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ot雅贼&quot张大千

我的图志

 

       张大千(1899-1983)谚云:“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倘用这句话来概括张大千居士的一生,真是绝妙极了,简直有度身定做之奇。


        “画帝”张大千,徐悲鸿誉他“五百年来第一人”。他面壁敦煌三载,誉毁参半;与毕加索论画拍照,为世人津津乐道;他曾献毛泽东“荷花”,亦为蒋介石绘“松下高士”;他当土匪,却乐做“雅贼”;他做和尚,却不肯受戒;他造伪画,又自曝家丑;他执教鞭,又拂袖而去。

《金碧山水》


        他潇洒,一场豪赌,输掉国宝《曹娥碑》,无颜面对病中老母;他风流,红袖添香至日韩,妻妾成群一大帮;他富可敌国,又贫无立锥之地;他浪迹天涯,印度、日本、阿根廷、巴西、美国,最终归骨台湾岛……


        张大千对中国画坛的贡献及地位,当由史家评说;兹仅就他人生经历之复杂、之奇特乃至辉煌约略述之!


        据郑逸梅说,张大千为防人作伪,每五年要换一批闲章,有闲章二百余方。印文颇具个性。本文撷取三方印文做小标题,力图为张大千拼出一幅素描像来。

《仿宋人山寺图》


乞食人间尚未归


        张大千(1899—1983),四川内江人,生于一早已衰落的官宦之家。原名正权,兄妹众多,他行八。其母曾友贞擅书画,以工笔花鸟为著,当地人称“张画花”。张大千6岁,随姐、兄识字、读书山寺。18岁的张大千在外读书,暑假返家途中,被土匪“拉了肥猪”(绑票)。土匪逼他给家里写信赎人时,发现他的字写得十分漂亮。土匪头子突然变卦,撕了信,逼张大千入伙做“师爷”。张大千无奈。一次土匪下山抢劫一前清进士的家,兄弟们抢钱财,张大千拿了本线装书《诗学涵英》,同行者警告“书”、“输”同音,犯忌。他便又摘了张“百忍图”裹着书回寨,闲时便研读《诗学涵英》,人称“雅贼”。张大千在匪窝“韬晦”了三个月,后终觅得一机归来。

《文会图》


        归家不久,在日本留学的二哥张善子来信,让他也到日本留学。张大千进京都艺专学习染织。1918年学成归来,在上海基督公学教绘画。后经人介绍拜曾农髯(熙)为师学字画。老师为他取学名“爰”。爰者,猿也。名出有典,传大千母亲生他前日,梦见一长髯拂胸老翁,手捧一铜锣向她走来,对她说:“这是给你的”。其母见铜锣上一堆黑乎乎的东西,问:“这是何物?”答曰:“此乃黑猿”,并叮嘱要细心照顾它。语毕,那老者飘然而去。据传这是“嘉善”的黑猿托世。故此,张大千一生爱猿、养猿、画猿。许多画作上总要签一个变形的“爰”字。张大千先后师从曾熙、李瑞清学石涛、八大,晨晓即磨墨,深夜仍挥毫,画艺大有长进。一日,家中来信告知表姐(未婚妻)谢舜华突然去世,张大千失去这心仪的儿时玩伴,悲哀之中到松江禅定寺(一说宁波观宗寺)落发为僧。主持逸琳法师为他取法名“大千”,别号“大千居士”。“人性如野马,烧戒如络头。若要尘根净,须从头顶透”。当和尚须烧戒,张大千不愿套上这“笼头”,悄悄地溜出寺院。他的两次异常遭际,为他生命河流中留下“百日师爷”和“百日和尚”两朵闪烁着传奇色彩的浪花。

《蜀山春晓》


        张大千返沪后,上海画界、收藏界正掀起一股石涛热。张大千在老师指点下,潜心临摹石涛。他悟出石涛的精髓是“无法之法,乃是石涛之法”。那时画界作伪成风,张大千也公然作伪。有人推测是他与“三老师”李筠庵共同设计的。1923年开始出售伪作。1925年在沪举办画展,同时设帐收徒。1928年左右他已奠定了在画坛的地位。


