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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平方米有多大？它相当于一张大号双人床的面积，还差一点点才能装下一整张乒乓球桌，勉强能够容下4个并排躺着的成年人。

在一幢别墅里，4平方米可以安置一个大浴缸，或者辟一间小储物室；而在100多平方米的大房子里，它差不多是一间厕所。

但有时，4平方米也可以承载一个完整的家：住进一对夫妇，一家三口，甚至一家四口。

在这间房子里，放一块宽1.2米、长1.9米的木板，铺上发黄的褥子和一张凉席，就是床。往床尾的墙壁上打几层木板，就可以堆衣物和碗碟。床对面的墙上再钉上两个木架子，电磁炉和电饭煲一摆，就可以做饭了。只是，门一打开，人在里面转个身都得小心翼翼。

前不久，这间4平方米的“样板房”来到了北京著名的798艺术区，一下吸引了众多艺术家、媒体人和游客的目光。一名参观者惊讶地发现这间房子“还不如家里的浴室大”，另一名参观者走进房里，想躺在床上“体验一下”，但床太小了，他怎么也伸展不开。

这间房子曾经就藏在长沙市市中心人民路边上一幢外墙斑驳的大楼中，住在里面的是刘结章一家。在周边打工的人们习惯将这幢4层高、火柴盒形状的建筑唤作“民工楼”。生意最红火的时候，将近190户农民工家庭同时在这里租房。和刘结章一样，绝大多数人的家，只有4平方米。

当欧阳星凯第一次走进这幢大楼时，这个62岁的摄影师震惊得停下了脚步。他找来管理员仔细询问了一番，发现每层楼的面积大约560平方米。“我算了一下，去掉过道、厕所这些公共空间，每人大概就只剩两个平方了，吃喝拉撒睡都很不方便啊！”

欧阳星凯决心要记录这些“城市的寄居者”。记录的成果，构成一个名为“人民路”的摄影展。展出的有22幅4平方米房间的照片，还有刘结章和另一名房客亲手搭建的两间“四平米”。

如今，在贯通长沙东西、穿过城市中心的交通动脉人民路上，“民工楼”已经不复存在了。它经历了整改，变成一家商务型宾馆，曾经居住在其中的上百户民工家庭早已四散东西。但这些4平方米的家被一一凝固在照片和“样板房”里，并随着摄影展流向了平遥和北京，眼下刚刚到达上海，不久之后，还将流到更远的意大利，参加威尼斯双年展。

在艺术评论家鲍昆看来，这些“四平米”盛放的，是一代中国农民工的集体记忆。“小小的四平米里承载的东西太多了，有他们的现实，也有他们的梦想。”鲍昆说。

这儿的房子就像村子里的鸭棚

事实上，在“民工楼”里，4平方米还不属于最小的户型。

最小的房间仅有2.8平方米，放下一张木板床，门就开不全了，人从床上下来，走两步就出了家门。最大的房间则有6.6平方米，在“民工楼”里，这简直是“豪华户型”了。

这幢大楼建于上世纪80年代末，紧挨着长沙火车站，曾是某国营单位的办公大楼。到了2006年，新的承包商来了，将它彻头彻尾地“重新打造”。大楼的2至4层，原本独立的63个房间，几乎每间都被五合板分隔成3个小单间。

这样一来，整幢大楼就有了将近190个房间。绝大多数房间没有窗户。每层楼设有男女厕所各一个，洗澡和方便都在里头。

有房客说，这儿的房子就像他们村子里的鸭棚。

头一回走进这幢大楼时，刘结章只感觉一阵恶心。除了楼梯口悬挂着的一个小灯泡外，“民工楼”里的光源少得可怜。他跟着舅舅爬上3楼，摸黑走过长长的过道，又拐进一条更窄的巷子里。出现在他面前的，是一眼可以看穿的房间，里头混杂着霉味、汗味和厕所味。

那是2009年秋天，已从湖南娄底老家出来打工10年的刘结章第一次来到长沙，打算跟着做装修零工的舅舅学手艺。他当时25岁，一无所有，身上仅有的300元还是向亲戚借来的。在“民工楼”里，瘦小的他和舅舅挤着睡一个铺。

