评价，是值得我们来共同思考的问题。这里当然不能忽略批评存在的合理性，而恶意攻击，谩骂式的批评对于我们总结经验，总结教训恐怕无甚用处。实际上，很多人对于历史的研究上，过多的纠结于历史表面的问题，而不是从深层次去探索造成这种这种历史表象的原因。也就是只注重史实而忽略史观。这也正是黄仁宇先生提出的“大历史”观的一个原因。即，不要过多的去追寻历史是什么样的，而要多思索历史为什么是这样的。对于历史采取客观理性的态度，才能给予历史人物一个相对公平，公正的评价，批评与弘扬都应该保持一个理性的头脑。

以两句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也希望用这两句话与朋友们共勉。。。

“批，不要挖祖坟！”

“捧，不要舔臭脚！”


后 记


本文中的个人观点多数来自于平时的阅读积累，文中也多次引用了他人的观点，考虑到文的连贯性，有些引用并没有一一注明出处，希望朋友们不要以此就作为此文多数为剽窃的依据。当然文中个人的观点还有很多的不成熟，难免会引起争议，树会虚心接受指正与批评。但！批评请亮出你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