        张大千作伪乱真,引起了社会关注,客观上提升了他的身价,也提高了他的知名度。

《庐山图》


        有两则张大千作伪的故事流传甚广:1925年冬,画家陈半丁宴请张大千等好友,旨在炫耀自己收藏的石涛精品册页。席间,陈半丁将装裱精致的石涛册页放在案上,扉页上有日本名鉴定家内藤虎题“金陵胜景”四字,众人赏罢啧啧称奇。哪知张大千趋前,略瞥一眼便说:“这个画册,是我三年前画的!”满座皆惊。陈半丁一脸不悦,诘问“有何凭证?”大千如数家珍,将册页内容、题跋和印章一一说出,宾客翻开册页比照,果不虚言。陈半丁尴尬之极,餐会也不欢而散。多年后大千渐感年轻时过于孟浪,说:“那时我太年轻,在那种场合下,是不应对陈先生说破的。”另一则说的是他以假石涛换了黄宾虹一幅真石涛,令有“石涛鉴定专家”之誉的黄宾虹大丢面子。

《秋风》


        又据与大千有交往的黄苗子说:上世纪20年代末,上海程霖生以专收石涛作品称雄收藏界。一次古董商送来一石涛中堂,索价万元,程不知真假,请大千鉴定。大千说这是他的游戏之作,劝其别买。程便把画退回,说再考虑。不几日,古董商又到程府,云大千看过此画,说是他生平仅见的石涛珍品,愿出12000元。程以为大千那天对他当面说的话是骗他的,目的是想据为己有,马上给画商13000元将该画收购。原来这是张大千的游戏,是和画商合作,以假乱真。连素敬大千的苗子也说“大千狡狯”。张大千后来私下对好友说:“程霖生收藏的一百幅石涛画七八都是我画的。”

        张大千的伪作充斥坊间,以至一些博物馆的石涛藏品,也有出于张大千之手的。罗振玉、高剑父、吴湖帆等都吃过他的苦头。


        张大千作伪,招致不少非议。傅雷说这是“江湖义气,可慨可憎。”南宫博说“他首先应受到道德舆论的谴责,而不要津津乐道作美谈。”齐白石更是不屑。张大千要拜访,齐闭门而拒。世人剖析张大千作伪原因有三:一为利,维持他庞大的开销;二为名,向艺坛权威挑战;三还是为名,炫耀自己的功夫不凡。而苗子的评说比较耐人寻味,他在指出作伪是不道德的同时,又说:“一位不世出的天才,在复杂的近代社会中,为了艺术的追求,拐着弯走这样崎岖的世路,我想这是可悲悯而不可随意谴责的。” 但奇就奇在,在张大千自曝作伪之前,竟无人识破!

《榴枝》


        二十七八岁的张大千风华正茂,他是大画家,也是大赌家。当时上海有家诗钟社,老板叫江紫尘。那是文人墨客聚会吟诗作画之所,也是赌窟,主要玩一种抽诗条游戏或叉麻将。出入诗钟社的都是社会名流:陈三立、郑孝胥、叶公超、张大千等。江紫尘心术不正,知张大千家藏祖传的王羲之《曹娥碑》,上有许多唐宋明清大书家的题跋,堪称举世无双的无价之宝。某日,江鼓动张大千携《曹娥碑》到诗钟社来让大家共赏。大千好炫,欣然允诺。那天赌博大千手气太背,很快输光了带来的钱。江紫尘“热情”援手,二百金二百金不断地借,大千一下子输掉一千块大洋。江紫尘笑着表示:大千如果愿意以《曹娥碑》抵债,他还愿借钱给他翻本。赌红了眼的张大千继续投注,结果全军覆没。《曹娥碑》也就轻松地成了江紫尘的囊中之物。大千悔恨不已,从此戒赌。后来张大千有了钱,想赎回《曹娥碑》,而江已高价脱手。