比刘结章早一年入住的虢小球一直记得，第一次走进自己的小房间时，她气都喘不上来，“就像得了肺气肿”。“那简直是像牢房一样的房子！”她回忆说。

55岁的虢小球来自湖南望城的农村，10多年前，她离婚后一个人来到长沙打工。在这个省会城市里，她“尽挑差劲的地方住”，省下来的钱，用来供养留在村里的一对儿女。在“民工楼”里，虢小球的房间只有3.6平方米，每月房租245元。

“太震惊了，我撞上了一个特殊的民工蜗居体。”2011年7月，长沙最闷热的时候，欧阳星凯第一次踏进这幢“民工楼”。整幢大楼就是一个大蒸笼，在里面呆一个晚上，欧阳星凯要换三四件T恤，“每件都拧得出水来”。

他很快得知，一两个月后新的承包商就会又一次改造这幢大楼。为了赶在那之前为这些民工家庭留下影像，欧阳星凯每天晚上都往大楼赶。他尝试了好几种镜头，想将这些小小的房间全都裹进相机里。最后，他选择了让房间变形相对较小的鱼眼镜。

照片中，有光着膀子、叼着烟的单身汉，有笑容腼腆的老夫妻，还有紧紧搂着一对儿女的年轻夫妇。屋里局促，他们统统都只能坐在木板床上。镜头的边缘，是扭曲成弧形的门与墙。

一位批评家看过展览后说，这些照片拍出了房间“壳”的感觉。

当这些逼仄的生活空间被呈现在北京798艺术区宽敞的展厅时，许多参观者被击中了。一个长沙人看完展览后忍不住哭了。他常常经过车水马龙的人民路，却从不了解在临着马路的大楼里，有人常年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

一个65岁的北京老人在报纸上看到展览资讯后，3次来到798艺术区。第一次，他在占地近30万平方米的艺术区里迷路了，找不到展馆。第二次不巧碰上闭馆。第三次终于进入展馆后，他在每一幅照片前都要停留好几分钟。

“以前我也知道底层人民活得苦，但不知道竟然有这么苦啊！”老人红着眼眶说。

一个不懂中文的韩国人看完展览后，费劲地用英文表达着内心的震撼。他始终无法设想，一家几口是怎样生活在4平方米的空间里的。他想象，那应该是“极其压抑的”。

“我觉得，人都应该住在这么大的房子里。”他伸开双臂，在身前划出了一个大圆，那是足足有100多平方米的宽敞展厅。

可能太渴望有个家了，才会把这样的地方当成家

在昔日的“民工楼”里，100多平方米足以容纳25户不同的人家。可很少有人把这儿真的当成一个安稳的家。大楼里几乎每天都有人搬进，有人搬出。绝大多数人都只有极为简单的几件家具，“几个编织袋一装，随时都可以搬走”。

刘结章却打算在这儿安个家。与舅舅同住了半年之后，他在“民工楼”里租下了一个2.1米乘以1.9米的小房间，每月租金255元，准备迎接从村里过来的妻子，还有9个月大的女儿。

那时，他刚刚成为单干的装修工。接活多的时候，一个月赚3000元。“民工楼”里的房子，是他在长沙能够找到的“最便宜的地方”。替别人装修房子时，他整天就想着怎么就地取材，用别人的废料，装修自己的“新家”。

一天，替人拆房子时，刘结章捡到了10多根木方子。他灵机一动，干完活就背起这些笨重的木材，一个人走了五六里路，把它们统统扛进了四平米。

在紧挨着木板床的墙上，他先把几根木方子竖着打起来，接着又打了3层水平的木板。花了整整两晚的时间，床尾的上方就竖起了一个木架子。在第一层架子与床铺之间，他还特意留了20厘米的距离，“睡觉时让脚塞进去”。

想着“老婆在小房间里不好玩”，他跑到废品站，花几十元买来一个二手电脑屏幕和机顶盒，再用铝线自制了天线，木架子第一层上很快有了一台“电视机”。

看着墙壁发黑发霉，“一碰就是一身灰”，他又用捡来的白色贴膜和泡沫板贴满墙壁。屋顶上昏暗的小灯泡也被他换成了两根36瓦的双灯管，这个房间一下子成为整幢大楼里最明亮的一间。

“其实一个小小的房间，也可以变得这么充实嘛！”一个月后，当妻子何玲抱着小女儿到来时，她惊喜地发现，四平米已经有了“家的模样”。来串门的邻居总是笑眯眯地将他们家打量一番：“哇，你们搞这么多架子，堆这么多东西，是不是打算在这里长住啊？”