《高洁图》


        1936年张大千的老母在安徽郎溪病重,张大千是有名的孝子,与善子轮流端汤送药,侍在床侧。老母忽然想看祖传的《曹娥碑》,大千傻了眼,谎称藏在苏州家中,下次带来。大千丧魂落魄地回到苏州,适同住网狮园的叶恭绰(誉虎)偕友人王秋湄来询老太太病情。大千忧心如焚,述说当年的荒唐和急觅《曹娥碑》事。叶恭绰听了,淡淡一笑:“这个嘛,在区区那里。”张大千一听,如获一根救命稻草,因不便面求,请王秋湄帮忙。张大千提出三种向叶恭绰取得《曹娥碑》的方式:一,原价索回,亦可加价;二,以藏画交换,多少不计;三,如不肯割爱,情商借半月,以慰老母心愿,用后璧还。当王秋湄受托转述张大千的请求后,叶恭绰不以为然:“乌,是何言也!予一生爱好古人名迹,从不巧取豪夺,玩物不丧其志;此是大千先德遗物,而太夫人又在病笃之中,欲一快睹,予愿以原璧返大千,即以为赠,更勿论值以物易也。”叶又说,《曹娥碑》现存上海,即行赴沪,三日内交给张大千。张善子闻声感动至落泪,与大千一道跪在叶恭绰膝下致谢。而这件事,张大千碍于脸面,一直未与人说,直到40年后的1975年,他在为叶恭绰侄子叶公超的“书画选集”写序时,才告白天下。

《五色荷花图》


        叶恭绰义还《曹娥碑》让张大千受到教育,使他在做人做事、济友、助人、重乡情方面有许多启发,变得宽厚了许多。徐悲鸿出任北平美专校长时,因扩充校舍要“代总统”李宗仁帮助,代李求画,张大千慨赠画作。叶浅予远行,无川资,他卖画赠之。何海霞当年摆小画摊谋生,得大千的发现与培养而成了大画家。陈巨来为张大千治印多方,张大千即诺陈索画概不收酬;陈早年失恋,张大千为他绘一仕女,聊以寄意;陈老父病重,每日需服羚羊角,他无力供给,大千闻之,作画两幅,只题单款,让陈善价而沽;自1975年大陆政治环境宽松后,大千每年音问,并寄小照给陈巨来,1977年还把陈为他治的印辑成《安持精舍印谱》出版。张大千逝世的前一月,还抱病为老友董浩云的在港灵堂画匾……

《古木幽禽图》


        张学良与张大千不打不相识的故事更为感人。


        1970年,赴台参加“中国古画讨论会”的张大千,在张群的安排下与睽违数十年的老友张学良晤聚。张大千离台时,张学良偕赵四小姐到台北松山机场送别。就在大千登机时,张学良交给他一卷东西和一封缄口的信。告诉他是一点小礼物,留作纪念,回家再看!张大千性急,在日本机场转机时急匆匆拆开,原来是一幅40年前被张学良“巧取豪夺”去的《红梅图》。大千悲感交集,往事历历在目:


        张学良素雅好书画。1930年左右,他是北平琉璃厂的常客,购石涛、八大画多幅。后有人告之,市场上的石涛画多为张大千仿作。张学良请人鉴定,果然如此。这倒引起张学良对张大千的兴趣,他“想看看他的庐山真面目”。1931年秋,张大千到北平的第二天,张学良请他到家吃饭。张大千心中打怵,本不想去,又怕得罪这个权贵,强作欢颜去了。齐白石、陈半丁等名家都在。席间,张学良特请张大千坐上席。大千惶惶不安之际,张学良向来客介绍:“这位朋友就是大名鼎鼎的石涛专家。大千先生,我的藏品中就有不少是你的杰作,我上了你多少当啊!”四座皆惊。面对这鸿门宴,大千承认不是,不承认也不是,但在张学良豪迈的朗笑声中,大千化除了尴尬。张学良不再提画的事,还举杯敬酒,幽默地说:“不打不相识,今后我们是朋友了!”

《蕉阴避暑图》


        张学良的豁达与宽容,给张大千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不久,张大千逛琉璃厂,画商向他推荐一幅新罗山人的《红梅图》。大千喜欢,问多少钱。店主见他是大主顾,狠敲一笔,说300大洋。大千定下,但身上没带钱,约好次日送到府上时钱货两讫。张大千前脚刚走,张学良后脚到了,也看上了这幅《红梅图》。店主告之,此画已被张大千以300大洋买下。张学良一听张大千买了,马上说,“我出500,如何?”店老板不敢得罪张少帅,就坡下驴说:“那就归您啦!”张学良当即把画提走。那边张大千只见一小伙计一脸愧疚地空手而来。听明情况后,张大千叹了口气,他暗想,张学良此举是在报他买假画的一箭之仇呢。1935年张大千游西岳华山,张学良恰驻兵在此,便盛情款待。张大千挥毫送了一幅《华山山水图》。两人握手言和。张大千回北平后,特意用石涛笔法精心制作一幅《黄山九龙瀑》,题上“汉卿先生”答谢张学良。1936年“西安事变”,张学良被囚,他们再也没有面缘。一晃三十多年!

《蕉阴高士图》


        张大千拆开张学良的附信,信云:


        三十多年前,弟在北平画商处偶见新罗山人此图,极喜爱,遂强行购去,非有意夺兄之所好,而是爱不释手,不能自禁耳!现在三十年过去,此画伴我度过许多岁月,每见此画,弟便不能不念及兄,不能不自责。兄或早已忘却此事,然弟却不能忘记,每每转侧不安。这次蒙兄来台问候,甚是愧疚。现趁此机会,将此画呈上,以意明珠归旧主,宝刀须佩壮士矣!请笑纳,并望恕罪。”

        1949年张大千在港举办画展期间,何香凝造访,邀他为毛泽东作《荷花》,并题“润之先生法家雅正”。蒋介石为此很不悦,这是张大千最初不赴台的原因之一。时局的变迁,迫使张大千“且把他乡做故乡”,过着浪迹天涯的生活:去印度办画展,居大吉岭,“画卖不出,钱借不到”。1952年居阿根廷,又因签证发生麻烦。1953年迁至巴西,构筑八德园。1968年再徙美国加州,修筑环荜庵。直至1978年得老友张群的鼎助,定居台北,修筑摩耶精舍。


        张大千后半生“长年湖海”,“家在西南常作东南别”,成了“行走的画帝”。他的老友方介堪为纪念张大千为卖画跑遍全世界,特为他治了这方“乞食人间尚未归”的闲章。

好春长在,好花长见


        张大千阅尽人间万象,对绘画艺术作不懈的追求。老友方介堪又为他治了一方闲章:“好春长在,好花长见”。


自古才子多风流。


        张大千的倜傥不止在书画上。他出过家,但毕竟是凡夫俗子,“他爱美食、爱热闹、爱朋友、爱赚钱、爱花钱,尤爱美女。”


在个人情感生活的册页上,张大千登堂入册的妻妾有四位,有名无实或无名有实者亦众。

        1918年,张大千的未婚妻谢舜华突然病逝,他伤痛不已,意在终身不娶,即落发为僧。后奉母命与曾正蓉结为伉俪,与乃兄善子同日举行婚礼,成为内江轰动一时的盛事。有木雕联为证:

  先生皆有才,想腹内文韬,当称一时杰士;

新人俱如玉,看头上凤髻,满种并蒂奇花。

  横批为:洞风情

        那是张大千出家百日,被二哥善子“抓”回老家后,与母亲娘家的侄女曾正蓉结婚。曾氏是一旧式女人,性格温顺,一味顺从张大千。然两人因文化差异,缺少共同语言,感情平平,加之曾氏进门几年未育,1922年张大千又娶了二太太黄凝素。(一说因黄氏已怀孕与曾同时进门)黄氏面容姣好,身材苗条,精明干练,且略懂画事。据张氏家谱载:“善伺公意,甚得公欢。虽不善理家庭,而伺公书画,俾公点墨不遗。”所谓“不善理家庭”,指黄氏好赌麻将,大千常与其拌嘴。而黄氏时已为大千生儿育女,自恃有了身价,加之个性较强,有丈夫气概,与大千斗气,不轻易认输。抗战避居岁月,一次因叉麻将与大千由斗嘴升级到动手,竟用铜镇纸打伤大千的手背。大千一气之下,离家出走。黄以告饶化解。后更令大千不能容忍的是,黄凝素在麻将桌上红杏出墙,以致珠胎暗结。当然,黄氏出轨,与大千对她的疏冷有关,两人最终于1947年离婚。1934年,张大千娶三太太杨宛君。此事事出有因:是年春,张大千认识了一位名为怀玉的姑娘,那女子一双纤纤素手,令大千醉心不已,认为那是他画仕女图的最佳模特,一心想娶。但因对方是艺人,家人坚决反对而作罢。是年秋,黄凝素在苏州待产,大千难耐寂寞,又结识了北平天桥下唱京韵大鼓的艺人杨宛君。杨氏芳龄十七,她凝脂如玉的双手,又令大千动容,认为这尤物是天赐他的宝贝,决意迎娶,杨遂成了他的三夫人。大千宠她,以她为模特,确画了不少仕女佳作。他的好友于非闇还特地写了篇《八爷与美女》记之。第四位夫人是与他携手白头的徐雯波。徐本是张大千长女心瑞的同学,喜绘画,常到大千家看他作画,一心想拜张大千为师。大千执意不允。后来张大千坦承:“若当初我收她为徒,哪来第四房太太?”