“可能太渴望有个家了，才会把这样的地方当成家。”皮肤黝黑的刘结章腼腆地笑着说。认识妻子的时候，他只有18岁，何玲15岁。他们都早早地离开了老家的村子，“借别人的身份证”，进了广东中山市同一家机电厂。

在陌生的异乡，两个年轻人很快相恋。3个孩子相继出生，一家人却始终居无定所。在中山打工时，他们住过10人一间的集体宿舍、不设厕所的小平房，也睡过低矮的小阁楼。

2005年，刘结章曾拿出他打工攒下的所有积蓄，和朋友合伙开了一家灯具加工厂。日子沿着上升的轨道一路奔跑，直到金融风暴来袭，厂子倒了。

如今，在长沙这4平方米的小房间里，他们开始像鸟儿筑巢一样，装饰自己的小窝。每次帮别人装修房子的时候，刘结章都要留意有没有什么“好东西”。

他曾经带回一幅中国地图、两个烧水壶，还有一盏能够让房间暖和起来的强力照明灯。

“其实就是个临时的住所，但他们真的把它当成一个温馨的家。”走进刘结章的房间时，欧阳星凯看着“满满的家当”，感到很意外。这个摄影师还渐渐发现，一些房客在自己的小窝里生活得“有滋有味”。

50多岁的王而吾和妻子都在长沙做保洁工。小房间狭小压抑，他们就一块儿把整个房间的墙面刷成了湖绿色，“看上去就舒心多了”。

虢小球则特别享受在自己的房间里做“小锅菜”。她常常感叹，在工厂里打工的那几年，“大锅菜让她吃怕了”。屋里转不开身，她就把电磁炉搬到过道里“搞饭吃”。但“民工楼”禁止使用大功率电器，管理员突击检查时，虢小球就躲回小屋，“坐在床上炒菜”。

“只要吃上自己做的‘小锅菜’，心里就甜蜜蜜的。”虢小球说。

“这些家庭都生活在一个个壳里，像蜗牛一样。”鲍昆曾这样评价照片里的生活场景。也有人解读说：“壳，不就意味着一种私人空间庇护下的安全感吗？”

家里收入好点的时候，何玲最喜欢买一支白色的百合，或几支鲜红的玫瑰。往剪开一半的可乐瓶子里一插，四平米里就充满了清新的味道，还多了一点“浪漫的感觉”。

哪怕再怎么苦，都不要让生活压迫我们

为了让人们“更加立体”地感受四平米，策展人那日松原本打算根据欧阳星凯的照片，自己复原刘结章一家的房间。他跑了北京的几个旧货市场，尝试买一些旧物品，却发现怎么也复制不了那种“生活的感觉”。

后来，他想到了让刘结章亲手复原自己的家。此时，刘结章一家已经搬出“民工楼”将近一年了，但被欧阳星凯拍摄到的所有家当，几乎一件都没丢。

“搬家的时候，我什么都舍不得丢，拿几十个袋子将所有东西都搬走了。”刘结章回忆说，就连房子里物件的摆放方式，“都全在脑子里”。

房间被拆卸之后，木床和木门被当成废品扔在大楼的天台上，刘结章去捡了回来。他又去废品站买了些木方子，重新搭起3层的木架子。在墙上挂上儿子那个印有超人图案的蓝色书包，在架子上摆上“电视机”，还有一家人的衣物、从村里带来的两罐剁椒、碗碟杯子等生活用品之后，那个4平方米的“家”又鲜活地出现在眼前。

经过简单的拆卸之后，这个房间先被大货车运到了平遥，参加2012年平遥国际摄影大展，接着又被运到北京。比起震撼，更多的参观者在这个小房间里收获了特殊的感动。

在北京的展厅里，一个女大学生走进房间，摸了一下凉席。屋里的许多物品都褪色了，显得破旧，但密密麻麻的日用品却让她感觉到一家几口“在这么小的地方努力活过”的痕迹。

一名高一学生也走了进去，关上木门体验了一番。坐在木板床上，她突然看见床脚边上一双新潮的高跟鞋，黑色的鞋面上镶嵌着密集的金色钉子。“我觉得，他们尽力想活得体面些。”这个女高中生说。