《陶渊明》


        这对年龄相差30岁的老夫少妻,相处倒很和谐。徐雯波豁达、宽容、善良。她始终是大千的一根手拐,寸步不离。令人动容的是,1949年12月他们离开成都时,张大千靠老友张群帮忙,煞费苦心,只弄到三张机票。徐雯波那时已为大千育有一女一儿,一个三岁,一个两岁。徐雯波毅然舍下了亲生的一双儿女,带走了已与大千离婚的黄凝素的三岁女儿心沛。更令徐雯波痛不欲生的是,他们离开大陆不久,女儿心碧病死。儿子心健在“文革”中受张大千“破坏敦煌文物”罪牵连,不堪侮辱卧轨而亡。


张大千多情。他还有两段异国情缘。

        1927年秋冬之交,大千应日本古董商江腾陶雄之邀游韩,认识了15岁的歌舞伎池凤君(艺名春红)。春红时值豆蔻年华,长得楚楚动人,能歌善舞,数月侍大千左右不离。大千作画她磨墨抻纸。大千作画倦了,她献歌舞解其倦乏。大千在那飘动的裙裾中乐不思蜀,在她面前自称“老奴”。大千一度想偕春红回国,但怯于父母和家中二位太太的脸色而割舍。有他作的《赠春红》为证(二首,选其一):

盈盈十五最风流,

  一朵如花露未收。

  只恐重来春事了,

  绿荫结子似湖州。

  闲舒皓腕似柔翰,

  发叶抽芽取次看。

  前辈风流谁可比,

  金陵唯有马香阑。

《自画像》


        既不能结百年之好,张大千便赠春红一大笔钱。春红用此款开了家“汉药店”,不再做艺伎,专等大千眷顾。张大千每年都赴韩鹊会,两人的感情持续了十年之久,直至中日战争爆发才中断。1947年,张大千获悉,春红为抗争一日本军官的逼婚,愤然自杀。张大千挥泪为她写了一纸碑文,托友人带去韩国立碑。若干年后,张大千还偕徐雯波赴韩,到春红的墓上去祭拜。


        另一个红颜知己是日本的山田小姐。她是一和尚的女儿,聪慧、乖巧。1953年张大千与徐雯波赴日购置绘画材料时由画商介绍结识。山田先是充当大千的秘书,后作情人。令人难解的是徐氏竟然默许,认可共组的三人世界;但张大千又不给山田名分。离日后,大千定期给山田汇生活费。这种藕断丝连的关系竟也维持了十多年。导致两人关系决裂的原因,是山田曾接受大陆邀请访华。张大千不想把自己与大陆本就复杂微妙的关系更复杂化,遂斩断了情丝。

《纨扇仕女图》


        还有一位不得不提的张大千的红粉知己,上海名媛李秋君。


        李秋君系宁波名门之后,与大千同庚,知书擅画,其兄李祖韩是张大千的挚友。1920年始,张大千每到上海,多半住在李府,李家为大千专设了大画室,供其作画。某日,李秋君二伯父李薇庄对张大千说:“我家秋君,就许配给你了。”大千一听,赶忙下跪,说“有负雅爱”,坦言自己在原籍已有家室,而且有了两个孩子,“我不能委屈秋君小姐!”

《青绿山水图》


        李秋君一家并未因此而疏远张大千。秋君一如既往,甘心侍奉大千,以致为大千诊病的大夫,误认秋君是他的太太。上海的小报记者捕风捉影,刊登花边新闻,一时哄传上海滩。张大千见之,愧疚难当,李秋君却一笑了之,“始终如最贤惠的妻子一样,无怨无悔地奉献自己的一切。”李秋君终身未嫁。传记作家高阳说:“(他们)除了没有名分以及燕婉之好以外,李秋君处处以张大千的嫡室自居,且亦恪尽其内助之责。李秋君‘守’的是一种变相的‘望门寡’。”李秋君不仅代张大千处理日常琐杂,甚而连“大风堂”收徒这等重要的大事都可做主。大千并将自己的一儿一女过继给她,改姓为李。1948年9月,李秋君50岁生日那天,朋友们有意让张大千也当寿星,两人合庆。著名篆刻家陈巨来特意为他们治了一方合印“百岁千秋”,把双方的名字“千”“秋”与生日蕴涵其中。


        据说李秋君在“文革”中受到了何香凝的保护,并未遭难。


        1971年,李秋君病逝于上海。大千获悉后十分悲痛,以“心丧”悼念这位红颜知己。


大风堂



        张大千有多方不同风格的闲章“大风堂”。大风堂,系张大千与其兄张善子共同享用的画室名。一说他们兄弟素敬汉代刘邦的《大风歌》;一说张大千在南京收藏有一幅明代山水画家张大风的画作,崇其简洁、磅礴的高格,故以“大风”命名。当代著名画家谢稚柳、田世光和何海霞都是大风堂的弟子。

《天笠覆斗牛》


          写张大千,不能不写张善子。善子是誉满四海的“画虎大师”。上世纪30年代,他们兄弟寓居苏州网师园。为画虎,善子养一乳虎,不加锁链,与家人同居一室,被传为佳话。善子是位具有强烈爱国情怀的名士。他早年参加辛亥革命被捕过。廖承志被国民党逮捕下狱,他营救过。抗战岁月,他画的一头咆哮的雄狮,名《中国怒吼了》,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被印成宣传画送到前线,鼓舞了抗日将士的斗志。1940年他们兄弟在欧美、南洋举办画展100多场,筹募20多万美金捐给国家抗战。罗斯福总统十分钦佩张善子的爱国精神,在白宫接见了他。当善子获知陈纳德将军欲组织空军志愿队援华抗日,特绘制《飞虎图》赠给陈纳德。陈将这支援华空军命名为“飞虎队”,并用善子的《飞虎图》制作旗帜与徽章分发到部队。“飞虎队”后来名扬中国战场,为抗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张善子终年为抗日奔波,积劳成疾,于1940年病逝。

《观瀑图》


        张大千十分尊重其兄。大千出名后,一次于醉后画虎,有人认为他画得比善子还好,愿以十倍价请大千画虎。大千酒醒后发誓,此生不再画虎,不再饮酒。有诗云:“大千愿受贫和苦,黄金千两不画虎。”


        张大千刻有一方“老董风流尚可攀”(董其昌)的闲章,表明他对艺术的不懈追求。除徐悲鸿推崇他外,时有“南张北溥”(溥心畲)之誉和“徐马齐虾张荷”一说。他的画作为巴黎、布鲁塞尔、伦敦、米兰、柏林、莫斯科等世界各地的美术馆收藏,为中国画家中所罕见。1956年他会晤毕加索,与其谈画论道,互赠画作并合影,把他的名声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晚年张大千曾在画作上钤过“五百年来第二人”,他“一生最识江湖大”。对徐悲鸿的赞誉,在《张大千自序》中说过,“余闻之,惶恐而对曰:‘恶!是何言也。山水石竹,清逸绝尘,吾仰吴湖帆;柔而能健,峭而能厚,吾仰溥心畲;明丽柔美,吾仰郑午昌;云瀑空灵,吾仰黄君璧……’”又说:“五百年来第一人,毋乃太过,过则近于谑矣!”