在欧阳星凯拍照的去年夏天，何玲就常常穿着这双高跟鞋，抱着小女儿去买菜，去逛商场。到了冬天，她则喜欢穿靴子、超短裙和黑丝袜，刘结章也穿起了亮蓝色的尖头鞋。

进城打工10多年，这对小夫妇已经习惯了城市里的生活。吃过晚饭，他们常常去逛超市，周末的时候，他们最爱到长沙的栀子洲看一场烟花表演。

他们甚至想过，在城市里，拥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

刘结章曾经装修过六七套长沙的廉租房。他好奇地打听申请条件，却发现申请人必须具备“长沙户口”。“像我们这种身份的，是不符合那种要求的。”他只好叹气。

他也帮一些“大老板”装修过“好房子”，有3层高的大别墅，也有敞亮的三室一厅。碰上业主，他总忍不住问一句：“老板，你这房子多少钱一平米？”但对方的回答总是让他感觉听到了一个“天文数字”。

有时候他会觉得“心里难受”。“他们的房子都有一百四五十平，光装修就花好几十万，我连自己的家在哪里都还不知道呢。”

但回到自己4平方米的小屋时，刘结章很少对何玲提起这些。妻子总是对他说：“哪怕再怎么苦，也不要让生活压迫我们。”

刘结章于是更用心地布置自己的小窝。别人不要的木柜子，他搬回家里放在“电视机”旁边，“恰恰合适”。别人装修门面时拆下来的小射灯，他又带回去安装在木架子顶上。微弱的橘黄色灯光射在墙壁上，小屋顿时温馨起来。

晚饭过后，他们偶尔也会像城里人一样，在小屋里喝一杯红酒“过把瘾”。两支高脚的红酒杯是刘结章“从别人家里捡回来的”，而红酒，则是何玲在超市花了19元买的。

这些房间仿佛让我看到了自己父亲的生活

“在外漂了这么多年，唯一让我有家的感觉的，就是这四平米。”住在“民工楼”里，刘结章常常这样对何玲说。

在这间小屋里，何玲怀里的婴儿长成了伶牙俐齿的小女孩。每逢暑假，他们还把留在湖南南县村里的大儿子接来团聚。夏天的夜晚，一家四口铺张凉席，睡在“民工楼”的天台上，下雨的时候再躲回屋里。木板床太小挤不下，儿子就睡在地上。

这样的日子，让刘结章感觉“心里温暖”。晚上，一家子总是挤着坐在床上聊天儿，看电视。偶尔，两个爱“争宠”的孩子也会吵起架来。

就是在这样的时刻，欧阳星凯走进了刘结章的小屋，按下了相机的快门。照片中，8岁大的儿子拉长了脸，眼里泛起泪光，委屈地直视镜头，小女儿则满脸倔强。小夫妇同时看着儿子，感觉有点好笑，又有点无奈。

拍摄这张照片的两个月后，刘结章一家就搬出了“民工楼”。这幢大楼日久失修，租房的生意渐渐不如从前，安全隐患也十分严重，已发生过几次小火灾。新的承包商要“清空改造”。在刘结章一家离开前夕，大楼里还住着大约120户人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做装修零工，每天在“民工楼”附近的立交桥桥底下等活儿。

在北京的展览现场，一部动画片生动地记录了这些农民工家庭被“清退”的过程：在190个小隔间的俯视图里，数百个小黑点迅速地滚动，离开，走得慢的，被一块巨大的橡皮直接擦去。最后，这块地方变成一片空白。

然而，有关四平米的印象，却依旧存在于许多农民工家庭的记忆里，甚至是一些不曾住在“民工楼”的人们的记忆里。

在北京798的展馆里，24岁的项安安在一幅照片前驻足良久。他出生于湖北农村，父母常年在广东中山打工，租住在一个大约10平方米的房间里。“比这大不了多少。”他指着照片说，“连布局都很像，也是这里搭一个小灶，那里放张木板床。”

中学放暑假的时候，他曾经坐长途大巴，到这间小屋里找父母团聚。如今，他已经读完了大学，到北京工作。但看着这些“特别真实”的照片，想起自己仍然在中山打工的父母，他的心里突然感受到“震撼和不安”。

“这个摄影师的镜头，就是他的良心。”这个年轻人用颤抖的声音说。

在微博上发布了“人民路”的展览资讯后，那日松很快看到了一句留言：“这些房间仿佛让我看到了自己父亲、自己叔叔的生活。”