        张大千一生遭人非议的一是“作伪”,再就是“破坏敦煌”。


        张大千曾借五千两黄金(一说将一批名贵古画典押甘肃银行)三赴敦煌,吃尽千辛万苦。所谓“破坏”,系一次在临摹时,张大千无意中发现一个秘密,一个洞窟里的壁画竟有好几层。外层的泥皮早已脱落,要想看里层精美的画作必须把外层剥落。1941年中秋在陪同于右任参观时,同行者有人把壁画外表层清除……有美术史家认为“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发现”。而有人告状。以致1948年甘肃省议会提案,转请教育部“严办借名网利破坏敦煌古迹之张大千”。此事哄传一时,影响久远。后教育部长朱家骅面询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常书鸿,“常氏否认大千有破坏敦煌古迹之事。”同时敦煌“国大”代表窦景椿也对媒体发表谈话,为张大千辩诬,要求澄清。实际上1949年3月,甘肃参政会对此案已作结论:“……张大千在千佛洞,并无毁坏壁画情事。”可甘肃省主席谷正伦等人出于私怨,将此结论“保密,不予公开”,使之沉睡在历史档案中。后经四川学者、张大千研究专家李永翘耗费数年精力,查出当年裁决书原件,在几十年后,方沉冤大白。

《巢湖维舟图》


        追溯张谷“私怨”,那是一则令人愤慨的笑话。当时谷正伦的门生、甘肃地方曹专员(一说陈)向张大千索画,张画一只小鸟栖秀石上,本极有情致,那曹某不懂艺术,却要张大千补笔。张坚拒(一说把画撕了)。那曹专员便私仇公报。张大千后来运壁画摹本返成都,他又刁难。张大千不得已向张群、何应钦求援,方得放行。苗子说:“对于敦煌的发现、整理和保护,大千先生的功绩应当垂之史册的。”


        作为文人画家的张大千,他是爱国的。除与其兄在国外办画展援助抗日外,1936年5月,他与溥心畲、方介堪办书画篆联展,捐款赈济黄河水灾灾民。1945年日本投降,他兴奋极了,作《喜浪摇荷》,题诗曰:“夫喜收京杜老狂,笑嗤胡虏漫披猖;眼前不忍池头水,看洗红妆解佩裳。”1952年,他在港将国宝《韩熙载夜宴图》等画,以2万美元,“半卖半送”给北京故宫。1981年,四川发大水,他又捐画义卖救灾……


          张大千为人谦和,但富江湖气。他游戏人间,平时不拘小节,即便是到友人家做客,往往也会随手脱鞋褪袜搔脚痒。他从不介意友人拿他做谈资。他的收藏“富可敌国”,都是不惜血本所得。据何海霞说,大千战后居北平,买一所新宅刚准备入住,忽闻琉璃厂从伪满人员处收来董源、赵佶等宋画数件。大千想买,手中无钱,只好把行将入住的房子又卖了出去,把这批珍品买了进来。有时,为了用钱,他不得不把藏画送到银行去抵押或变卖,不断折腾,以维持日常生活,周济亲友。故他自谑“满架是宝,一身是债”。


《青城山图》


“穷家难舍,故土难离”。


         张大千后半生到处漂泊,故土时萦心怀:“万重山隔衡阳远,望断遥天雁字难。总说平安是家信,信来从未说平安。”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终于听到家人的喜讯,受他牵连的后辈们平反了、落实政策了,孙辈们有的考上大学了,日子顺心了;他的多种版本画集、传记在大陆公开出版了……


        1979年末,一日本画家带一瓶从西安华清池温泉采集的水给他,大千激动得流泪,以此水研墨作画;1982年,一美籍人士赠他一包故乡成都平原的泥土,大千含泪手捧泥土,供奉于先祖灵前。历史上,远在1940年,张大千应邀为《新华日报》题过报头;40年后,他又应邀为故乡的县志题签。

泛舟图


        晚年张大千继作巨画《长江万里图》后,1981年又创作长三丈七、宽八尺的巨画《庐山图》。他没有登过庐山,他画的是他心中的庐山,且开笔时间特选在七七抗战纪念日,老友张群、张学良前来助兴。那时他已是八十老翁,右眼已失明。作画时须由家人扶抱上案,趴伏挥洒,备极艰辛,历时二年方勉强完成。生命最后的岁月,他勉撑病躯,给大陆友人李苦禅、李可染和王个簃以及老门生何海霞等12位题赠自己的新作《张大千书画》(四)。题写完这些画册,张大千体力不支,急送医院。在昏迷22天后,于1983年4月2日告别人世,长眠于摩耶精舍的梅丘大碑下。

《东坡闲步图》


        张大千所珍藏的珍贵书画文物全部遗赠给台湾故宫博物院;摩耶精舍也捐给台湾“政府”。


大千世界,绚烂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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