甚至，在布展结束的那天，这个策展人还遇到一位认得“民工楼”的工人。离开之前，这位工人才说出自己也在长沙做过装修零工，曾经天天经过这幢“民工楼”。

“这个展览我们再熟悉不过了，这就是我们生活的写照。我们出来打工都是住几平米的房子，做饭、洗澡、睡觉全在一个屋。”他终于压抑不住激动。

“那你们在北京住的好吗？”那日松追问了一句。

这位工人指了指巨幅照片，自豪地说：“比这大一倍！”

那日松后来才回过神，令他们如此满足的，也就是8平方米而已。

我不可能永远停留在四平米

刘结章一家搬出“民工楼”的3个月后，大楼就变成了一家商务型宾馆。原本分隔开的四平米又重新合拢，成为大约20平方米的标准间。每一间房都拥有大窗户，加装了浴室，摆进了电视。

在人们曾经睡过的天台上，则架起了一个霓虹灯招牌，人们站在数百米之外，也可以发现这家崭新的宾馆。

现在，每次领着小女儿经过这幢大楼时，何玲还是会不自觉地看几眼。有好几次，在这幢大楼里长大的小女儿甚至一走近大楼就说“到家了”。何玲就笑着说：“这里已经不是家了。”

“只要你一踏出去，就不会再想回去了。”何玲说。在距离大楼大约300米外的一个招待所里，他们一家租了一间大约12平方米的房间，每月租金530元。房里有一张1.8米宽的大床，还单独僻出一个厕所。

刚租下房子的那天，她就迫不及待地拉上儿子，去体验一下。“啊，真是太舒服了！我们4个人并排睡都可以，不用滚下去了。”她高兴地对儿子说。在四平米里，她与丈夫长期都要侧着身子睡。

离开“民工楼”后，虢小球和两个女工友合租了一间两居室。那是80年代的房子，屋里不设厕所，墙灰大多已经脱落，但每个房间都有一扇窗户，空气对流。

“住在这里就像做梦一样！”虢小球说，打工这么多年，眼下的房子是她住过的最好的一间。她的儿女都已经开始工作。去年夏天，女儿研究生毕业后去美国的一所孔子学院教书。越洋电话里，女儿总对她说：“妈妈你不要打工了，我给你生活费。”

“我可以感受得到，他们都带着希望，觉得可以离开四平米这样的生活环境。”在北京的展厅里，那位不懂中文的韩国观众说，从照片里人们的“脸部表情”中，他读到了这点。

据欧阳星凯统计，许多“民工楼”的房客都搬到了8平方米、12平方米的房间，也有不少单身的打工者，在其他楼里继续租住4平方米的小房间。这些打工者普遍都在老家的村里建了房子，大多打算“有力气的时候”就留在城里打工，积攒一些钱后再回村里养老。

但刘结章与何玲有另一种“梦想”。去年年底，刘结章被一家装修公司聘用，最近刚刚开始接“大工程”。他计划着拼命干几年，在长沙“把住的问题解决了”。他甚至已经了解到，在长沙郊区，最便宜的两室一厅大概需要40万元。

刚进城的时候，何玲不能理解为什么人人都想“花几十万在城里买套小房子”。“只要给我十几万，回村就能盖一幢很好的房子了，宽敞明亮的。”那时她总是这样说。

可时间长了，她就发现村里和城里“太不一样了”。这种显著的差别，她最先是从孩子的身上发现的。每回到城里，儿子“就像很久没吃过饭一样，碗里的还没吃完，就要把桌上的全弄过来”，相比之下，从小在长沙生活的小女儿就淡定许多。她还留意到，城里七八岁的孩子见到大人“会主动喊叔叔阿姨好”，这一点，她的儿子从来学不会。

看到这些，何玲的想法“彻底改变”了。眼下，她最大的愿望就是在城里买套房子，把分别留在自己和丈夫老家村里的大儿子、二儿子都接过来，一家五口住在一起，“不用东一个，西一个”。

“我不可能永远停留在四平米，我还年轻，还有未来，还有希望。”刘结章这样对何玲说。这个年轻的男人一直相信，他能够“靠自己的双手，一步步往上面爬”。

不久前，他特意带妻子去参观一套自己正在装修的两居室。站在8楼的房子里，何玲打开了窗户。“那里的风凉飕飕的，还能看到长沙大片的风景。”何玲笑着回忆说。她总是幻想着，如果有一天，他们真的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她要在房子里贴满温馨的墙纸，再放几盆鲜花；孩子们的卧室，要用“喜羊羊”来布置，而她与丈夫的卧室，一定要铺上印有大红色玫瑰花的床单。